第五章 蔡京 政治是一门艺术2
六
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九月初三，宣仁太后崩逝，年已十七岁的哲宗皇帝亲政。
帝国重新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上。
又一个风云变幻的时刻即将到来。被打压了整整八年的新党人物纷纷把企盼的目光从四面八方抛向汴梁，而高居庙堂的旧党诸人看着血气方刚的年轻天子，仿佛又看见了昔日的神宗皇帝。他们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第一个让他们感到危险临近的信号是在九月末，朝廷罢免了苏轼的端明殿学士兼礼部尚书之职，让他出知定州（今河北定州）。此举让旧党们再也按捺不住恐惧之情。十月，中书舍人吕陶、翰林学士范祖禹、右司谏吕希哲（吕公著之子）等人纷纷上疏，试图把天子的思想继续锁定在“元祐更化”的框架之内，以避免厄运的降临。其中以范祖禹的奏疏言辞最为剀切：
陛下方总揽庶政，延见群臣，此乃国家兴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乱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也……必将有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为太皇太后过者，此离间之言，不可不察也……今陛下亲万机，小人必欲有所动摇，而怀利者亦皆观望。臣愿陛下上念祖宗之艰难，先太皇太后之勤劳，痛心疾首，以听用小人为刻骨之戒，守元祐之政，当坚如金石，重如山岳，使中外一心，归于至正，则天下幸甚！
范祖禹之疏文采斐然、掷地有声，致使苏辙阅后不禁发出“经世之文”的感叹，立刻毁掉自己已经写就的奏疏，只附名于范祖禹之后。
这些奏疏虽然写得慷慨激昂，但是呈上之后却如泥牛入海，哲宗皇帝一点反应都没有。
在这种微妙的时刻，皇帝的沉默似乎更能表明他绍述神宗的决心已经不可动摇。十一月，哲宗透露了复用章惇为相的想法，范祖禹大惊失色，极力劝谏。可哲宗一言不发，只给了他一个极度不悦的眼神。
一切尽在不言中。
与此同时，数月前已接到罢免诏命的苏轼却迟迟不愿动身，一直盼望能借辞行之机最后对皇帝进行劝谏，可一直等到十二月，天子依然不召他入对。苏轼只好黯然离京，临行前给皇帝上了最后一道语重心长的奏疏：
古之圣人将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明，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毕陈于前。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臣愿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其实，然后应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由此观之，陛下之有为，惟忧太早，不患稍迟，亦已明矣。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故进此说，敢望陛下留神。
可对于一心想追随先帝开创一番事业的哲宗而言，苏轼的谆谆告诫不但毫无作用，而且适得其反。哲宗虽然年轻，可他已经在大权独揽的祖母身边当了八年的傀儡天子，如今一朝亲政，不用说让他再“观望三年”，就算三个月恐怕他都等不了。所以苏轼用心良苦的一番话反而只能激起他的逆反心理，并且促使他加快了罢黜旧党、复用新党的步伐。
次年二月，新党人物李清臣被擢升为中书侍郎，邓温伯被擢升为尚书右丞。绍述神宗的事业开始提上议事日程。三月，我的弟弟、时任陈州知府的蔡卞被复用为中书舍人。同月，旧党的首席宰相吕大防被罢免，出知永兴军；门下侍郎苏辙被罢免，出知汝州（今河南汝州）。四月，另一个新党人物张商英入朝担任右正言，由于贬谪日久，积怨甚深，所以一上任便利用他的谏官职权不遗余力地对元祐诸臣发起攻击，在奏疏中强烈抨击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刘挚、吕大防、梁焘、范祖禹诸人。同月，新党的领袖人物曾布在江宁知府任上被起用为翰林学士，不久又擢为同知枢密院事。
也是在这一年四月，被贬谪到地方上达九年之久的我也终于随着新党的重新得势而否极泰来，回朝担任代理户部尚书。
我回到汴京数日之后，亦即四月十二日，京师的上空忽然出现“白虹贯日”的壮观景象。新党诸人和哲宗皇帝皆大为感奋，即日将年号改为“绍圣”。
同日，天子下诏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
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四月二十一日，新党的另一领袖人物章惇回朝担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亦即首席宰相。
一个尽废元祐旧政、绍述神宗大业的时代就此拉开了序幕。
一切就像是一场不可思议的轮回。绕了一大圈，我们的帝国又回到了熙宁时代的原点。
面对如此反复无常的世事，面对如此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一个人除了唏嘘感叹之外，是否还应有所顿悟？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反正当我在四十七岁这一年千里迢迢地回到汴京、感慨万千地迎来我仕途生涯的第二次辉煌的时候，我隐约感到长期困扰我的那个问题已经有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如果这个时候你问我：政治应该是一门什么样的艺术？
我会告诉你：政治应该是一门“变化”的艺术。
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和我所喜好与擅长的书法其实神韵相通。在被贬谪的九年里，我失去了显赫的地位，却意外获得了一份淡定从容的心境。一管狼毫、一张宣纸，就足以让我忘记仕途的沉浮与人间的纷扰。如果说我在书法上的艺术造诣正是得益于这段岁月的沉潜和浸**，那么我对政治艺术的崭新领悟也应该要归功于这段不可多得的沉思时光。我记得曾经跟你们说过，我一心以为政治就是站队的艺术。这话其实没错，可惜只是入门级的水平。学会站队就跟书法的学会临帖一样，你跟随的是别人的政见和笔意。在进退之际，在起落之间，你都是茫然无助的，说难听点就叫依葫芦画瓢。在这点上，元丰八年那场拥立储君的风波就很能说明问题了。当新党的集团首脑蔡确贪图定策之功的时候，我就要被迫跟在他后面准备跟别人动刀子。其实我当时就觉得他那么做不太高明，可是我没有办法。因为他是老大。
从书法这方面来说，刚学会临帖的人也是这样，往往只懂得谨守法度、依傍门户。可就算你学会了用笔的提、按、顿、挫，用墨的枯、润、浓、淡，笔势的顺、逆、圆、转，节奏的轻、重、快、慢，可对于布局、章法、风格，很可能你还是一团懵懂，更遑论把握其中的气韵、神采、意境。
而从政治这方面来说，你一旦以一种从一而终的思维选择了一个利益集团，就只能跟着它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觉得这有点提着脑袋上去押大小的味道，危险系数太高，而且很不合算。道理很简单——脑袋只有一个，万一遇到非常时局，很可能你站错一次队就再也玩不起了。假如当时蔡确的对手是一个强悍角色，说不定在那年的立储风波中我就跟着他蔡确一道玩完了。
所以，无论书法之道还是从政之道，你都必须摆脱一家一派的法度束缚，抛开门户之见，而后才可能进入更高的境界。很多人说我的书法“姿媚”“飘逸”“沉着”“利落”等，他们说的固然都没错，但实在没有说到点子上。我的书法之道如果要用一个字归结起来，那就是——“变”，也就是所谓的“学无常师、法无定法”。我在书法上初师本朝的蔡襄，不久弃之，改学唐代的徐季海、沈传师，后又厌弃，改学初唐的欧阳询，其后又改弦更张，直溯东晋“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如此反复多变，博采众长，最终才自成一体。
书法人人会写，但是要入流、要有品，要企及最高境界，你就必须有属于自己的独到见解和精微领悟。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很愿意就这个话题向你们贡献一点我的独得之秘。
要通过什么途径企及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
我告诉你们，也是在于这个“变”字，具体言之，就是要取法于千变万化的大自然和世间万物，亦即所谓的“师法造化”。历代书圣无不从此间入、亦无不自此间出。
如“小篆”鼻祖李斯尝言，下笔之前当如“鹰望鹏逝”，落笔之后亦当如“游鱼得水，景山兴云”；王羲之见白鹅游水之姿，悟出“浮鹅钩”的笔势；张旭见公主挑夫争路、公孙大娘舞剑，悟出结构点画的争让穿插关系与用笔的疾徐、节奏；褚遂良见长矛锥锋画入平沙地里，沙形两边凸起，中间凹成一线，遂有“锥画沙”之笔法，使笔锋行于线条之中，不显起笔、止笔之痕迹，而有质感、力感与涩感；怀素观夏云因风变化无常势，悟草书亦当如飞鸟出林、惊蛇入草，遂有“自言转腕无所拘、大笑羲之笔阵图”之语；颜真卿观雨水渗入壁间，凝聚成滴徐徐而下，遂创“屋漏痕”之说，悟出用笔须藏锋而迟涩，因而“雄秀独出、一变古法”……
凡此种种，皆乃从造化之变中汲取灵感的范例。一臻此境，无论短锋长锋、有笔无笔，纵使一枝枯竹、一把笤帚，亦能随心所欲，自由驰骋，尽得书法艺术之妙。
就像我在元祐时代的九年里最终企及了书法艺术的巅峰一样，我通过这九年的反复思考，最后又与绍圣元年的政治变局相互印证，终于领悟到政治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是在于“变化”。
归根结底，这不仅是书法艺术和政治艺术的精髓，这同时也是我的一种哲学领悟。小到个体生命，大到整个世界，乃至整个宇宙，“变化”都是永恒的法则。
大化流行，无物常住，万物才得以生生不息。
只有顺应这样的法则，你才能不断地绝处逢生，并且不断获得一个又一个更加崭新更加广阔的舞台和世界。
七
在整个绍圣时代的五年间，朝廷在章惇的主持下对元祐旧臣展开了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先是追夺了司马光、吕公著等人的赠谥，继而又险些将其斫棺暴尸；其后又将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范纯仁等人一贬再贬，直至流窜岭南。与此同时，我和弟弟蔡卞也当仁不让地加入了绍述神宗新政的行列中。蔡卞升任翰林学士，并以兼知院事和国史院修撰之职负责重修《神宗实录》，将元祐时代被旧党篡改诬毁的部分予以了彻底修正，并促使哲宗以“诞谩不恭”的罪名贬谪了元祐史臣范祖禹、赵彦和黄庭坚。
而我则是把目光着重放在恢复新法上面。当章惇等人准备罢废“差役法”却又久议不决的时候，我对他说：“只是采取熙宁成法施行而已，还讨论什么呢？”最终促使章惇下定决心恢复了“免役法”。就是这件事导致同僚和时人对我腹诽不已。他们说元祐元年司马光罢废此法时我是执行得最卖力的，现在要恢复此法我又是最坚决的，可见这个蔡京是个反复多变的奸诈小人。
由于我的“多变”，不久后我就摘掉了头上那顶令人讨厌的“代理”帽子，转为正式的户部尚书。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七月，我又奏请哲宗“检会熙宁、元丰之青苗条约以示天下”。我之所以如此不遗余力地绍述新法，当然不是说我认为新法一定是利国利民之举，更不说明我对新法还有感情上的认同，而仅仅是因为这么做对我有利罢了。同年十月，我弟弟蔡卞升任尚书右丞；而我则调任翰林学士兼侍读之职，继蔡卞之后负责监修国史。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五月，谏官孙谔上疏哲宗，婉转地批评了“免役法”，我立刻对皇帝说：“谔论役法，欲伸元祐之奸，惑天下之听。”随后孙谔便被罢去左正言之职，出知广德军。我从此越发获得皇帝信任，于是在这一年七月又晋升为翰林学士承旨，有了更多接近天子的机会。我相信，不用多久，我就可以进入宰执的行列。
然而，这个一贯诡谲善变的世界再次跟我开了一个玩笑，也跟我们的帝国开了一个玩笑。短短三年多之后，亦即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的正月十二，年仅二十四岁的哲宗皇帝突然驾崩，给帝国留下了一个空空****的帝座，也留下了一个叵测的未来。
哲宗唯一的一个皇子早已先他夭折，而国不可一日无君，接下来要让谁来当这个天子？
当然只能从神宗其他的儿子、也就是哲宗的弟弟们中间挑一个。
问题倒不在于挑谁来当，而是由谁来挑？
皇太后向氏应该是最有决定权的人。而她当然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因为谁拥立天子谁就能在新朝中掌握大权。这是毫无疑问的。
向太后的心中其实早已有了人选，她却很讲究策略。她把几个宰辅重臣召来，一边抹眼泪一边说：“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嗣，事须早定。”
首席宰相章惇自认为在这种大事上责无旁贷，就以不假思索的口吻说：“当立同母弟简王。”
章惇太自信了。他以为他面前的这个妇道人家是向他征求意见来了，所以他当仁不让地企图抢一个拥立新君的首功。
向太后不动声色地瞥了他一眼，说：“老身无子，诸王皆神宗庶子。”意思是反正哲宗也不是她亲生的，所以也不一定要选哲宗的同母弟。
章惇想了下，说：“若不以嫡庶，则应以长幼，故申王当立。”
向太后不想再跟这个过度自信的宰相浪费时间了，所以立刻抛出了她的真实意图：“申王病，不可立；先帝尝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当立。”
太后所说的端王就是我们日后的徽宗皇帝赵佶。章惇如果聪明的话，这时候就应该顺水推舟了，可他居然还不想放弃，直捅捅地顶了一句：“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没过多久我们的这位首席宰相就因为这句大逆不道的话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先是遭罢黜，此后又被一再贬谪，最后死于贬所。诚然，章惇的这句话起码有一半是出于公心。因为我们日后的这位徽宗皇帝的确有一大堆毛病，甚至不是用一个“轻佻”就可以概括的。可这有什么办法？纵观中国历朝历代，有几个天子是凭道德和能力上位的？除了那些开国之君，绝大多数皇帝甚至比我们日后的徽宗赵佶还不如。皇帝如此，大臣又何尝例外？很多权臣都是被后世指责为不学无术的，还不是照样大权独揽，作威作福？
章惇的那句昏话刚一出口，一贯与他不和的另一宰执曾布紧紧抓住这个机会，厉声呵斥道：“章惇，听太后处分！”
帝国的新时代就在曾布的这一声怒喝中隆重开场了。
曾布因为这一句话而当之无愧地成为新时代的宠儿。
日后的章惇在凄凉的贬谪之路上肯定深刻理解了“祸从口出”这句成语；而新宠曾布在高高的庙堂上肯定也经常在回味“一怒而天下安”这句老话。
端王赵佶就在这一天即位了。虽然他年已十八岁，可在我们心忧天下的向太后眼中，他当然只能算是个孩子，所以我们的向太后就继宣仁太后之后毅然挑起了帝国的重担——临朝听政。
而碰巧的是，向太后和宣仁太后一样——一点也不喜欢新法。
也许这并不是碰巧。可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帝国还是不可避免地开始了新一轮的乾坤倒转。赵佶即位仅仅十多天后，刚刚上任吏部尚书的韩忠彦立刻被擢升为门下侍郎，进入宰执行列。而这个韩忠彦正是元祐旧臣韩琦的儿子。
接下来要发生的一切就毫无悬念了。
韩忠彦在向太后的授意下立即着手对章惇执政以来的政坛进行大面积清场。而我首当其冲成为第一批遭罢黜的人，于这一年三月被罢为端明殿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出知太原。之所以首先从我开刀，是因为曾布一直以来就对我在哲宗时代的迅速上位深怀戒惧，所以想借此除掉我。我一边让我弟弟蔡卞向皇帝求情，一边利用我在宫中交结的宦官向太后进言，说《神宗实录》被元祐党人篡改得面目全非，而我一直在努力修复，要将我逐出朝廷应该也要等我修完国史之后。我知道此举肯定能奏效，因为向太后不可能对她的丈夫遭人诬蔑而无动于衷。果然，四月初，太后就迫使皇帝收回成命，恢复了我的翰林学士承旨之职。可曾布不依不饶，对徽宗说：“蔡京、蔡卞怀奸害政，党援布满中外，善类义不与之并立，此必有奸人造作言语，荧惑圣听。”徽宗无奈地说：“无它，皇太后以《神宗史》经元祐毁坏，今更难于易人耳。”
数日后，韩忠彦升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成为副相，实际上是架空了章惇。五月，朝廷的言官御史几乎换成了清一色的元祐党人，继而接二连三地对章惇、我和蔡卞发起猛烈的攻讦。与此同时，朝廷又对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等三十三名元祐旧臣予以了全面平反。几天后，蔡卞被罢知江宁（今江苏南京）。九月，章惇被罢知越州（今浙江绍兴），不久又贬为武昌军节度副使。十月，韩忠彦升任首席宰相，曾布升任副相。
曾布一入相，我就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了。此后短短的一个多月里，曾布指使御史极力弹劾，将我一贬再贬。先是在十月把我罢为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我还没来得及动身，十一月就又改变了主意，把我改知江宁府；我尚未赴任，几天后又罢免了我的江宁知府之职，把我贬为杭州洞霄宫提举。
最后这个怪模怪样的官职是有宋一朝的一大特色。顾名思义，就是管理地方上的道教宫观，既无政务、也无职权，只领食禄。可想而知，被贬到这个地步的官员基本上已经没有政治前途可言。一般人至此，完全可能变得抑郁不振、心灰意懒，最后就像一只可怜的寄生虫一样被朝廷养在道教宫观里了此残生。
可我不会。
因为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从绍圣时代起，我对自己生命中和仕途上每时每刻都可能出现的变局已经不再有恐惧感，也不再有憎恨心，有的只是冷静和从容。我相信每一个变化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机会，每一度厄运降临都孕育着一丝希望。当上天为你关上一道门，它肯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可前提是——你不能让自己轻易地陷入颓废和绝望。你要相信，命运的每一种安排都是大有深意的。它让你入局是要培养你的雄心，它让你出局也是在锻造你的冷眼。眼前开阔的时候，你可以全力以赴去追求你的目标，一旦无路可走，你就要停下来调整你的步骤和方向。二者对你都是有益的，所以你不能轻言失败。用你们今天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即使命运给了你一个酸柠檬，你也要把它榨成柠檬汁卖给别人。
所以我并没有把提举杭州洞霄宫视为我仕途的终点。相反，我认为这完全有可能是一个崭新的起点。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我此刻的心境并不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幻想——短短一年多后，我就从杭州洞霄宫走了出去，并且走上我个人仕途和帝国政坛的顶峰，成为徽宗时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相。
这一切当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它来自我面临巨变时冷静的思考和积极的行动。换句话说，我并不是被动地顺应变化，而是随时随地都在主动地寻找机会和创造机会……
我想你们应该还记得，徽宗赵佶是一个被章惇视为“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的人。章惇所谓的“轻佻”，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是指我们这位年轻天子对书画珍玩的强烈喜好和艺术追求。而你们也知道，我的书法造诣在其时的北宋天下不但享有盛誉，而且可以说首屈一指。所以我知道，凭借我与天子的这个相同点，我就完全有机会把命运给我的这个“提举杭州洞霄宫”的酸柠檬榨成可口的柠檬汁。而巧合的是，徽宗即位不久就在杭州设立了一个“金明局”，专门搜求三吴地区的各种名贵书画和古董珍玩。于是，在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当那个名叫童贯的宦官奉旨来到杭州、作为金明局的供奉官为皇帝搜求各种宝贝的时候，我立刻意识到，我翻身的机会来了。
我开始刻意交结童贯，与他朝夕相处，将我的屏幛、扇带之类的书画作品源源不断地通过童贯之手献给天子，同时附上了我的一些奏疏。此外，我还不遗余力地帮童贯把杭州民间收藏的许多书画珍品搞到手。童贯回京复命后，徽宗龙颜大悦，逐渐对我产生了好感。此后，我又通过各种渠道把我的一些得意之作送给了宫中的一些宦官和侍妾，所以徽宗总是有机会听见各方面对我的赞美之词。再加上我在朝中的好友如起居郎邓洵武、左阶道录徐知常和太学博士范致虚等人的一致推崇，徽宗遂下定决心重新起用我。这一年的十二月末，我被擢为龙图阁大学士、知定州（今河北定州）。
第二年，向太后病逝，徽宗亲政，改元“崇宁”；顾名思义，就是“尊崇熙宁”。如果说此前的“建中靖国”年号表示皇帝所走的是一条温和的中间路线，那么这次改元则意味着年轻的徽宗皇帝将追随父兄，让熙宁新法再次回到帝国的政治舞台上。
随着政治气候的逐步转暖，我开始时来运转、步步高升。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二月，我被擢为端明殿学士，改知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三月，我重新回到朝廷，复任翰林学士承旨、仍兼修国史；五月，晋升为尚书左丞。与此同时，首席宰相韩忠彦与副相曾布在无休无止的斗争和倾轧中引起了徽宗深深的反感，最终两败俱伤，在这一年五月和六月双双被罢黜。我踌躇满志地看着那张空空****的相位，相信它已经非我莫属。
七月，我如愿以偿地升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亦即副宰相。任命书下达的这一天，徽宗皇帝在延和殿赐坐。皇帝说：“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
我立刻起身，伏地顿首，朗声道：“臣一定鞠躬尽瘁、尽死效忠！”
那一刻，我听见自己豪迈的声音在空旷的大殿上久久回**，预感到一个属于蔡京的时代即将来临。
八
我入相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仿照熙宁年间王安石设置“条例司”一样，设立了一个“讲议司”，由我自任提举；凡是主要政务如宗室、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等，全部划归讲议司掌管；同时我起用了吴居厚、王汉之等十几个心腹分管其事。我如此施设的直接目的就是把整个朝政大权紧紧抓在自己手中。当然，我表面上高举的是绍述神宗新法的旗帜，而且一切均以王安石当年的举措为指南，可说句老实话，熙宁新法是王安石的新法，崇宁新法却是我蔡京的新法，二者形同实异，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原因其实很简单，王安石以天下为己任，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可结果不但没有达到强国富民的目的，还搞得天怒人怨、众叛亲离，何苦呢？所以我一旦执政之后，绝不会再重蹈他的覆辙。
如果说王安石变法追求的是天下和百姓的利益，那么我所追求的只能是天子和我本人（包括以我为代表的集团）的利益。我也曾经渴望一生践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为国家和百姓谋福利，可为什么到头来我放弃了这一切，甘心蜕变为一个唯利是图的现实主义者呢？除了我个人的原因，是否也应该追究一下客观原因？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的整个仕宦生涯可以视为北宋末年官场政治的一个缩影。我经历了一连串具有典型意义的党派斗争、个人倾轧、政局反复、仕途沉浮。我不知道你们对此作何感想，反正当我日后作为一个局外人回顾这一切的时候，我只有一种深深的无奈感。所有这一切纷纭乱相归结到最后，无非就是**裸的利益争夺。每个人表面上都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骨子里都是一己利益在驱动。
至于说如何才能让人们的利益诉求“有序化”和“良性化”，对不起，我所学习的儒家思想没有告诉我，因此只能有待你们去寻找和建立。但是有一点我还想强调一下，所谓的“良性有序”也只能是程度上的，而不是根本性质上的。因为人性永远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改造，只能尽最大努力进行疏导、制约和转化。而且哪怕仅仅是实现“良性有序”，很可能也是“路曼曼其修远兮”的，切勿操之过急，否则只会适得其反。
从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七月入相之后，我开始全方位推行“蔡京新法”。当然其中有一些也是对王安石变法的继承，比如这一年八月我就促使徽宗下诏全面罢除科举法，在天下各州县实施“太学三舍法”。也就是在各县设立“小学”，结业后经过考试升入“州学”，各州学三年一次考取京师的“太学”，将考生按成绩分成三等。上等升入太学的“上舍”，中等升入“次级上舍”，下等升入“内舍”，其余未入等的暂入“外舍”学习。太学三舍也是通过每年的公开考试按成绩逐级晋升，上舍生经过毕业考试产生的优等生可由中书省直接派官。
其实此法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说它对中国古代教育具有一种革命性的意义也不为过，其目的在于革除科举的弊端，真正培养“学以致用”的经世型人才。王安石认为，科举一味“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只是在“取士”而已，只有太学法才是在“养士”，也就是通过各级学校教育培养出真才实学的人。我这里可以引用一段他的原话：
今人材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具论纷纭，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举法败坏人材，致不如古。
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今欲追复古制，则患于无渐。宜除去声韵对偶之文，使学者专意经术。则士皆务实用以为学，本义理以为文，而不为无益之空言矣！他日出而为国家用，其为补益，盖亦不小。
在教育改革方面，我对王安石的思想是甚为服膺的。“太学三舍法”基本上就是对王安石的全盘继承。所以你们也不宜将“蔡京新法”全盘抹杀。
当然，除了科举改革，我执政以后全力以赴在做的，主要还是党同伐异，对此我也不敢讳言。比如这一年九月，我就把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秦观等一百一十七名元祐旧臣列为“奸党”，请徽宗御书刻石，树立于端礼门外，号曰“党人碑”。同时我又按照“同己为正，异己为邪”的标准把元符年间的大臣分成正、邪各三等，被我列入正三等的有邓洵武等四十一人，列为邪三等的有范柔中等三百一十二人。凡列入正等者一律表彰拔擢，列入邪等者一概降职贬谪，臣僚中有与奸党同名者并令改名。随后我又对帝国政坛进行了彻底清洗，把仍然在职的元祐党人全部罢黜流放殆尽。后世史家称这是继东汉之后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党锢之祸。
我这么做固然有些变本加厉，可事实上这不过是元祐复辟以来一连串激烈党争的一个延续和深化而已。换句话说，我并不是始作俑者。
九
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正月底，我终于升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正式作为首席宰相登上了帝国政坛的最高峰。从这一年起，我开始全方位地推行经济和财政改革。当然，这些改革都无一例外地打上了“蔡京新法”的烙印。因为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天子和朝廷的利益服务。至于民间和百姓的利益，基本上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后世史家据此抨击我“搜刮聚敛”，我承认他们说得没错。
这一年二月，我恢复了“榷茶法”，也就是茶叶的官方专卖制度。我奏请徽宗在荆、湖、江、淮、两浙和福建这七路产茶地设置茶场，由官府直接管理茶叶的生产销售，禁止民间私自交易。此法一行，当年就给朝廷增加了上百万缗的财政收入。
紧接着，我又对原有的盐业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全面实行“盐钞法”。一方面是由中央及其派出机构直接管理盐业，把权力从地方收归中央，垄断盐业利润；另一方面规定，盐商必须向官府交钱购买盐钞，再到产盐地换购食盐，同时旧钞作废。法令颁布后，我就开始不断印制新盐钞以替换旧盐钞，让盐商加钱换钞；而新钞发行不久，马上宣布作废，又换新钞。通过这种手段促使旧钞贬值，将由此产生的差额利润源源不断地收归朝廷。第二年此项收入就刷新了历史纪录。唯一的副作用是，因此破产和自杀的盐商比比皆是。
可我只能对此视而不见。
此后我又在币制、赋税等多方面进行了改革，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迅速增加中央的财政收入，让徽宗皇帝的腰包鼓起来，让他一边对我心怀感激一边随心所欲地花钱。
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正月，为了感谢我，天子赐予我的长子蔡攸进士出身，官拜秘书郎。此时国库的积累已经达五千万，我对徽宗说：“既然已经富足了，就应该大兴礼乐。”皇帝非常高兴，从此开始大兴土木、沉迷声色。
五月，我进位为司空，封嘉国公。六月，天子下诏以王安石配享孔庙。
与此同时，我继续不遗余力地打击元祐党人，不仅规定旧党子弟一律不准在京畿任职，而且禁止宗室子孙与旧党的子弟亲族通婚，此后又下令党人子弟无论有官无官一律不得在京居住，必须往各路迁移安置。到这一年六月止，我又把列入元祐党籍的人数由原来的一百一十七名扩大到三百零九名，甚至把新党领袖章惇、曾布、王珪等人也都圈了进去，并奏请徽宗下诏在全国各州县刻石立碑。
从我当上宰相的那一天起，在我眼中就没有新党旧党之分了，有的只是“顺我”和“逆我”之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任何人也不例外。
包括我的弟弟蔡卞。
自从我入相之后，蔡卞心里就老大不乐意。他总觉得自己入朝在先，入相也应该在先，而今被我后来居上，嫉妒之情油然而生，于是在许多政务上便与我时有抵牾。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正月，我为了报答宦官童贯的荐引之情，就准备封他为陕西制置使，蔡卞却公然提出反对，认为不宜让宦官出任边境重地的军职，不然“必误边计”。我大为不悦，索性在天子面前参了他一本，几天后就把他贬出了朝廷，出知河南府。
我不允许任何人成为我的绊脚石——即便他是我的亲兄弟。
正应了章惇说过的那句话，我们这位“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的徽宗皇帝即位数年后，对政治的兴趣始终不大，对艺术的追求却日益强烈。
我很高兴。我觉得自己跟当今天子不但极为投缘，而且简直称得上是绝配。我把政治视为一门艺术，而他则把艺术当成了政治。他不但对其投入了一个皇帝所能有的最大热情，而且不惜倾天下之力、竭天下之财以满足他的种种喜好。古往今来，还能找到第二对像我们这样的君相吗？
为了投天子之所好，我特意在朝廷设置了一个“造作局”，在苏州设立了相应的“应奉局”，由我的好友、苏州巨富朱冲、朱勔父子主持，专门负责在江南地区搜罗各种奇花异石进贡天子。由于这些花石贡品都是由运粮船（十船为一纲）装运，遂称“花石纲”。每当花石纲从江南起运，往往是千百艘船前后相接、绵延于淮河与汴河之上，其场面甚为壮观。朱冲、朱勔因“花石纲”之功而入仕，在地方上显赫无比，许多地方官纷纷投其门下，时人讽之为东南小朝廷。
连我手下的权势都如此炽盛，那我本人在其时的权势之隆更是不必多说。虽然称不上一手遮天，但起码也是呼风唤雨。可是，正当我陶醉于权力带来的巨大喜悦中时，又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变化突然降临。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正月初，京师的天空出现奇异的彗星，长长的彗尾扫过一整片天空。你们也知道，我们这个时代一直是把地上的人事和天上的星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异星一现，徽宗立刻惶惶不安，下诏让中外臣僚直言朝政缺失。几天前刚刚当上中书侍郎的刘逵当即上奏，称此乃党锢之祸所致，应毁元祐党人碑，解除对党人的一切禁制，才可消弭天灾。
这个刘逵不是别人，正是我多年来一力提拔的心腹。可他的这番言论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我。
这显然属于恩将仇报。之所以会有这种举动，我想原因也很简单——捞取他个人的政治资本，实现夺权的野心。就像当年吕惠卿对待王安石一样。
徽宗闻言，当天大半夜就命一帮宦官捣毁了端礼门前的党人碑，几天后大赦天下，解除一切党禁。二月初，我被罢去宰相之职，贬为开府仪同三司、中太一宫使。同日，另一个我曾经大力荐引而后来又与我反目的大臣赵挺之被擢为副相，代替我执政。
这就是善变的政治。
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尽管我觉得意外，但并不感到沮丧。因为我深知：政治就是变化的艺术。这一次变化表面上是因为偶然的星变，实际上真正的原因是：徽宗皇帝虽然对我颇为赏识和信任，可作为一个刚刚即位不过数年的年轻皇帝，面对一个大权独揽、政治经验丰富的宰相，他的内心深处肯定会感到强烈的不安，所以他必须借此机会挫挫我的锐气，让我不至于僭越犯上。
所以对于这次罢免，我一点也不悲观。我认为这充其量只是我宰相生涯中一个短短的间歇而已，它绝不是终点——因为热爱艺术的徽宗皇帝离不开我。非但如此，我还要感谢这次变化——因为它的出现使我那些潜在的对手自动暴露，正好可以让我在他们羽翼未丰之前把他们剪除，然后重组我在朝中的势力，起用一些真正对我忠心的人。
我一点也不着急。
十
赵挺之和刘逵当政的这一年，将我推行的那些改革举措一一罢废。赵挺之老谋深算，知道我蔡京很可能会东山再起，所以凡事都留了一手，每次奏请皇帝时都只是开了一个头，让急功近利的刘逵接着往下说。被强烈的权力欲烧坏了脑子的刘逵不但没有察觉这么做的危险，还自以为抢了头功，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
对付刘逵这种浅薄狂妄的角色，根本就不需要我亲自出手。在这一年末，我估摸着天子开始想念我了，立即授意我的心腹大臣向皇帝进言：“京之改法度，皆禀上旨，非私为之。今一切皆罢，恐非绍述之意。”皇帝频频点头。我一看时机成熟，几天后便让御史余深和石公弼对刘逵发起弹劾，说他“专恣反复，尽废绍述良法，启用邪党”等。几天后徽宗就罢免了他的中书侍郎衔，让他出知亳州（今安徽亳州）。
要和我斗，刘逵还嫩了点。
第二年，也就是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正月初，我不出所料地回到了首席宰相的任上。距离我罢相的时间，还不到一年，就像是度了一个长假。
三月，赵挺之被罢为佑神观使，几天后就抑郁而终。赵挺之罢相当日，何执中被擢为门下侍郎，邓洵武为中书侍郎，梁子美为尚书左丞，朱谔为尚书右丞，郑居中为同知枢密院事。整个宰执班子清一色都换成了我的人。同一天，我的长子蔡攸升任龙图阁学士兼侍读。
是年底，我又进位太尉；第二年春，进位太师。
可是，我并不认为自己从此就会太平无事、安居相位。因为我早就说过，变化是永恒的法则。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六月，我二次被罢相。
原因与上次并无多大不同。
因为天空中永远都会有让世人乐于附会的种种“异象”。而每逢这样的时刻，便会有刘逵式的野心家试图踩在我的头上搏出位。这次利用星变攻击我的人是石公弼。就是那个在我复相时曾经出过力的御史。为了报答他，我复相后便将其擢升为御史中丞。可人心从来是不知足的，尽管有刘逵和赵挺之的前车之鉴，石公弼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他们的老路。
事情的起因是天子宠幸的一个占星师郭天信，此人曾因准确预言“端王当有天下”而获得天子的青睐。这一年他眯着那双貌似能看穿一切的眼睛凝望着太阳，然后说了一句让皇帝胆战心惊的话。他说：“日中有黑子，陛下您看见了吗？”言下之意就是天子身边有小人。
而我们的徽宗皇帝只是一个艺术家，不是政治家。他在政治上历来毫无主见，上天的任何一种变异都会让他视为可怕的警告。就在皇帝吓得六神无主的时候，野心家们就意识到机会来了。石公弼立刻联合手下御史张克公，一连上了数十道弹劾我的奏疏。于是我们的艺术家天子就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把我再一次罢免了。皇帝进封我为楚国公，让我以此爵位致仕，但仍留朝中负责编修《哲宗实录》。
石公弼担心我像上次那样卷土重来，不久后就上奏天子：“蔡京盘旋京师，余威震于群臣。愿持必断之决，以消后悔。”随后他的手下御史又接连上疏，目的就是想把我撵出京师，让我永世不得翻身。
可他们办不到。
原因我也说过，我们的天子根本离不开我——就像他根本离不开艺术和享乐一样。
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四月，又一颗彗星划过长空。我无奈地想，看来这一次假期要稍稍延长了。果然，几天后徽宗就赶紧让言官指陈缺失。御史张克公抓住机会又上了一道慷慨激昂的奏疏。由于此疏颇有文采，而且代表了当时舆论对我的普遍谴责，所以我特意将它收录在此，让我们奇文共欣赏：
蔡京顷居相位，擅作威福，权震中外。轻锡予以蠹国用，托爵禄以市私恩。谓财利为有余积，皆出诞谩；务夸大以兴事功，肆为搔扰。援引小人，以为朋党；假借姻娅，布满要途。以至交通豪民，兴置产业。役天子之将作，营葺居第；用县官之人夫，漕运花石。曾无尊主庇民之心，惟事丰已营私之计。若是之类，其事非一，已有臣僚论列，臣更不敢具陈……骇动远迩，闻者寒心，皆足以鼓惑天下，为害之大者也。
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二月，天子终于又想念我了，于是下了道诏书：“太子太师致仕蔡京，两居上宰，首建绍述，勤劳百为，降秩居外，洊历岁时。况元丰侍从被遇神考者，今则无几，而又累经恩霈，理宜优异。可特复太师，仍为楚国公，赐第京师。”
这是我第三次回到权力核心，但可惜的是，我头上的乌纱是“太师”。虽然我在朝中仍然拥有实权，但这个职位在整个有宋一朝都是个虚职，对此我很不满意。所以在这年九月，我开始改革官制：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宣布三公乃真宰相；又立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以三孤为副相；改侍中为左辅，中书令为右弼；尚书左仆射为太宰兼门下侍郎，右仆射为少宰兼中书侍郎。
相信你们都看得出来，我之所以会对官制作出这样的改变，目的就是恢复我自己的宰相职权。这一年十一月，天子又进封我为鲁国公。不久后我就随便找了一个借口，把石公弼逐出了朝廷，贬为秀州团练副使。
从这一年起，我为了迎合天子，开始下大力气兴建一系列大型的土木工程，目的就是打造一个“政通人和、四海升平”的盛世景象。我郑重其事地向徽宗提出了《周易》中“丰、亨、豫、大”的思想，意思是当今天下太平、国富民强，天子就应该安于享乐，不必担心臣民们说三道四。我儿子蔡攸更是对皇帝说：“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能有几何，何必自寻烦恼！”
万岁山的营造和花石纲的进贡不免耗费了民间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一时天下骚然、民怨沸腾。后世史家经常说此举间接导致了宣和年间的方腊之乱。对此我也不敢否认。
此山历时六年竣工，徽宗皇帝喜不自胜，将其更名为“艮岳”，并御笔亲书《艮岳记》，以表达他的喜悦之情。
也是在政和年间，我的整个家族权势达到了顶点。天子曾轻车小辇、七次临幸我的府第，命坐、赐酒，席间都采用家人的礼节。我的三个儿子蔡攸、蔡儵、蔡翛和一个孙子蔡行，皆官至大学士，同朝秉政；另外还有一个儿子蔡鞗娶了一位公主。蔡攸深受天子赏识，经常接受召见；他的妻子宋氏也可以自由出入宫禁。
即便如此，我还是遭到了第三次被罢相的命运。
可这次不是因为天上的彗星，也不是因为太阳的黑子，而是因为又一个居心叵测之人的强势崛起。
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我的长子蔡攸。
十一
蔡攸在政和年间，地位不断上升，天子宠幸日隆。于是他就像所有利欲熏心的人一样，开始觊觎我的宰相之位。我在朝中的一些政敌又从中挑拨离间，蔡攸遂自立门户，搬进了天子另外赐给他的宅第，与我形同楚越。
有一天，蔡攸假惺惺地来探望我，一进门就忙不迭地抓起我的手作听诊状，然后别有用心地说：“父亲大人脉势微弱，是不是身体有何不适？”
我冷冷地瞥了他一眼，说：“没有。”
等他一走，我一声长叹，对身边的人说：“此儿想以我生病为借口，让皇上罢免我。”
那一刻我无比伤感。
不过我转念一想，既然当初我为了个人的权力可以把亲弟弟蔡卞逐出朝廷，现在我儿子蔡攸凭什么就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凭什么就不能为了他的个人利益把亲生父亲搞下台？为了权力，兄弟可以反目，父子为什么不能操戈？
想到这里，我还能说什么？
我只能苦笑。
然而我又想，类似这种事情，古往今来也不见得只有我蔡京一例吧？
到最后，我也只能用这个想法安慰自己了。
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六月，我以太师、鲁国公、神霄玉清万寿宫使等职衔致仕。
这一年我七十三岁。也许你们以为我的仕途将到此结束，可你们错了。四年之后，我将以七十七岁高龄第四次回到宰相任上，让天下人瞠目结舌，百思不解。
我说过，我是北宋政坛的不倒翁。
原因也很简单，我在天子心目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而且我在朝中的势力依然强大；再者，我的继任者王黼比我更为不堪。
王黼刚刚上任的时候，为了在天下人面前做个样子，就把我推行多年的政策一概罢废，一时间四方皆称其为贤相。可没过多久他就原形毕露了。他奏请徽宗设立了“应奉局”，自任提领。实际上搞的那一套都是跟我学的，而且更为变本加厉。他一边尽力搜刮民脂民膏以取悦天子，一边丧心病狂地将四方供奉的珍稀贡品和金玉财帛等据为己有。最后进献给皇帝的不足十分之一，其余绝大多数都落进了他的私囊。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古往今来，有几个人逃脱得了这条政治学的铁律？
所以到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十一月，我的儿子蔡攸、少宰李邦彦、御史中丞何栗等人就对王黼群起而攻，天子终于将他罢免。王黼下台后，白时中和李邦彦继任宰相，京师舆论一片哗然，都认为他们资历太浅，名望太轻，没有资格当宰相。就在这个时候，我多年来的心腹、其时正受徽宗宠幸的朱勔趁机劝皇帝再次起用我。
于是这一年岁末，我第四次担任宰相，重执朝柄。
可这次复相充其量也只是我一生仕途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罢了。
因为我已经老态龙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我目不能视事，腿不能跪拜，一切经手的政务实际上都由我的小儿子蔡絛在操持。年轻人骤然手握大权，难免就有些得意忘形。他先是把他的大舅子韩梠提拔为户部侍郎，然后二人沆瀣一气，独断专行，凡是攀附他们的便得到荐引，不附者便贬逐，致使朝野上下人人侧目。更有甚者，他们还继王黼之后，创立了“宣和库”“式贡司”，把库藏贡品分门别类，如泉货、币帛、服御、玉食、器用等，无非也是挂羊头卖狗肉，借天子之名行贪赃聚敛之实。其时的副相白时中和李邦彦慑于我的余威，敢怒不敢言，只是奉行文书而已。
可惜蔡攸葬送了这一切。
从我再度执政的那天起，蔡攸心头的火焰就不可遏制地燃烧起来，再看见他那年轻的弟弟居然不费吹灰之力就窃夺了他梦寐以求的宰相大权，更是嫉妒得发狂，所以屡次奏请皇帝诛杀蔡絛，皇帝不允，蔡攸便与副相白时中和李邦彦联手，揭露了蔡絛的种种贪赃枉法之事。天子大怒，准备把他流放。在我一再恳求之下，天子才将蔡絛罢为明道宫提举，并追夺了他的赐进士出身之敕，同时贬逐了韩梠。
然后蔡攸就和童贯一起来到我的府上，给我带来了天子让我主动致仕的最后通牒，事实上这也是蔡攸的最后通牒。
我置酒款待他们。那一刻蔡攸在我的眼中几乎就是一个陌生人。
他们默默地喝了几杯，然后留下天子为我准备的致仕表，匆忙起身告辞。那一刻我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我对他们说：“皇上为何不能容我再留几年呢？一定是有人进了谗言。”
童贯尴尬地看了看蔡攸，又看看我，说：“这就不知道了。”
我说：“我蔡京虽已老迈不堪，但不忍遽去，只为了报答皇上隆恩，此区区寸心，二公所知也！”
此言一出，左右陪坐的人都忍不住笑出了声。
是啊，为了保住最后的权力，不得不把自己翻脸不认人的儿子尊称为“公”，此举活该是要让人窃笑的。可我还能怎么办呢？我多么希望能把宰相之职保留到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刻啊！我多么希望我的仕途生涯能够这样善始善终，不要留下被贬谪的遗憾啊……
可我的亲生儿子蔡攸为什么就不能理解这一切呢？在权力斗争面前，父子亲情难道真的脆薄如纸，甚至于形同无物吗？
没有人回答我。
童贯沉默不语。而蔡攸一脸冰霜。
结束了。
我意识到一切只能到此为止了。
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四月，最后一次复相仅仅半年之后，我就失去了和我生命一样宝贵的宰相之位。六月，蔡攸被擢升为三公之一的太保。
然而，一切并没有就此结束。
这一年十一月，金国的完颜宗翰与完颜宗望悍然发兵，大举南下。战争的阴云瞬间笼罩了整个大宋帝国。徽宗皇帝痛下罪己诏，并于这年十二月禅位于太子赵桓。随后我就携带家眷随同徽宗仓皇南逃，躲避战祸。
我刚刚离开京师，太学生陈东等人就联名上书，奏请钦宗将我、王黼、童贯、朱勔等人诛杀，说就是因为我们擅权乱政，才使得“天下危如丝发”。此后，随着战争形势的日益严峻，朝臣和御史又纷纷上疏对我们进行激烈的弹劾，同时把我儿子蔡攸也列入了打击范围。
这一年初夏，我带着姬妾们黯然走上这条山长水远的贬谪之路。
我以为人生最不幸的事情莫过于此了——一生显赫，老来却要遭到流放。
可我断然没想到，这才只是厄运的开始。
当我和家眷们刚刚走到一半的时候，钦宗皇帝的圣旨就从后面追了上来。天子以一种略表遗憾的口吻说，金人点名索要我身边的三个爱妾：慕容氏、邢氏和武氏。
我这三个侍妾的美貌名满天下，我一直以此为骄傲，可我怎么会想到，在我最痛苦的时刻，老天竟然还要把她们从我身边夺走？！
我无能为力。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宫中的宦官把她们带上北上的马车。分手的那一刻，我为她们写了一首诀别诗：为爱桃花三树红，年年岁岁惹春风。如今去逐他人手，谁复尊前念老翁？
当她们乘坐的马车绝尘而去，我孑然一身站在南方炙热而明亮的阳光下，心中一片萧瑟凄凉。
接下来的这段漂泊之旅，我一路与自己的记忆紧紧依偎。当一世荣华恍如昨梦悄然远去，我所拥有的记忆就是我生命中最后的温暖。
潭州（今湖南长沙）的城门已经依稀可辨。
这座城市并不是我贬谪的终点。可我有一种预感，它即将成为我生命的终点。
即便几天前皇帝又下了一道诏书，宣布把我贬到更远的儋州（今海南儋县），可我知道，我无论如何也走不到那个天涯海角了。
我已经累了。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七月初的一天，我坐在潭州城内一所简陋的驿站内，从蛛网盘结的窗口最后遥望了一眼北方的天空，提笔写下了我一生中的最后一阕词，同时也留下了我一生中的最后一幅书法作品：八十一年往世，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只因贪恋此荣华，便有如今事也。
我死后，厄运并未就此终结。
潭州的地方官把我抛尸野外，以此表示对我的憎恨。后来还是那些负责押送我的差役用粗布把我裹了，草草埋在了潭州城郊的漏泽园（公共墓地）。
我死后，我的八个儿子和几十个孙子几乎都没有好下场——长子蔡攸和三子蔡翛被朝廷诛杀；小儿子蔡絛被流放白州后死去；其余的儿子和孙子全部被流放到边瘴之地；次子蔡儵早亡，另一个儿子蔡鞗娶了一位公主，才算侥幸躲过了这场劫难。
紧随着我的家族灾难之后，更大的灾难就接踵而至——短短五个月后，汴京被金兵攻破，北宋就此覆亡……
对此我不敢否认。
我说过，无论你们怎么骂我都可以，但我最后还想指出一点——唾骂奸臣之种种罪恶基本上对你们的实际生活没什么帮助。很多人在公开场合骂得最响亮，可一转身所干的事情都和奸臣如出一辙。
因此关键还是在于：如何铲除种种罪恶得以诞生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