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怪人李贽 1

荆州城外的小湖山，说是山，其实就是一个土丘，在土丘南麓，仅有三五椽支撑的小茅屋，成了翰林院编修张居正的隐居之所。半亩修竹郁郁葱葱，一只瘦鹤悠然觅食。一个三十岁的归田之人，或闭门读书，或在田中疾耕，最大的心愿就是暂时忘却烟华京师带给我的无尽烦忧。

初回江陵，我还不得不与当地名流绅矜唱和往来，甚或结伴出游。后来，李幼滋来信说，我在家乡的行踪，在京师略有传闻，说一个因病休假的人，不能在朝廷供职，何以能游山玩水？倘若此讯息传到严嵩耳中，那他必定对我心生不满。我在向他辞行时反复申明，当今君圣臣贤，本不该归去，怎奈疾病缠绵，求治不愈，才不得不归乡的。之所以如此，就是怕严嵩以为我是“归隐”。因为归隐、不仕，一向被视为士大夫保持人格尊严的最后一道防线。所谓天下有道，君子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天下无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祸。又言：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这道防线，保全了多少士大夫的令名，也保全了多少士大夫的尊严。正因如此，归隐本身，常常被理解为与当道不合作、表达对时局不满的一种方式。无论如何，我不能向严嵩传达出这样的讯号。所以，收到李幼滋的这封来信后，我就闭门不出了。

这天，游七一早就到荆州城里送取信函了，我正在埋头读书，辽王府的差人走进了茅屋。

“辽王欲请太史公到府中餐叙。”差人递过辽王的邀贴说。

我接过邀贴，沉吟不语。

原以为回乡后至少能够求得宁静，不曾想到，又遇到如何应付辽王这个难题。辽王的劣行，整个荆州乃至湖广，可以说家喻户晓。按祖制，亲王是不得擅自外出的，但辽王却公然到湖广各地追逐自己的爱好。可是，没有人能够约束他，甚至公开指责他。因为，他不仅是亲王，还是当今圣上的同道。当年殷世儋奉钦命册封辽王为“清微忠教真人”，有了这个崇衔，对他的任何非议，在圣上看来，就是对修玄崇道的不满，进而言之，也就是对圣上的不满。尽管除了圣上，谁都看得出，辽王崇道是假，他真正喜欢的，还是女人，可是湖广的官员、朝廷的钦差，没有一个人参劾他。

当年辽王的母亲曾经教训他说，若不争气，将来必为张生穿鼻！辽王恨恨然，很快就实施了报复，将我的祖父虐酒而死。十五年荏苒而过，或许他对过去的一切早已忘却，而为眼前的成功所陶醉，无所顾忌地追寻着自己的快乐，也数度兴高采烈地到小湖山拜访。这辽王虽然以艳游作乐闻名于江陵，但他附庸风雅，喜欢吟诗作赋，竟以曹子建、李太白自命。“叔大是做过翰林的人，”辽王一副豪爽的样子，“诗总是会做的，就唱和唱和嘛！”辽王说话的语气、神情都流露出咄咄逼人的霸气。因为心中埋藏着仇恨，所以我对辽王充满厌恶；但同时又对他的霸气感到欣羡。我既不能流露出厌恶，也不能流露出欣羡，只有礼貌周全地应酬。一首《和贞一王孙八岭韵》交稿了，又催写《味秘草堂赋》，什么“瑶章惊锡蓬莱阙，羽节高悬太乙宫”；什么“江上初闻小有洞，年来不住大罗天”云云，写了一首又一首。

可是，这次看了辽王的邀贴，原来是命我到府商榷为辽王府承奉王大用撰写墓志铭之事，我不能不婉拒了。辽王以私生子冒充嫡子呈报，照例该有承奉的署名，可王大用拒绝署名，辽王就偷偷地把承奉印盖上，王大用因此气死，此事已传遍江陵，只是没有人敢揭出来罢了。辽王命我给王大用写墓志铭，无非要借我的嘴，颠倒是非，掩盖他的丑行，甚或还要借机享受对他的吹捧。

我拿起笔，给辽王写了回帖：“微臣自念身披沉疴，不能簪笔执简，奉承明之阙，若复驰城府，与宾客过从，是重增其戾。故唯有谢绝亲故宾朋，力田疾耕，还请殿下谅囿。”

回帖写就，我正在反复斟酌，看看是不是还有不够敬重的地方，游七从外面进来，递上了京城的来函。

我命游七先以茶待客，便迫不及待地拆开了李幼滋的来信。刚看了几眼，不禁“喔呀”一声，发出了惊叫。我不能不吃惊：李幼滋在信中知会我，杨继盛被斩首了！

当两年前杨继盛被宣判死刑的时候，震惊之余，人们并不认为杨继盛真的会被斩首。就像当初喧闹一时，要追究幕后主使者，突然间却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结束了审判一样；人们以为杨继盛的死刑判决也会在适当时机突然间翻转过来。特别是，杨继盛以“诈传亲王令旨”之罪被判死刑已经两年了，并没有执行的迹象，这样的推测就更加具有说服力。那么，何以突然就被斩首了呢？

我定了定神，一把抓过写给辽王的回帖，撕得粉碎。在茅屋里心灰意乱地踱步，脑海里想象着杨继盛的音容笑貌和刑场上血淋淋的人头，不禁倒吸了口凉气。

“请禀报辽王殿下，居正身披沉疴，不能趋驰城府，然已遵王命写就铭文。”我对差人说，“请公差稍候，居正这就写来。”说罢，便提笔撰写王大用的墓志铭。

“辽王英敏聪达，才智绝人，天禀超轶，有兼人之资，得司契之匠……”写着写着，就写到了辽王，我用这些颂词来吹捧他。对辽王内心充满仇恨，而表面却能够装作恭敬有加，颂扬无度。这，就是官场必备的修炼了！

“父亲大人，你老人家的病可好些了？”我隔三岔五都要到草市的老宅向父亲问安。这天，听游七说父亲染恙，我急急忙忙赶去探视。刚走到父亲的床前，说了一句话，父亲“腾”地从**起身，气鼓鼓地说：“我无病！就是不想看到你！”说着，怒气冲冲地就往外走。

我尴尬万端地站在那里，心中充满悲凉。

其实在作出归隐的决断时，我已经料到，此举不会见容于父亲。父亲刚刚掷下考篮，心情郁闷，情绪烦躁。自己的功名仕途已经无望，只有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登进士、入翰林的儿子身上。可这不争气的儿子却不思进取，以三十岁的年纪，居然归隐了！他理解不了，也接受不了，整天唉声叹气，借酒消愁。

“父亲大人，朝中奸佞当道，今上喜怒无常，稍有不慎，就会招灾惹祸，儿子此番回籍，只是稍避风头。”我不得不向父亲解释，“况且，儿子自丧元配，尚未续弦，此番归来，正可再结秦晋。”我不得不以这个理由，来搪塞父亲。

父亲尽管很不情愿，还是接受了我的解释。不过他还是不甘心：“难道在偌大的京城，就找不到一个大家闺秀？”父亲还是期盼着我能从婚姻中找到对前程的助力。

“孩儿还是想找一个家乡人，这样与家里也好相处些。”我不得不继续寻找理由。父亲不再坚持，张罗着为我续娶了王氏，就是当年县考时为我作过保的保长王志福的女儿。

可是，当嫁娶的欢乐过去以后，父亲开始变得烦躁。一天天过去了，一年年过去了，父亲再也不能忍受。先是整天酒杯不离手，似醉非醉，东倒西歪。继之，干脆卧床不起；而我一过来探视，他就又气呼呼地起身而去！

归隐变成了无涯的煎熬，愤懑、焦躁、无奈，紧紧揪住我的心，竟比在京师，还要让人难以忍受。

“该回去了吧？”我这样问自己。每到夜晚，我都面北而立，遥望京师，盼望着令人振奋的消息。白天，则盼望着好友李幼兹的信函。他们的信函三、五天一封，从未间断。然而，盼来的近乎都是警讯噩耗：鞑虏进犯怀来，京师戒严；倭寇入侵闽浙，**东南……

可是，无论如何，不能再盘桓下去了。

当我把回京的决定报告父亲时，他倚在那把当年殷正茂送的竹制躺椅上，神情庄重地说：“常言道，‘朝中有人好做官’；又说，‘大树底下好乘凉’。这些话，你这个做翰林的，未必看得上、瞧得起、听得进；可是，都是至理名言哩！你进士也做了，庶吉士也做了，别整日里还是读书撰文的，多想点正事！”须臾，又冷冷地说：“不混出个样子，就别再回来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