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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江陵回到北京，一进家门，就看到了何心隐的来信，这使我感到有些意外。这个曾经使一个清高孤傲的少年得志者突然看到自己的委琐、懦弱的一面并为此而痛苦的人，从来就像一个阴影紧紧地笼罩在我的心头。如今，他终于现声了：
心隐获罪系狱，于法何据？恶吏泄一己之愤，竟酿命案，盖因朝政之黑暗；得公转圜，心隐幸脱，又于法何据？命案竟解于转圜，岂非凸显官场之黑暗？！祥察庙堂，用人凭一己爱憎而定取舍，顺谀者破格升擢，犯颜者断然迫害，贿多者崇阶，巧宦者秩进，正直之道塞，势利之俗成，为官者孜孜所求者财富也，以财谋官，以权谋财，民之利病，俗之污隆，无有留意者矣！放眼天下，商贾在位，财货上流，当国者政以贿成，吏睃民膏以媚权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民怨沸腾，当国者却熟视无睹，一意营造歌舞升平之假象，如此，则不复有望矣！当今之世，国是日非，江河日下，有异于汉、唐之末世乎？公在翰苑，若非热衷袖手谈心性，能不闻哉？语曰，食民之禄，为民请命。公在朝廷，面对危局，何以自处？又曰，见义不为，是为不勇。公为须眉，不发一语，何以自处？
……
我原以为，何心隐会对我营救他出狱表示感谢，读完来信才知道，他竟准确无误地刺中了我的隐痛，毫无顾忌地挑战着我的自尊。但信中没有一句话，不是我想说而未说的，我毫不怀疑，如果换了我张居正给别人——比如高拱——写信，简直就可以全文照抄，字里行间，分明是一个在野的张居正，当然，除了直言的勇气。
何心隐声称自绝于官场，却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究竟还是热衷！难道这不是虚伪？因为不在官场，就可以不负道义责任，就可以对我指手画脚，质问我“面对危局，何以自处”？
“哼！”我恨恨然，这就是何心隐的奸猾！自己逃避，却要别人挺身而出，否则就莫如“洗京华尘土，归长林丰草，以赋《遂初》”！真是夫唱妇随，一个说入了官场，不是虚伪，就得付出血的代价；一个说你张居正若是七尺男儿，就该拍案而起，若没有这等勇气，与其在官场行尸走肉，不如卷铺盖回家！难道，我张居正拚命挤入仕途，竟是钻进了死胡同？
可是，何心隐信中的文字，仿佛酷暑的蚊虫，在耳畔嗡嗡作响，驱之不去。
回京后第一次参加翰林院的聚议，听着翰林院掌院学士袁炜的训示，耳边却回响着何心隐的声音：“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民怨沸腾，而当国者却熟视无睹，一意营造歌舞升平之假像，如此，则不复有望矣……”
“自正德十六年下半年以来，我圣主近君子，远小人，纲乾独运，宵旰图治，孜孜不倦，于今凡三十年矣！此三十年，乃国朝二百年来最安定、最清明而且稳定局面持续最长的时期！就是在我中华历史上，也绝无仅有。贞观之治，才多少年？况宫闱骨肉相残，争权夺利，所谓盛世，实在亦是徒有其名罢了。而自正德十六年下半年以来，这三十年间，有宦官干政否？有外戚揽权否？有后宫乱政否？有宫闱相残否？有贼寇造反否？有武人叛乱否？有地方割据否？有夷狄新占我热土否？”此刻，离正旦节还不到半月的光景，袁炜却只争朝夕的样子，召集翰林院聚议，紧急部署修撰《道经典藏》《祥瑞颂》两书，他以万分自豪和欣喜的语调训话，义形于色，侃侃而论。
正德十六年六月，武宗皇帝驾崩，当今圣上从外藩亲王入主朝廷，正好是三十年了。自从严嵩当国，多次说过目下是国朝开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类的话，开始，众人还颇不习惯，到了袁炜这里，不愧是“国朝一支笔”，匠心独运，居然从正德十六年总结起，把当今圣上登极以来的三十年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放在整个中华历史中加以观照，衬托出当世乃从未有过的太平盛世，而且一连八个反问，振振有词，令人不能不信服，不得不信服。
“颂盛世、载盛典，乃我翰苑义不容辞之责，盛世当有盛举，我翰苑要以记录盛世、颂扬盛世，作为眼下第一要务，要让太上老君知道，故要精心撰写青词，达于天听；也要让后世子孙知道，嘉靖之治，是何等盛景！故要编修史志，垂之久远。此外，为适应庶官研休之急需，《道经典藏》要刻刊；为展示本朝风调雨顺、瑞像万千之盛景，《祥瑞颂》务必要尽快编选。可见，我辈职任何等繁钜！我全院同仁，生也有幸，躬逢盛世，务必同心同德，各司其职，潜心编修，不负使命，以期上慰圣心，下副群望。”袁炜情绪饱满地说。
袁炜说是太平盛世，何心隐却说是江河日下，对时局的判断，竟大相径庭！难道，位在中枢者所得到的讯息比村野之人少？
“哼哼！佞臣！佞臣！”听着袁炜的话，我内心发出冷笑，恨恨地诅咒，“如此掩盖矛盾，蒙蔽圣聪，误导舆论，良心安在？”
应该要让圣上知道，哪里是什么太平盛世！已经到了土崩鱼烂，国将不国，呼啦啦大厦将倾的边缘！
想到这里，我眼前豁然一亮。
困扰我许久的一道难题，突然间有了破解之法，我感到兴奋。
自从严世蕃恩荫公卿、袁炜兼掌翰林院的诏书发表，我到高拱家里倾心相诉后，要有所行动的念头，就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归乡葬妻的所见所闻，更加坚定了这个决心。但是，我不愿意和任何人说起，更不愿和谁商议，只是自己不断地下着决心，又不断地推翻自己的决心。每每是夜里决心已定，而一到昼间，又犹疑不止。我拿不定主意，到底该如何行动。每当一个人静静思索的时候，邸报上刊载的弹劾严嵩、谏诤皇上的一幕一幕，在脑海中就会过了一遍又一遍。
“够了，够了！在这些人的行列里，再多一个编修张居正，又有多少意义呢？”一个声音说。
“但是，就这样麻木不仁吗？后世子孙绝对不会原谅麻木不仁的人！他们一定会说，嘉靖一朝，国是日非，世风日下，就是因为当事者如张居正之流，麻木不仁，坐视朝政糜烂而不发一言！”又一个声音说。
“可是，你人微言轻，完全可以保持沉默呀！”前一个声音又说。
“然则，你是有大志向的呀？非常之人，当有非常之举才是呀！倘若一直默默无闻，就不得不像高拱那样忍受煎熬！”后一个声音也不甘示弱。
在聆听袁炜训示并暗暗和何心隐的来信对比的瞬间，我突然想到：向当今圣上如实禀报国政实情，提出挽救建言！
散班后回到家里，我把自己关进书房，字斟句酌，拟写奏疏。“臣窃惟今之事势，血气壅瘀之病一，而臃肿痿痹之病五，失今不治，后虽疗之，恐不易为力矣！”我开始下笔了。“乃今阴阳不调，灾异数见，四夷未宾，边尘屡警，犹不能不勤宵旰之忧者，意奉职者未得其人乎？抑上下之志犹未通耳？”思路一旦打开，就如洪水倾泻而下了，“臃肿痿痹之病五，一曰宗室骄恣、一曰庶官鳏旷、一曰吏治因循、一曰边备不修、一曰财用大匮……”
三千言的《论时政疏》，很快就写成了。我斟酌再三，还是在结尾处写上了犹豫很久的话：“臣闻扁鹊见桓公曰：‘君有疾，不治将深。’桓公不悦也。再见又言之，三望之而走矣。人病未深，固宜早治，不然，臣恐扁鹊望而走也。”
第二天一早，我沐浴更衣，没有乘轿子，安步当车，直接来到通政司，把《论时政疏》呈递到收文房。
整整一个白天，我的心里忐忑不安。坐在翰林院的朝房里装作埋头看邸报的样子，其实一个字也没有看进去。我忽儿轻松，还有点兴奋，到底还是未能坚守徐阶“韬光养晦、谨言慎行”的教诲，因为，我想要朝廷听到我张居正的声音，尽快给我以展布经济的机会！忽儿，心里有些紧张，甚或有些恐惧，毕竟，这是我第一次单独具衔，针对时局，提出自己的看法，说出实情，议论朝政。
同僚中，暂时还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包括高拱。
晚上，我依然把自己关进书房，不看书，也不写字，只是发呆。我在想象圣上看到我的奏疏的情形。
“嗯，说得好，”圣上在细细研读我的奏疏，读着读着，还不住点头赞许，“此疏不同于那些个言官的奏疏，动辄说什么陛下迷信修玄、什么宠信奸臣、什么萎靡不振、什么专用刑罚钳制言路云云，而是条分缕析，有理有据，难为一个新科翰林，居然能够瞻顾全局，纵论时政，忠心耿耿，人才难得，疏发阁部议行！张居正着吏部破格叙用！”
我会心一笑。站起身，张开双臂，攥紧拳头，仿佛要大干一场了。
“岂有此理！”突然，我眼前出现了另外的景象，圣上读着奏疏，勃然大怒，把奏疏掷出好远，“一个新科翰林，并无言责，居然不自量力，指斥朕躬，讥讽朝政，下锦衣卫勘问！”
我下意识打开房门，向门外张望，没有看到有人进来，这才长出了口气。
足足十天过去了，没有任何动静。正旦节过去了，上元节过去了，还是没有动静。京城一时沉醉在一片歌颂太平盛世的欢乐气氛中。我张居正似乎成了不合时宜的人。人家都在赞颂太平盛世，你却说百弊丛生，危在旦夕；人家都是豪情满怀，为遇到盛世而庆幸，你却心事重重，妄言勤宵旰之忧！
但没有人看出我的内心所思。正旦节拜年，上元节赏灯，我与同僚没有什么区别，尽是些五谷丰登、瑞雪兆丰年之类的吉祥话，脱口而出，毫无做作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