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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青玲和夏若生去富贵出租车车行调查。董家在杭州拥有一个车行，她们本期待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可车行老板却表示他知道董先生，但和他没有任何交往。车行里有七十五辆出租车，周青玲本打算问问司机师傅们谁对董正源有印象，车行老板却说不必了。

原来前不久黄浦警局在车行办公室张贴过启事，寻找曾经载董正源去阴阳街的出租车司机，但并没有人站出来承认。“毕竟都过了大半个月了，师傅们每天拉那么多单生意，谁还记得住这些细节？”

翔云茶馆有三三两两的客人在打牌。掌柜的说他第一次听说“董正源”这名字，还是读了《申报》上的讣告。他也不认为董正源来过茶馆，或者和茶馆有什么关系。这时，游手好闲的茶客们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打听起来：“听说还死了好多其他人？”“凶手真的是舞女？”……周青玲和夏若生好不容易才脱出身来。

她们又去看了两个居民楼，那里人来人往，更是无从调查，只好在楼道里贴了告示。最后两人坐在街边的长椅上歇歇脚。

“王科长昨天对我说：‘勤能补拙，还能补运气。’”周青玲叹道，“可捞大海里的针靠勤奋有什么用，还得靠运气。”

这时，一个年轻黄包车车夫一边拖着空车小跑，一边嬉笑着朝她们吹口哨。周青玲便捡起地上的小石子朝他掷去。

夏若生却站起来，道：“不是还有修道院没去吗？”

圣衣会修道院是一栋四层建筑，通身漆了白色墙粉，在夕阳下亮得耀目。虽然立面狭窄，但可以想象它跨了一个街区，后门开在另一条马路上，在这庞大的身躯里面，藏着数不清的黑色的小房间。

悠远的钟声响了起来。夏若生看了看手表，下午四时整。她抬起头，只见西墙头立着一个塔楼，黑色的窗户紧紧闭着。一群灰鸽从塔楼后惊飞，掠过绯红的晚霞，向西飞去。

这时，大铁门吱吱嘎嘎地缓慢打开，只见五名穿黑袍的修女低垂着头，鱼贯而出。她们匆匆走向马路对面的圣依纳爵主教堂。

风撩起黑色头巾，守贞姑娘们露出了苍白的小脸。

一位蓝灰裙袍的嬷嬷紧随其后。夏若生追上前，想和嬷嬷说话。她却不加理睬。无奈，她们只好走向正要闭合的铁门，亮出了证件。

这一位黄嬷嬷是法国人，长得慈眉善目。她带她们去见院长。穿过一个松柏青葱的后院，树和树之间的绳子上晾晒着洁白的单人床单。紧接着便是一条黑暗的长廊，没有一点自然光，两旁是一个又一个紧锁的小房间。她们像两个盲人，只能紧紧跟随黄嬷嬷头巾上的白边。

院长办公室在四楼。当她们到达四楼时，夏若生发现走廊尽头还有一个窄小的旋转木梯，大约通向塔楼。她问黄嬷嬷：“塔楼平时是做什么用？”

黄嬷嬷犹豫了一下，道：“那上面常年空着，储放一些杂物，并没有什么用处。”

空****的办公室内只有一张写字桌，摆在光洁如镜的深色橡木地板上。院长不在。

墙的一侧挂着红木大镜框，贴着二十多位修女的黑白半身相片。有华人，也有白人，她们中有的极为年轻，眼角稚嫩，脸上却同样没有丝毫的笑容。也许快乐也和享受一样，是要受惩罚的？

其中一位修女看起来有些眼熟，但夏若生想不起在哪儿见过，也许只是与她见过的某人有几分相似而已。她转身问黄嬷嬷：“圣衣院里如今有多少位修女？”

黄嬷嬷答：“自从我们迁入这里，一直都是十八位修女。”

“那相片上的其他人是？”

“在修道院里住过一阵的女教徒们。”

“我以为，教徒不能进圣衣院，连参观都不允许。”

“是这样的，”黄嬷嬷回答，“但也有例外。来了的人要完全遵守修道院生活的清规。”

夏若生见墙上贴了张一周日程安排表。进餐，祈祷，望弥撒，领圣体，夜课经……就连允许交谈的时间也规定得清清楚楚，可见这些女人过着多么严苛的生活，如同一口口分秒不差的大钟。

见到每周有三天的上午写了“代补赎”，她便好奇，问黄嬷嬷这是什么意思。

黄嬷嬷似乎有些不情愿地回答：“鞭打自己的肉体，代世人赎罪。”

这时，周青玲轻轻咳嗽了一声。

院长不知何时起已经悄无声息地站在她们的身后。

她戴着一顶漂洗得洁白，四角上翘的帽子，如同顶着一把小伞。她亦是法国人，长着一张刻板的长脸，棕黄色的眼珠像玻璃球一般空洞，眼角和肥胖的面颊耷拉下来，看似一只不愉快的腊肠犬。

听到周青玲和夏若生说明来意后，她冷淡地接过了相片。

她看了眼相片，便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没有见过这位先生，也不知道关于他和他的家庭的任何事情。”

“会不会是哪位修女和董家有关联？”

“本圣衣会以克己修身为本，所有守贞姑娘从入院起便与世隔绝，与外界再无任何交流。至于她们在入院以前与俗世的纠葛，我们并不清楚。”

看谈话进行不下去，一旁的黄嬷嬷赶紧使眼色，示意她们出去。周青玲和夏若生只好告辞。

失望是不必说的。

被黄嬷嬷送出门后，周青玲撇了撇嘴，道：“如何才叫大海捞针的人不失望？恐怕还是在之前就不要抱有希望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