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麻袋，档案之殇

1928年8月，当31岁的罗家伦佩戴着国民党少将军衔意气风发地踏入清华园，出任新改制的清华大学校长后，研究院已是强弩之末，最后一届只招收了王璧如一名学生，加上原留院的学生共有16人继续攻读。全院事务只靠陈寅恪一人勉力支撑，其辛劳忙碌，自不待言。

就在研究院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最后时刻，已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闻风而动，不失时机地向陈寅恪、赵元任二位导师抛出了橄榄枝。陈赵二人鉴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前途的颓势，兼有对历史语言研究事业的挚爱与对未来的憧憬，很快做出了回应，表示愿意接受傅氏之请，分别出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下设的历史组和语言组主任。

不过，与赵元任略有不同的是，由于陈寅恪不舍得丢掉清华园这个与自己建立了血肉情感的学术阵地，此前虽答应了傅斯年出任史语所历史组主任兼研究员，但并未立刻前往广州赴任。当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解体之后，陈寅恪转为清华大学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史语所一组的职务实际属遥领性质，除人员聘请与研究课题等方面亲自操劳外，其他事宜并不过问。

这样的格局未过多久，发生了一件对中国新史学创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正是这件大事，促使陈寅恪不得不拿出相当大的精力出面予以周旋办理，这便是中国学术史上著名的号称【8000麻袋15万斤清宫内阁大库档案】的“发见”。

档案资料是记录国家史实的重要文件，属于国家高级机密。因此，各国历朝历代都极其重视档案的收藏与管理，但是当历史长河流淌到清王朝时，由于清王朝的祖先是催动铁骑撞开山海关入主中原的，所以出于多方面的考虑，统治者下令焚毁了大量明代档案和许多入关以前形成的对清朝不利的老档。后来根据政治形势的需要，又不断进行篡档、改档。越是如此，当朝的统治者就越担心档案泄密，也越发重视其收藏管理。对于各类国家档案，当朝统治者规定，任何人都不得随便阅览，以至清内阁大库档案出现了“九卿翰林部员，有终身不得窥见一字者”的情形。

后来国家内忧外患日趋频繁，加之朝政失修混乱，统治者已无力也无心顾及档案之事，致使一些档案遭受雨淋、水淹而霉烂，虫咬鼠噬的情况也日趋严重。保存在内阁大库的档案，随着年复一年不断的增加，库房渐渐的容纳不下。主理档案事的清廷官员索性颁发一道明令，各存档机构可以将“实在无用者，悉行焚毁”。自此，焚烧档案在晚清帝国竟成为一道合法程序。可惜的是，如此之多的历史文化财富，在世事纷乱、王朝动**的大格局中全部化为灰烬。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倒台，历史进入了更加纷繁杂乱的民国时代。也就在这一年，民国政府在国子监成立了“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原清廷学部所藏档案与试卷全部归入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暂存于敬一亭中，总数约8000麻袋。

随着民国时局动**加剧，隶属于教育部的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渐渐成了无娘的孩子，资金短缺，无人过问，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

1921年，博物馆筹备处那位“满口漂亮京腔”的旗人主任和他的几位同僚，忽然鬼魂附身一样的天目洞开，从糨糊瓶状的脑壳里，蹦出了一个求生存图发展的“奇计”，将馆内贮存的8000麻袋、总重量为“十五万斤”的明清档案，在月黑风高之夜，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运出，当作废纸卖给了北京同懋[mào]增南纸店，得银4000元。幸得被文物收藏家罗振玉偶然发现，及时购回。

此后，罗振玉与他的朋友兼亲家王国维，一起组织人力对所购档案进行整理，并汇编成《史料丛刊初编》十册陆续印行。这批研究成果甫fǔ一问世，立即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强烈震动，很快传遍天下儒林。但是保存、整理如此规模的档案，绝非个人之力所能为的，加之直奉战争造成的局势紧张，罗振玉心力交瘁，所以在1924年底将档案以18000元售与李盛铎。三年后，因房屋漏水，李盛铎又急欲出售。

因内阁档案的“发见”在中外学术界引起广泛瞩目并在坊间引发了轰动效应，许多学术机构得知李盛铎转卖消息后，蠢蠢欲动，纷纷设法筹款准备收购，其间风头最健者当属以美国教会为背景的燕京大学。对此，北大、清华、故宫博物院等机构的硕学名儒，纷纷表示这批档案文献万不可落入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司徒雷登所实际操纵的燕京大学手中。而对这批“货物”关注日久，居住在清华园内的陈寅恪对此亦深以为然，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明确表示：“现燕京与哈佛之中国学院经费颇充裕，若此项档案归于一外国教会之手，国史之责托于洋人，以旧式感情言之，国之耻也。”

陈寅恪力主把这批珍贵的历史文献留于纯粹的中国研究机构之手，或北大，或清华，或故宫博物院，或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其中，陈寅恪寄予最大希望的还是中央研究院。就当时的情形而言，无论是北大还是清华又或故宫博物院，都很难拿出一大笔款项，购买这批在当权者看来并无多少价值，但在学术界看来却是奇珍异宝的内阁档案。于是，借傅斯年由广州来北京办事之际，胡适与陈寅恪皆主张由傅斯年出面向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申请拨款，以求购这批“国之瑰宝”。

此时，傅斯年操作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刚刚成立，除聘请了陈寅恪、赵元任等几位学贯中西的大字号“海龟”，并以此对外自豪地加以宣扬外，就学术资料的占有和成果来说，并无更多的看家本钱，甚至连压箱底的本钱也一无所有，无论是北大还是清华，“元和新脚未成军”的史语所均不能与之抗衡。听了胡适与陈寅恪的鼓动，傅斯年掐指一算，如果将这批大内档案弄到手中，不但填补了家业之不足，还可以在业内一炮打响，令史语所一夜间名震天下。

想到此处，傅斯年神情大振，通过蔡元培申请到一笔款项后，立即电告在北京代表政府主理此事的农矿部参事李宗侗与清华的陈寅恪，请他们立即与李盛铎联系收购事宜。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李盛铎本是商人收藏家，见中央研究院确有诚意，想到燕京大学方面即将谈成，此局已成鹬蚌相争之势，立即拿出“无商不奸”的祖宗家训和无赖气概，表示非三万元莫谈，以此收到渔翁之利。幸得陈寅恪和李宗侗出面几次与李盛铎协商周旋，总算于1929年3月将此事敲定，7000麻袋均由中央研究院前来收购。

内阁档案的交易，是陈寅恪加盟中央研究院以来，为史语所具体承办的第一件大事和实事。

心性孤傲，从不愿出面求人办事的陈寅恪，此次竟放下国学大师的架子，赤膊上阵，亲自与自己向来极端讨厌的商人在价格、钱款等事务上斡旋游说、筹划操办，充分显示了陈寅恪对这批档案的重视与早日得到而后快的急迫心情。

1929年8月，在陈寅恪等人的积极努力下，李盛铎转让的档案全部运往北平北海静心斋，合计约6万公斤，其中破烂不堪者约2.5万公斤——这是史语所自成立以来所获得的第一笔宝贵史料和学术研究资源。

后来，傅斯年与陈寅恪筹划成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编刊会”，除傅陈二人外，另聘史学大家朱希祖、陈垣以及年轻的学术中坚徐中舒为编刊委员，拟列了一个庞大的出版计划，历史组人员一边进行整理、分类、编目，一边刊布印行，将珍贵史料公之于世，取名为《明清史料》。

这个时期是陈寅恪在生活上最舒心，精神上最得意，学术上最有创见的极盛时期。

可惜好景不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据东三省，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逐渐南移。史语所也拔寨起程，由北平迁往上海曹家渡小万柳堂办公，除少部分人员与内阁档案留守在北平外，其他人员全部南迁。

陈寅恪不忍舍弃清华园的生活环境与学术氛围，没有随所迁移，仍留校任教，这是陈寅恪与他所带领的史语所历史组的首次分别，此时陈寅恪与历史组同人没有想到是，这一别竟有了特殊的历史况味。五年之后，当双方再次相聚时，已经不是在繁华的北平或上海，而是在硝烟弥漫、弹片横飞的西南边陲昆明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