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沉湖，哀婉凄绝

陈寅恪读书治学，总爱与身边的学者交往从谈。读书、沉思、交流，构成了陈寅恪先生学术生涯的三重奏乐章。

在清华园里，陈寅恪与王国维先生交往频繁，叙旧事，谈学术，或不时相互邀宴，二人颇为投契。

《吴宓日记》里经常出现他们聚会的记录，而研究院学生戴家祥也曾回忆说，他经常在晚饭后伺候王国维先生到寅恪居所聊天，交流学术情报，极有意思。

陈寅恪与王国维先生均曾受过晚清学者沈曾植的影响，沈曾植专精音韵训诂，又通梵文，在西北史地与蒙元史上屡有创获，平生著述不下几十种。陈寅恪作为晚辈对沈先生抱有极大崇敬。后从事梵文、西北史地、蒙元史研究，与沈曾植的影响不无关系。

陈寅恪与王国维同居清华，在研究院工作上也相互配合，如釆购书籍，西文佛道典籍由寅恪审定，其他中文书籍多由王国维审定。有时王、陈二人空闲时同游琉璃厂书肆，穿行于扰攘人群之中。

王国维先生布袍粗褂，项后垂辫，平时沉静寡言。有学生造访，除指点学术外，其他话题不善旁及。历史学家徐中舒回忆道：“余以研究考古学故，与先生接谈问难之时尤多。先生谈话雅尚质朴，毫无华饰。非有所问，不轻发言；有时或至默坐相对，蔣卷烟以自遣，片刻可尽数支；有时或欲有所发挥亦仅略举大意，数言而止；遇有疑难问题不能解决者，先生即称不知。故先生谈话，除与学术有关者外，可记者绝少也。”

王国维自从到清华教书，心境安定，学术成果层岀。但是他仍“时时以津园为念”，每年春节都要去天津觐见“皇上”，还常为“有君无臣”而忧虑。

1927年5月间，听说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党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攻城略地打到了河南，即将北渡黄河，扫**华北，入驻京师。又听说湖南的叶德辉、湖北的王葆心等一代名儒被北伐军抓起来砍了头，王国维甚为恐惧，常与吴宓、陈寅恪等人议论应变之事。

6月1日，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届学生毕业，典礼过后，下午举行“师生叙别会”。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教授各入一席，李济、梅贻琦等在座，师生畅谈别情。据当时在场的研究生柏生回忆：“座中王国维先生为吾侪言蒙古杂事甚畅，其雍容淡雅之态，感人至深。”宴席将散，梁启超起立致辞，历述同学们的研究成绩，而谓：“吾院苟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众皆聆听，王国维亦点头表示同意此论。席散，王国维与众师生作别如平时，而后随陈寅恪至南院陈宅，二人畅谈至傍晚。

可谁也没有想到，第二天就传来王国维先生独赴颐和园投湖自尽的噩耗，令清华师生大为惊悼。

王国维留下了一封简短的遗书写道：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

事后，有园丁称听到了落水声，但当大家赶去救援时，王国维的头颅已插入淤泥，前后不过两分钟即气绝身亡。

一代国学大师由此告别了凡尘滚滚，充满血腥、苦痛与悲伤的世界，时年五十一岁。

王国维沉湖而死，引起了清华师生的巨大悲痛，全国学界为之哗然。陈寅恪怀着极度的悲伤与哀痛，以他深厚的学术造诣与犀利的洞世眼光，挥毫写下了哀婉凄绝的挽联：

十七年家国久魂消，犹余剩水残山，留于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陈寅恪诗文向以隐晦难解著称，此联算是较为浅白的一个例外，但对个别字词的理解也曾引起学界不休的争论。王国维在遗书中曾有“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之语，陈寅恪诗中所谓“谬承遗命”当指王氏遗书所言。显然，王国维是把陈寅恪、吴宓视作他的知己的。面对知己，陈寅恪于“倍伤神”中又发出了“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风义生平师友间，招魂哀愤满人寰”的深切悲鸣。

王国维的死之所以引起陈寅恪如此悲伤，自是与二人过往岁月结下的深厚友谊，及对天命人事在心灵深处产生共鸣有极大的关联。

面对王国维离奇的跳湖自尽，学术界产生强烈震动的同时，坊间对其死因也产生了种种猜测议论，致使有多种说法流传于世，如“殉清”说，“殉文化”说，“悲观哀时”说，罗振玉“逼债致死”说，王国维“妻妾出轨受辱”说，等等，一时甚嚣尘上，莫衷一是。王氏之死遂成为一个言人人殊的谜团。

王国维的遗体入葬后，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对其死因做了解释和评价，其说成为众说纷纭中最有说服力的论断，为天下士林广为瞩目和重视。在陈寅恪的眼中，王国维是亦师亦友的人物，也是极少可以引为知己的人，王的自杀绝非世人所说的起于个人恩怨，或后来溥仪所说是经济方面的索债等，而是殉文化而死，是不忍见到即将衰亡的中国文化那令人心酸的悲剧结局，也是对混乱无序的时局和世风日下的现实之抗争。

陈寅恪以他对师友的深切理解与同情，在挽词中云：“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又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

此挽词一出，时人纷纷赞之，王国维的好友兼亲家、著名甲骨文学者罗振玉更是赞誉有加，谓：“辞理并茂，为哀挽诸作之冠，足与观堂集中《颐和园词》《蜀道难》诸篇比美；忠悫以后学术所寄，端在吾公矣。”

显然，陈氏之说较之世人流传或溥仪道听途说，更接近事情本质和王氏内心之痛楚。作为死者的知己，陈寅恪对其深剖追思至此，王国维九泉之下自当颔首，并为此而感到庆幸。

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昭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

这是1922年，王国维的知己，也是陈寅恪的师辈人物，清末著名诗人与学者沈曾植去世时，王国维为其撰写的挽联，其悲恸之情溢于言表。当王国维纪念碑在清华园落成后，陈寅恪再以悲天悯人的大情怀、大心愿，以明晰的哲理与深邃的思想，为其书写了光照千秋、永垂不朽的碑文：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借碑文而抒发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天光突裂，地火迸喷，再次展现了内在的文化精髓与人性光辉，于苍茫的天地间扬波激浪，振聋发聩。此文一出，世人莫不为之动容。只是数十年后，当陈寅恪自己在残酷的政治桎梏中含恨告别纷乱的世界时，赤县神州再也没有人为其撰写悼念文章了，只有远在美国的赵元任闻讯，写了一篇小文，但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又不能直抒心中的悲愤感伤之情，也只能是“而已”而已。

王国维奇特、诡异、神秘地离去，在给世界留下一串谜团的同时，也昭示了一个不祥的预兆，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支柱轰然断裂一根，另外一根也岌岌可危，马上就要崩坍，这便是学界中号称泰山北斗，被陈寅恪誉为“清华学院多英杰，其间新会称耆哲”的梁启超也因病重进入生命的倒计时。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渐显颓势，大有唇亡齿寒、风雨飘摇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