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数载，无一学位

没有博士帽子而以导师身份从容登上清华讲坛的陈寅恪，立即引起了学界的广泛瞩目。

据陈寅恪的侄子陈封雄说，抗日战争后期，已迁往成都的燕京大学请陈寅恪担任历史系教授，他护送六叔一家由重庆前往成都就职。到校后，叔侄二人谈起欧美教育来。封雄好奇又不解地问：“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陈答：“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

后来，陈封雄半信半疑地向自己的姑夫俞大维提起此事，俞大维说：“他的想法是对的，所以是大学问家。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

从俞大维的话中可以看出，陈寅恪放洋的目的真的是为知识而不为世俗名利，为学术而不为学位。或许，这就是鲁迅描写的藤野先生那“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大而言之，是为学术”精神的具体实践吧。

由于陈寅恪在学界如雷贯耳的名声，其学位问题波及后来者既深且众。1948年曾当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的著名人文学者萧公权，在多年后谈到学位与学问时曾放言：“其实学位只能表示一个学生按部就班修完了‘最高学府’规定的某种课程，而未必表示他的真实学问。我知道若干中国学者在欧美大学中研读多年，只求学问，不受学位。史学名家陈寅恪先生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位。真有学问的人绝对不需要硕士、博士头衔去装点门面。不幸的是，有些留学生过于重视学位而意图巧取。他们选择学校、院系、课程，以至论文题目，多数在避难就易。他们得到了学位，但所得的学问却打了折扣。更不幸的是，另有一些人在国外混了几年，回国后自称曾由某大学授予某学位。他们凭着假学位做幌子，居然在国内教育界或其他事业中混迹。”

萧氏之言不能说没有道理，打着“克莱登大学”毕业生的牌子混迹于社会各界者不乏其人，陈寅恪的确为学术界人士做出了不读博士拿学位，一心读书向学的成功范例。

清华园内有趣人物真多，但其中最有趣的，还要算陈寅恪先生了。国外生活十几年，依旧乡音未改，装扮如故，与大多数归国留学生如罗家伦等辈一派西装革履，油头粉面，如戏台上女扮男装的小生打扮大相径庭。陈寅恪夏秋总是一身长衫布履，冬春则棉袍加马褂。数九寒冬，就在脖间缠一条五尺围巾，头戴厚绒帽，裤脚扎一根布带，脚穿厚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再加上一副厚厚的近视镜，就是一位土老儿模样。

仅从外观上很难令人想到此人乃学贯中西、开一代学术风气的大师，因而在生活中经常闹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怪事”。

陈寅恪初至清华园任教，他的侄子陈封怀已二十六岁，正在清华读书，得以经常与这位做了导师的叔父见面，星期天叔侄二人常到城中的商铺、书铺等地转转。陈寅恪由于长期伏案工作，极度缺少运动，因而体质很弱，其薪金一多半用来购书，一部分买药。他常到药房买各国治疗肠胃病和心脏病的药物。据陈封怀说：一次到西单一家药店去买胃药，“当时西药店的药品绝大部分是洋货，店员取出几种胃药，其中有德国货、美国货和日本货，没有中文说明书。他把每个药瓶上的说明书以及盒内的说明书都仔细看过，然后选购了一种。店员以为他是精神病患者，我在旁边连忙解释说‘他懂各国洋文’，使所有在场的人立即向他投以‘奇怪’的眼光”。

日常生活如此，登上讲堂也颇有点“怪招”。在清华园内的课堂上，陈寅恪一上课即提出所讲之专题，然后逐层展开，每至入神之处，便闭目而谈，滔滔不绝，有时下课铃响起，依然沉浸在学海之中尽情地讲解。每堂课均以新资料印证旧闻，或在平常人人所见的史籍中发现新见解，以示后学。对于西洋学者之卓见，亦逐次引证。有时引用外文语种众多，学生不易弄懂辨明，陈寅恪便在黑板上把引证材料一一写出，读其音，释其义，堂下弟子方知何为梵文，何为俄文等语言文字。因陈寅恪每次讲课不落俗套，每次必有新阐发，故学生听得津津有味，陈寅恪的名声也越来越大，一些大学教授与外校师生也会专程前来听讲。

陈寅恪因常能释人之疑难，众人奉他为“活字典”，“活辞书”。因为他住在清华的校园里面，所以学生闲暇时间去他的住处访学是常事，蓝文征云：“每到他家，身上总是带几本小册，佣人送上茶果，有时先生也叫我们喝葡萄酒，我们便问其来历，他于是把葡萄原产何处，原名什么，葡萄酒最早出现何处，称什么，何时又传到何处，一变成为何名，如此这般，从各国文字演变之迹，看它传播之路径。这些话我们都记在小册子里，日久之后，积了不少小册，可惜九一八之变起，我只身入关，那些小册和藏书便全部沦陷了，至今想起都感到无限痛惜。”

陈寅恪记忆力强是公认的，哲学家金岳霖说：“寅恪先生的学问我不懂。看来确实渊博得很。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就行了。可见寅恪先生记忆力之强，确实少见。”

“读书必先识字”是陈寅恪的至理名言，也是经验之谈。自在家塾念书起，到第一次由德、法留学回国止，在这一段时间内，他研究的重点是历史，但并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其目的是“在史中求史识”，也就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

在陈寅恪看来，中国历代兴亡的原因，历史上的中国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历代典章制度的嬗变，社会风俗、国计民生与一般经济变动的互为因果，及中国的文化能存在这么久远，原因何在，这些都可在历史中找到脉络。正是他所下的硬功夫，才成就了他的名山大业。

陈寅恪到清华时，吴宓因受张彭春和国学研究院学生吴其昌等辈的挤压、胁迫，已辞去研究院主任之职，调至外文系任教。因而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中，与他最能谈得来且引为知己者首推王国维，其次才是梁启超，而王国维与陈寅恪在心灵上的沟通要远比梁更为深刻悠远。

陈寅恪的清华弟子蓝文徵曾说过一个颇似笑话的故事——陈寅恪极其幽默，有一天几位学生在他家问学，陈寅恪兴致上来，对众弟子说我有个对联送给你们：“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众人闻听，先是一愣，待解其意，哄堂大笑。南海圣人特指出身南海的康有为，梁启超自称是康氏的弟子。王国维当过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因而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便成了“再传弟子”与“同学少年”。只是，随着王国维的沉湖，这些大清皇帝的“同学少年”们再也不能向这位誉满神州的一代大儒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