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聘清华，入职受阻

1926年7月8日，时年三十七岁的陈寅恪受好友吴宓举荐、清华校长曹云祥聘请，告别了长达十六年的海外游学生涯，来到了北京清华学校，以教授身份，开始了传道、授业、解惑的人生之旅。

清华学校是二十年代中国声望极高的学校，因地处北京西北郊清华园而得名。

1925年，清华学校经外交部批准创办大学部、国学研究院，开始向完全的综合大学过渡。其内部改组成三部分：留美预备部、大学部和研究院。

此时吴宓先生受聘于清华，主持筹建国学研究院之事。他初到清华，就积极协助校长曹云祥为聘请一流学者来研究院而奔走。

第一位受聘到校的研究院教授是王国维先生，时年四十九岁。王国维先生，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早年研究哲学、美学，继而词曲，中年后专治经史、古文字学、考古学，淹贯经史，学术斐然。任北京大学通讯导师，以及清廷逊帝溥仪的“文学侍从”。

第二位受聘到校的研究院教授是梁启超先生，时年五十三岁。梁启超先生，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十六岁中举人，十七岁接触西学，又拜康有为为师，与之同倡变法维新，蜚声海内，人称“康梁”。戊戌变法失败，为避难东渡日本。辛亥革命后，一度入仕北洋政府任司法总长。后又游历欧洲，回国后致力于文化教育与学术研究。其多本著作都极具学术价值。

第三位受聘到校的研究院教授为赵元任，时年三十四岁。赵元任先生，字宣重，江苏常州人。清著名学者赵翼是其六世祖。他十八岁时为游美学务处第二批留美生，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数学，四年后获学士学位。1915年又入哈佛大学攻读哲学，三年毕业，获博士学位。后来在康奈尔大学任物理讲师。1921年又赴美在哈佛大学任讲师，讲授论理学及中国语言学，是中国第一代现代语言学家。

陈寅恪先生是第四位受聘到清华研究院的教授，与上述三位先生并称为“清华四大导师”。

但他的入职之路却并不顺利。

从《吴宓日记》中可以看到，陈寅恪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出任导师，首先得益于当时筹备处主任吴宓的推荐。在得到允许后，1925年2月16日，吴宓以曹云祥校长的名义致电柏林。但是陈寅恪接到电报后却有些迟疑，因为在国外滞留的时间比较长，有扫尾之事及应先回家探亲等原因，不能即刻到校。面对陈寅恪提出的种种困难，吴宓几次面谒校长曹云祥，请求设法予以资助，最后曹校长总算同意预支薪金数千元，兑成美金汇至柏林。陈寅恪收到钱款并在国外为清华选购海量西文图籍后，才于次年7月8日到达清华。

然而，陈寅恪入职之路最大的阻碍还是因为陈寅恪放洋十数载而未得到一顶硕士或博士帽子。正是缺少了这几顶象征学问层次阶梯的高帽，才让好友吴宓“费尽力气”。假如陈寅恪有一顶博士帽子戴在头上，清华聘请之事就顺利得多。

王国维与梁启超二人也没有学位，但是由于其本身的资历与在学术界光照日月的声名，所以另当别论。而与陈寅恪几乎同时就聘的导师赵元任和讲师李济都是极好的例子。由于赵李二人皆为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且在国内学术界有了一定的名声，所以校长曹云祥很快拍板定案，荐举者是异乎寻常的轻松。为什么吴宓在“费尽力气”之后终于让陈寅恪走进了清华园，而同时荐举的其他几位学界大腕却名落孙山？这就涉及王国维与梁启超同心协力的相助了。

据清华研究院第三届学生蓝文徵回忆说，梁启超曾亲自向校长曹云祥面荐过陈寅恪，当时的情形是，“曹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这才拍板作出决定。”

这就是当年令天下学界为之震动，被后世广为流传并影响深远的陈寅恪的入校经过。

但著作等身的梁启超又凭什么说自己所有的著述加起来不如陈寅恪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呢？除了客套与自谦外，总要有一点凭证，否则就成为胡言乱语了，曹云祥也不会轻易的相信。那么梁启超说的这几百字到底是指什么呢？这便是陈寅恪于1923年在柏林求学期间，写给其妹的一封书信。信中云：

“我前见中国报纸告白，商务印书馆重印日本刻大藏经出售，其预约券价约四五百圆。他日恐不易得，即有，恐价亦更贵。不知何处能代我筹借一笔款，为购此书。因我现必需之书甚多，总价约万金。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续藏两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续大藏，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类书百种而已……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等之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有发明。因藏文数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然此非我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经典，印度极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类，与佛教史有关者多。中国所译，又颇难解。我偶取《金刚经》对勘一过，其注解自晋唐起至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我以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当能得正确之解，其余多是望文生义，不足道也。隋智者大师天台宗之祖师，其解悉檀二字，错得可笑。旧藏文即一时不能得，中国大藏，吾颇不欲失此机会，惟无可如何耳。又蒙古满洲回文书，我皆欲得。可寄此函至北京，如北京有满蒙回藏文书，价廉者，请大哥五哥代我收购，久后恐益难得矣。”

很显然，这封书信除了要求购书外，更多的是在谈论学术，所涉内容之深奥广博，若不是专门研习此项学问者，难知其所言与所以言。这封书信被当时主持《学衡》杂志的吴宓得知之后，在这年8月的第二十期以《与妹书》为题刊载，梁启超就是通过《学衡》看到了这封信，并为陈寅恪的博学所倾倒，于是便有了一年之后清华园著名的“梁曹对”。

正是由于这次对话，加之王国维从旁助力，没有片纸学位和一顶学历帽子的陈寅恪才得以以导师的资格踏进了风景秀丽的水木清华，开始了悠悠四十载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