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求学，偶遇周恩来

1918年7月，归国四年的陈寅恪终于获得了江西省官费的资助，有了再次放洋求学的机会。按照他的想法，此次放洋将重返德国柏林大学，但欧战硝烟未散，遂按照当时在哈佛大学攻读的表弟俞大维的建议，决定先赴美国，入哈佛大学学习梵文与印度哲学。

同年十月，陈寅恪轻装乘轮入海，穿越太平洋，向美国本土进发，这一去就是八个年头。

陈寅恪抵达哈佛后，跟随东方学大师兰曼教授学习梵文与巴利文，兼及印度哲学与佛学，一时如鱼得水，学业大进。

在哈佛求学期间，除俞大维外，陈寅恪还结识了许多中国留学生，如同学姜立夫、梅光迪、吴宓、汤用彤等，其中与吴宓来往的比较密切。

吴宓字雨僧，陕西泾阳人，小陈寅恪四岁，他性格温雅喜静，爱好干净，与陈寅恪坦诚相交，无所不谈，自此奠定他们近五十年的深厚友情。

吴宓自幼喜好文学，尤爱吟诗酬唱。他在哈佛求学时，应哈佛中国学生会邀请，以比较文学的方法作了关于《红楼梦》的演讲，大受欢迎。这篇演讲稿是把红学推向世界文坛的开山之作，陈寅恪读后非常欣赏，作《〈红楼梦新谈〉题辞》赠吴宓：

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更有人。

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

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

吴宓看到这首诗之后非常高兴并称赞道：“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同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

从此，陈寅恪作诗多与吴宓相示，互为切磋。不过陈寅恪习惯在吴宓看过诗后，就撕成碎片丢掉，幸好吴宓记忆力非凡，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日久仍能背诵，这才将陈寅恪在哈佛时期写出的诗句保留至今。

陈寅恪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吴宓，这种影响不只是在人生学问的大命题，还反映到一点一滴的日常生活之中。如陈寅恪一到哈佛，就主张大购、多购、全购书籍。受其影响，也为了“我今学习世界史”这一志向，吴宓毫不犹豫地把英国剑桥出版的《剑桥近世史》十余巨册从书店搬回。后又续购《剑桥中古史》约十巨册，使成完璧。其手笔之大，堪称“豪华”级。

关于陈寅恪留学哈佛的行为状态，除好友吴宓外，尚有不少中国留学生留下了记录。同为留美学生的冯友兰晚年回忆说：“我于1920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院做研究生，同学中传言：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奇人陈寅恪，他性情孤僻，很少社交，所选功课大都是冷门，我心仪其人，但未之见。”

其实，陈寅恪的性格并不孤僻，他只是有自己的交友之道，特别讲究门第与家学渊源而已，对那些城市暴发户或农村土财主，他是不屑一顾的。就当时中国的情形而言，能出国留学者，自是有钱人家的子孙，而有钱者不见得来自书香门第，因而能入陈寅恪眼中的人寥寥无几。

曾任教于燕京大学的教授洪业，在回忆自己的留学生活时，也曾提及一件小事，说的是1916年暑期到马萨诸塞州海滨度假，途经康桥，顺便到哈佛去一瞻留学生中的英雄豪杰。在哈佛校园中见一中国人衬衣整个都露在裤子外面。当时的美国人多把衬衣的下摆系于腰带以内，呈贵族状摇头摆尾，故作潇洒。此举自然被真鬼子和假洋鬼子看作一种不礼貌、非常可笑的行为。但对方不管周围投来的异样目光，仍“在维德宿舍前大声朗诵中国诗词，旁若无人。再过一会儿，这人激动地站起来，在树下踱着方步，后面拖着在初秋风中晃着的衬衫脚”。洪业觉得这人真是怪模怪样，不禁哑然失笑，友人陈宏振把他拉到一边，告诉他说“这是大家最钦佩的人。他留洋多年，精通多国语言，但不要学位”。这个“怪模怪样”的人正是陈寅恪。洪业得知，不禁倒吸一口凉气，遂不再认为其“怪”，而是敬佩有加了。

1921年，欧战结束，硝烟散尽，各种秩序恢复正常。是年秋，陈寅恪与表弟俞大维离开美国，结伴去了心向往之的德国柏林大学并进入哲学系就读。

在柏林大学期间，陈寅恪依旧旁涉博览。从保存下来的寅恪学习笔记看，当时陈寅恪除梵文、巴利文、还学过藏文、蒙文、满文、突厥文、回纥文、朝鲜文、印地文、俄文、波斯文、希伯来文等等。陈寅恪的语言学习与文献阅读是相关联的。例如学梵文，寅恪就专听过梵文金光明经研究课程。

尽管通晓多种语言文字，但是陈寅恪却从未在人前炫耀，在履历表上，‘懂何种外语’一栏，只写着‘德语’二字，足见这位大学问家的谦虚和慎重。

当时国外的留学生，普遍的读书趋向、治学风气，大都是“先博后专”。有相当一部分留学生比较注重国内外热门的工程、实业等专业，希望在短时间内博得一顶硕士、博士帽子戴在头上，以此作为进身之阶，归国后获得富贵荣华，过上安乐爽快的日子。另一部分则为学术而学术，也就是近似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学问与精神为救国经世之最高追求和理想，至于硕士、博士帽子能否戴到头上则不太在意。当时在柏林大学与陈寅恪友善的中国留学生，大多属于后者，其理想和心气都是为学问而学问，很少顾及帽子事宜和日后升官发财之途。据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就读的罗家伦回忆说：朋友中寅恪“从哲学、史学、文字学、佛经翻译，大致归宿到唐史与中亚西亚研究……供他参考运用的有十六七种语言文字，为由博到精最成功者；俞大维从数学、数理逻辑到西洋古典学术，又从历史、法理、音乐到弹道学、战略战术，天才横溢，触手成春；毛子水初学数学，在德研究科学地理，旋又爱上希腊文，后竟把利玛窦所译《几何原本》改译一遍；而傅斯年学过实验心理学、数学、理化学，闻听柏林大学近代物理学、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显赫一时，又到此处听相对论、比较语言学，偶尔书包里还夹厚厚一部地质学著作”。

由此可见，与陈寅恪友善的德国留学生，各自的想法与求学的兴趣、路数、门径虽有不同，但理想还是大体一致，确实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当时在德国乃至欧洲求学的中国学生，除了官费与自费，还有所谓勤工俭学等五花八门的方式。因而留学人员可谓是鱼龙混杂，各自不安分地在自由的欧洲大陆上显着神通。

抗战时期，执教于成都燕京大学的陈寅恪对他的研究生石泉说过一则留学时代的趣事：有一天晚上，陈寅恪走进柏林一家华侨开的饭馆，无意中和周恩来与曹谷冰等几人相遇，打过招呼，同在一桌吃饭，由于政见不同，彼此争论起来。周恩来颇为雄辩，曹谷冰等人都说不过他，遂恼羞成怒，放下面包，抡拳便打，顺便把陈寅恪也抡了几拳。周恩来自感力不能敌，与陈寅恪撒腿便跑，情急之中竟误入了老板娘的房间。多亏老板娘此时正在外面张罗客人的饭菜，未闹出更大的乱子。周与陈二人急忙把门关上，并用肩膀拼命抵住，任凭外面如何叫阵捶打，就是置之不理，直到曹氏等人自感无趣退走后方才出来。为此，陈寅恪曾笑着对石泉说道：“其实我那天什么也没有讲，只是听他们辩论。”

此段逸闻，陈寅恪只是躺在病**寂寞之时，当作一个笑话偶尔说起，未有炫耀之意。几年后，当周恩来官至一国总理时，陈寅恪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陈年旧事。

其理与鲁迅的交往一样，怕被误认为“谬托知己”。不过周恩来却没有忘记陈寅恪的存在和当年结下的情谊，1954年，周恩来在听取中国科学院在政务院所做的报告时，还特别强调：“……要团结一切爱国分子，如陈寅恪，要考虑科学家待遇。”而当“**”爆发，陈寅恪落难岭南之际，周恩来曾经对广州学生串联进京的造反派头目们说过“你们可请教中山大学陈寅恪先生”，“陈寅恪教授是善于古为今用的学者”，意在对陈寅恪给予保护。

1923年的夏天，陈寅恪先生的生母俞明诗、长兄衡恪相继谢世，家中生活日渐艰难。翌年，北京清华学校创办国学研究院并大学部，聘请陈寅恪为教授。

陈寅恪再三考虑后答应，并于12月18日由马赛启程，结束了自己长达十六年的海外游学生涯，如倦鸟归巢，回到了梦牵魂系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