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年二十，独走欧洲

1906年，陈寅恪十七岁了。他因养病在家闲居，终日埋头古籍之中。他已经见过世面，不愿再看日本人的脸色，也不满于日本的东洋史学，所以立下赴欧美游学，直接从现代学术源头寻找启迪的雄心大愿。为实现这一理想，在出国前，陈寅恪插班进入上海吴淞复旦公学就读，主攻英语，兼及德、法等语言。

上海与南京距离很近。每逢假期，陈寅恪都回南京省亲。经过两年半的寒窗生活，1909年的夏天，陈寅恪毕业于复旦公学，时年二十岁。

在这一年的秋天，因得到亲友资助，陈寅恪经由上海渡洋赴德国柏林留学。临行时，父亲陈三立先生亲自送陈寅恪到上海，并写下《抵上海别儿游学柏灵》一首，诗里写道：“海七万里波千层，孤游有如打包僧。”“分剖九流极怪变，参法奚异上下乘。后生根器养蛰伏，时至傥作摩霄鹰。”可见，三立先生对年轻的陈寅恪寄予了无限期望。

陈寅恪先生远在德国，但是心系祖国。1910年秋，陈寅恪闻知日本吞并朝鲜的消息，想到了祖国与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命运，慨然作《庚戌柏林重九作》诗一首，内有“陶潜已去羲皇久，我生更在陶潜后。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之句，这首诗是至今能见到陈寅恪所存最早的一首诗歌，收录在《陈寅恪诗集》卷端，其忧国热血、满腔悲愤尽收诗句中。

1911年春，陈寅恪脚气病复发，不得已转地治疗，来到瑞士，转入苏黎世大学读书。（在这里插一句，很多人以为脚气病不算病，殊不知脚气病非寻常小疾，严重时根本寸步不行。王国维先生二十一岁时在上海患此病，疼痛甚剧，以致不得不回籍治养。而年轻的陈寅恪也饱受此病的困扰。）

陈寅恪先生来到苏黎世大学读书时，当他在报纸上得知国内发生了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消息时，随即去图书馆借阅德文原版《资本论》就读，以了解这场革命的内在理论体系。

抗战期间，陈寅恪在成都病榻上与自己指导的燕京大学研究生石泉谈到共产主义与共产党时，曾涉及此事，陈寅恪说：“其实我并不怕共产主义，也不怕共产党，我只是怕俄国人。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从外国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后，我立刻就去图书馆借阅《资本论》。因为要谈革命，最要注意的还是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这在欧洲是很明显的。我去过世界上很多国家，欧美、日本都去过，唯独没去过俄国，只在欧美见过流亡的俄国人，还从书上看到过不少描述俄国沙皇警探的，他们很厉害，很残暴，我觉得很可怕。”

据史家考证，陈寅恪可能是中国人中第一个阅读德文原版《资本论》的人。

这一年，陈寅恪二十二岁。

1953年11月，原为陈寅恪研究生兼助手、当时已成为中共党员的北大教员汪篯，受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与副院长李四光的派遣，赴广州中山大学敦促当时任历史系教授的陈寅恪北返，就任刚刚成立的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陈寅恪除了对汪篯这一不明事理和冒失举动大为反感外，在亲书的《对科学院的答复》中曾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我决不反对现政权，我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对陈寅恪一贯提倡和坚守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一深层意义暂且不表，至少从信中可以看出，陈寅恪作为最早读过《资本论》原文的中国人之一，当不会做虚妄孟浪之谈。

1912年，也就是民国元年，陈寅恪脚气病复发，且经济拮据，营养不良，加之国内局势动**，军阀纷争，陈三立被迫携家眷避居上海，陈寅恪也不得不暂时归国。据陈寅恪的侄子陈封雄说，陈寅恪在游学欧洲期间两次回国，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家杂览经史古籍，对史学兴趣浓厚。他不但能背诵《十三经》，而且每字必求甚解，这也就奠定了他一生精考细推的治学方法”。

翌年春，陈寅恪脚气病痊愈，再次踏上西行的航船游学海外，进入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此次入政治学校经济部学习，似与清廷亡覆、民国肇兴、社会革命剧变，以及他对《资本论》等书籍的研读有关。因家庭岀身与环境关系，陈寅恪自幼就对家国兴亡怀有幽忧之思，因此对社会变革非常敏感。一日，在巴黎从报上忽睹袁世凯胁迫国会选为终身大总统之职，又逢此时巴黎竞选法国小姐，不由将此二事相联系，戏题一绝云：

岁岁名都韵事同，又惊啼鸠唤东风。

花王那用家天下，占尽残春也自雄。

次年，陈寅恪游学伦敦，在绘画展览中见有中国出嫁新娘所常戴凤冠展出，不禁赋诗云：“承平旧俗凭谁问，文物当时胜此冠。残域残年原易感，又因观画泪決澜。”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陈寅恪对少年时光的怀念以及浓郁的历史情怀。

1914年8月，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留法学生均遭经济困窘。这年秋天，江西省教育司司长符九铭电召陈寅恪，要其回南昌总览留德学生考卷，并许诺可以补江西省留学官费，陈寅恪应召取道回归本土。此番游学欧洲，除期间回国短暂逗留外，前后总共四个年头。

回国后，陈寅恪留在江西阅卷，后来他回忆说：“连阅考卷三年。其间曾病痢疾甚重，因当时缺乏医药几死。更因看卷时间久，又患神经衰弱失眠和肠胃不消化等病。”

陈寅恪自幼年时就体弱多病，此次大病对其身体素质更是考验。好在阅卷工作有间断性，寅恪可回家休养或异地走动。于是，他就趁着阅卷空隙，赴北京看望长兄陈衡恪。此时陈衡恪已于日本学成归国，在教育部任编辑之职兼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美专教师，成为名满天下的大画家，当时的美术界有“北陈南李”之誉。“北陈”指的就是陈衡恪，而“南李”则指李叔同。

陈寅恪此次北上，在陈衡恪的引见下拜访了许多京都名流，并得以与同船赴日留学的鲁迅相会。这时的鲁迅尚寂寂无名，除了在教育部履行佥事的公职，多数时间在阴沉破旧的绍兴会馆抄写古碑，借此纾解心中的郁闷。那篇承托起他一世英名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发表，还要等到三年之后。鲁迅送陈寅恪书、画一事，就是在这段时间。正是这次北上，陈寅恪结识了他人生中至关重要的挚友——傅斯年，并为二人在柏林的重逢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