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赴东洋，结识鲁迅

清末国人外出留学，是近代中国的重要事端。

甲午海战，大清帝国竟惨败弹丸小岛，赔款割地，震动人心。随后东洋明治维新的意外暴兴又让中国的有志之士纷起倡言：救亡图存须在变法，变法则急需人才，人才之培养莫不在新学。

于是，留学之热开始掀起。下至八九龄学童，上至花甲老翁；夫妇同行，父子相从，一时数以千计。其中留日最多，中国学生留日，形式上是文化行为，内涵上却具有极强的政治意义。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1902年春，十三岁的陈寅恪随长兄衡恪离金陵赴上海，以自费留学生的身份踏上了驶往日本的轮船。

轮船鸣响着汽笛离开了上海的吴淞码头，大海苍茫，碧水蓝天，陈家兄弟生平第一次体会到如此浩瀚壮阔的场景。为此，兄长陈衡恪写下了“生平海波未寓目，乍疑一片水苍玉”的壮丽诗句。而身材瘦小、童气未脱的陈寅恪，也从此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海外游学生涯。

陈家兄弟踏上日本国土，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就读。该校是明治三十五年四月，由嘉纳治五郎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私立补习学校，受日本文部省委托，专门为中国留学生提供预备教育，主要讲授日语及普通科，如教育、心理、伦理、教授法、管理法等，修业年限由半年至三年不等，主要看学生各自的条件和造化。

在码头下船后，进入弘文学院就读的人数共56名，其中寄宿生22名。在这22名学生中，就有比陈寅恪年长九岁、虚岁二十二的绍兴小个子鲁迅。

这一年，鲁迅从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毕业，和其他几位同学被派往日本留学。3月24日，在矿路学堂总办俞明震的亲自带领下，鲁迅等人乘日轮“大贞丸”由南京出发去日本。俞明震是个新派人物，鲁迅求学时对他的印象不坏，后来在《朝花夕拾·琐记》中对他有过这样一段描述：“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这个新派的总办俞明震就是陈寅恪的舅父。

陈寅恪与长兄陈衡恪作为自费留学生，在上海码头登上“大贞丸”，并在其舅父俞明震的护送下，与鲁迅等学生结伴同行。陈衡恪也是矿路学堂的学生，而且与鲁迅同学交情甚好。到达日本进入弘文学院后，陈衡恪与鲁迅同住一舍，朝夕相处，交往也很密切。

1904年春，鲁迅和陈衡恪等联名给国内的好友写信，由返国的弘文学院同学沈瓞[dié]民带回分别投寄，介绍日本军阀的侵略野心与弘文学院同学们的近况。据沈瓞民后来回忆说：“我正要动身回国的时候，鲁迅和陈衡恪邀我到东京日比谷公园啜茗吃果子……那时日俄战争开始，广濑武夫沉船封锁旅顺。日本政客中州进午提出‘日本统治满洲说’；户水宽人又发出‘天授日本’的谬论，认为‘根据诸学理，应由日本占领满洲’；有贺长雄又发出‘满洲委任统治权’的妄说；种种侵略谬论，在报纸上广为鼓吹。而我国有一小撮的留日学生，却还在同情日本、崇拜日本。鲁迅对日本的侵略野心，非常愤怒。他同时指出，蔡元培和何阆仙在上海创办《俄事警闻》，竟也袒日而抑俄，这事太无远见。鲁迅说：日本军阀野心勃勃，包藏祸心，而且日本和俄国邻接，若沙俄失败后，日本独霸东亚，中国人受殃更毒……陈衡恪受到鲁迅的鼓励，也写了六封信，其中一封是给他的父亲散原老人的，主要指出日本包藏祸心等语；诸人阅后，皆有戚容，沉默不语。……当时国人，痛恨沙俄，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看法，尚未能一致。像鲁迅这样抱有远见者，寥寥无几……”

陈家兄弟，特别是年龄较大的陈衡恪当时就意识到了鲁迅的“卓见”和爱国热情，二人成为同道中人。民国后，鲁迅与陈衡恪同在教育部任职，来往更加频繁。鲁迅喜文史、艺术，陈衡恪擅长篆刻、书画，因而关系越来越密切。

《鲁迅日记》中对鲁迅与陈衡恪交往的记载多达70多笔，如果不是陈衡恪英年早逝，应当会更多。不过，当时的陈衡恪和年少的陈寅恪两兄弟没有想到，这个在生活中不太吭声的小个子、嘴巴上刚刚露出毛茸茸黑须的绍兴“土老儿”，后来会以鲁迅的笔名一举成名，并把手中的笔当成投枪和匕首，最终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民族英雄”。

不过日后的陈寅恪很少向外人提及与鲁迅的这段因缘际会。据他自己晚年透露，因为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最后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盖椁，继而成为“先知先觉”和“全知全觉”的圣人，他怕言及此事，被国人误认为自己借鲁迅之名，沽名钓誉，玷污了他们的这份友谊。

因而，陈寅恪一生留下的诗文与回忆文章里，几乎看不到他与鲁迅的交往经历，倒是在鲁迅的日记中可看到“赠陈寅恪《域外小说》第一、第二集，《炭画》各一册，齐寿山《炭画》一册”等记载。这是陈寅恪的洞察事理与自尊之处。

1904年夏，陈寅恪假期回国返南京。据当代史家王子舟说，陈寅恪归国之原因可能是在日本费用见绌，想要争取官费的资助。

事实也正是如此，陈寅恪回国不久，就与其五哥陈隆恪同时考取了官费留日生，并于这年晚秋再度赴日，同行者有李四光、林伯渠等人。

此次赴日，陈寅恪重返东京弘文学院，其兄陈隆恪初入庆应大学，后转入东京帝大财商系就读。不过，这次留学日本的时间非常短暂，隔年寒假，陈寅恪就因患脚气病再次回国调养。至此，陈寅恪为期近四年的日本留学生活彻底画上了句号。

病好后的陈寅恪没有再继续赴日深造，其缘由固然复杂，但在后世研究者看来不外乎有如下几个方面。

陈寅恪二次赴日时，正值日俄因争夺中国东北利益而大打出手时，苟延残喘的清政府只能作为“局外中立者”，眼睁睁地看着世界各国的狼虫虎豹在中国割分地盘：德国占据山东半岛；法国拥有两广、云南、四川；俄国占据北满；日本获得南满、福建，并获得在东三省扩大通商、营建铁路、经营租界等项特权；英国以长江流域、云南、西藏为势力范围；美国的胃口更大，推行所谓的“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全中国的门户全部无条件地向强大无敌的美利坚合众国开放。

所谓国家强大才是游子们坚强的后盾，那时候的国家自顾不暇，又如何有精力照顾这些游子呢？而且日本于日俄战争得手后，开始以世界列强的身份雄视东方，对中国人更是骄横跋扈，极尽丑化蔑视之能事。以致于日本有识之士宫崎滔天在1906年写道：“我深为日本的威信而悲，为中日两国的将来而忧，更为中国留学生的处境而不禁流泪。……我要寄语我日本当局、政治家、教师、商人、房东、下女、扒手，你们现在欺侮、讥笑、榨取、剥削、**的中国留学生，将是新中国的建设者。他们今日含垢忍受着你们的侮辱你们心中没有一点慷焉之情吗？”

鲁迅在《藤野先生》中已描述过仙台学医时那种椎心泣血的人生感受。向来不善言辞的陈寅恪也曾多次表示过“对日本人印象不佳”，以至于后来宁愿双目失明，也不愿意向日本人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