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勤学，见识博广

千年以来，因为国家没有能力广泛开展童蒙教育，所以私塾遍及乡里。在弦诵声中，儿童一面识文断字，一面学习纲伦常识，智德各重。

陈寅恪先生也不例外，他虽然与祖父、父亲不断迁居，但童蒙教育从未松懈。五六岁就进入家塾蒙馆就读，所学内容除了四书五经之外，还有算学、地理等现代知识。

陈寅恪的表弟俞大维曾言：“我们这一代普通念书的人，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寅恪先生则不然，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

《十三经》即《易经》、《书经》、《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十三种儒家经传。其大部分都能背诵，由此可见陈寅恪幼时读书之勤，用力之深。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为激励后人效仿先贤，还写下这样的书扇：“读书当先正志，志在学为圣贤，则凡所读之书，圣贤言语便当奉为师法，立心行事俱要依他做法，务求言行无愧为圣贤之徒。经史中所载古人事迹，善者可以为法，恶者可以为戒，勿徒口头读过。如此立志，久暂不移，胸中便有一定趋向，如行路者之有指南针，不致误入旁径，虽未遽是圣贤，亦不失为坦**之君子矣。”

后来，陈宝箴逝世，陈三立先生携一家迁居金陵，除家塾外，还在家中创办了一个现代化的思益学堂，延师教读，当时年仅十一岁的陈寅恪也进入思益学堂接受教育。

对此，陈寅恪的侄女【陈小从】记述：“自祖父挈家寄寓金陵，延聘西席外，在家里又办了一所学堂。四书五经外还开有数学、英文、音乐绘画等课程，以及文、体设备。这所学堂除了方便自己家中子弟外，亲戚朋友家的子弟也可以来。六叔和几位叔叔都是在这种环境下，打下他们对国学的基础。”

在这里，因为陈寅恪在家族中排行第六，故晚侄辈称其为“六叔”。

陈小从还说：“我父亲和六叔在出国前那段启蒙教育都是延师在家教读，先后所延聘教师有王伯沆、柳翼谋、萧稚泉等。萧稚泉兼为画家，曾教过三位姑母学画。当教师初到时，祖父先和他们约定：第一，不打学生，第二，不背书。这和当时一般教师规范大不相同。所以父亲和几位叔叔都是在这种轻松活泼比较自由的气氛中，度过了他们的蒙馆生涯。”

学生除以上所列，另有俞氏舅家子弟、周馥之孙周叔弢、杭州朱子涵之子朱伯房、常熟宗白华等。当时学生们梳辫发，穿制服，一派新式模样。

两江总督张之洞驻金陵时，对陈三立创办学堂深表赞许。继张之洞之后出任两江总督的端方，慕其名声，曾亲自到学堂视察，见学生们列队敬礼，神清气爽，模样俊秀可爱，欣喜之下每人特赠文房四宝一份予以嘉奖。

正是这种家学渊源与私门授业，使少年陈寅恪自幼熟习国学典籍，而新式学堂所传授的地理、算学、英文、音乐、图画等现代知识，又博其思想，增其见识，拓其视野，为日后放洋游学，接受东西洋现代文明洗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藏书极多，他在南京西安门外头条巷，自建房屋十余间，有回廊、花径、后临青溪、广植花木，命名为散原精舍，又称金陵别墅。

他写诗曰：“穿畦依井造幽居，犬卧鸡飞晚照余。犹有小园溉花树，更营精舍伴图书。”可见这一家人都爱书成痴。

陈寅恪的伯舅俞明震又与散原精舍比邻，陈寅恪晚年回忆起这段时光时，曾道：“寅恪少时家居江宁头条巷。是时海内尚称乂安，而识者知其将变。寅恪虽年在童幼，然亦有所感触，因欲纵观所未见之书，以释幽忧之思。伯舅山阴俞瓠斋先生明震同寓头条巷。两家衡宇相望，往来便近。俞先生藏书不富，而颇有精本。如四十年前有正书局石印戚蓼生钞八十回石头记，其原本即先生官翰林日，以三十金得之于京师海王村书肆者也。一日寅恪偶在外家检读藏书，获赌钱遵王曾所注牧斋诗集，大好之，遂匆匆读诵一过，然实未能详绎也。”

陈寅恪流连两家书房，可见其幼时读书条件甚佳。他的侄子陈封怀也回忆道：“祖父藏书很丰富，六叔在他十几岁以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他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

可叹的是，那时候没有电灯与洋烛，夜间陈寅恪只能藏在被褥之中，用小油灯看书。那时的书册都是光纸石印缩印的版本，字既细小，又模糊不清，对视力损伤极大，久而久之陈寅恪就成了高度近视。

回顾陈寅恪先生所接受的童蒙教育，可以看出其父陈三立对子女的教育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做了现代科学规划的，宋代通儒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陈三立的心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而为中国传统文化延续血脉，则是这位进士出身的吏部主事骨血里流淌不息的因子。

所以，在创办学堂的同时，陈三立已经萌发了送子赴日与欧美留学深造的构想。究其内情，陈寅恪在长大成人直至晚年，偶尔对相熟者提及，知道的人很少，而能对“义宁陈氏”一门文化渊源详加分析者更是凤毛麟角，只有梁启超、吴宓、俞大维、傅斯年等少数几人体会出个中况味。

1945年，吴宓在撰写《读散原精舍诗笔记》时，曾说道：先生一家三世，宓夙敬佩，尊之为中国近世之模范人家。盖右铭公受知于曾文正公，右铭公之家世经历，亦略同曾文正。为维新事业之前导及中心人物，而又湛深中国礼教，德行具有根本；故谋国施政，忠而不私，知通知变而不夸诬矜躁，为晚清大吏中之麟凤。先生父子，秉清纯之门风，学问识解，惟取其上，而无锦衣纨绔之习，所谓“文化之贵族”，非富贵人之骄奢荒**。降及衡恪寅恪一辈，犹然如此。

诚所谓君子之泽也。先生少为“四公子”之一，佐父首行维新改革于湘中，坐是黜废禁锢，而名益显，望益高。所与交游唱和者，广而众。又皆一世之名士学人高才硕彦。故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也。寅恪自谓少未勤读，盖实成于家学，渊孕有自。而寅恪之能有如斯造诣，其故略如宓以上所言，非偶然者也。

吴宓的说法大体不差，陈寅恪正是怀揣中国文化学术德教之托命，放洋游学，开始了他寻求救世之道的漫长途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