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命河汾，壮志未休

汪篯的北返标志着陈寅恪对北京方面关闭了最后一道大门，也更意味着陈寅恪已决意选择一条“论学论治，迥异时流”的路。只是志向虽高，学问虽好，摆在陈寅恪面前的却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新格局。

此时的“来者”似乎不再喜欢陈寅恪的志向，更不需要他的学说，因此陈寅恪在这条路上跋涉的身影也就显得分外孤独与凄凉。

据当时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担任助教的郑孟彤回忆：“解放初期，人们对古典文学有一种偏见，认为古典文学是封建主义的东西，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没有什么意义。因此，我们系里三位助教都争着去搞现代文学或文学理论，不愿意搞古典文学。有一天，冼教授在校道上碰见我，她主动地对我说：‘詹先生说你很爱好诗词，也写得不错，为什么你不到我们古典文学教研室来？这不是很符合你的爱好吗？’”在冼玉清的诚恳邀请下，郑孟彤才答应到古典文学教研室工作。这是1952年秋天间的事了。

冼玉清口中的詹先生指的是詹安泰教授。詹安泰教授一直在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下决心‘十年不读线装书’，但是在1957年“反右”风暴一开始，就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成为‘不耻于人类狗屎堆的反动派’了”。此种怪异现象，早在炮火硝烟刚刚散去的1950年早春，就如同核裂变一样在全国四面开花，并向神州大地每一个角落蔓延开来。

延至1955年，形势对陈寅恪更加不利。这年9月19日，陈寅恪致史家唐长孺函，说：“寅恪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独诵尊作辄为心折。”又说：“寅恪壮不如人，老更健忘，复以闭门造车之学不希强合于当世。近数年来仅为诸生讲释唐诗，聊用此糊口。”用此“糊口”是自谦，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尽管不合时宜，陈寅恪仍顽强地同时势抗争，在个人研究著述的同时，以坚忍的毅力继续“为诸生讲释唐诗”，以实现萦绕于脑际久久不能割舍的“续命河汾”之志。然而，想以一己之力，秉持这种特立独行的品格和独立自由的追求，陈寅恪就注定要在这寂寞的精神世界里不合时宜地踽踽独行。

因陈寅恪双目已经失明，又多病缠身，出入不便，在校方的特许下，授课安排在寓所楼上进行。陈家的二楼小客厅连着一条宽宽的内走廊，此处就是授课的临时教室。在助手黄萱的布置下，靠窗边安排了十来张桌椅，正面放了一张老式藤椅，旁边安置一块小黑板，以供陈寅恪授课之用。在这个简陋的小小讲堂上，陈寅恪展开了他胸中万壑松涛，一幅幅鲜活的历史画卷展现在弟子们面前。

据听过课的学生回忆，当时选修陈寅恪课业的同学达30多人，将二楼走廊占得满满的，有时来的人多，课桌缺少，廊上放着的饭桌也被同学当作书桌使用。每到开课的时候，同学们早已在廊内恭候，只见一位目不能视的瘦弱老人身穿一袭长袍，天寒时犹戴上一顶瓜皮帽，身上再裹马褂，由助手黄萱或夫人唐筼从内室缓缓搀扶而出，在一把矮脚藤椅上慢慢坐下。老人用空茫的眼神扫视自己并不可见的学生，30多双眼睛都庄重肃然地静静注视着这位鼎鼎大名的学术大师。少顷，老人眼睛半睁半闭着开始授课，同学们静心聆听的同时认真做着记录。

这一时期，陈寅恪所授课业是他耗数年心血研究的新成果“元白诗证史”。

在中国史学绵延不绝的长河中，以文或以诗证史，前贤曾有过尝试，但收效甚微，真正大量付诸实践并有卓越创获者则始自陈寅恪。

陈寅恪认为，中国史籍与外国的不同之处，往往在于每天每事都有记载，这是中国史籍最宝贵的财富和特色。中国诗歌与外国诗歌的不同，是中国诗歌多具备时、地、人等特点，有很大的史料价值，可以用来研究历史并弥补历史文献记载的缺失。陈寅恪把以文和以诗证史的工作视为新开辟的史学园地，并以唐诗为研究对象加以精耕细作，除了“在史中求史识”，还要得出“历史的教训”。

陈寅恪超越前贤大儒的独特方法是：先对诗中资料的真实性、时间性、地方性做详细查考研究，再根据当时发生的情况、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以及每一个人的社会背景及思想情感，断定该资料是否有用和可用，从而寻出意义之所在。有时为探究一个问题，需要连续思考几天几夜，以致夜不成寐，患了严重失眠症。

对此，陈寅恪曾对助手黄萱说：“晚上想到的问题，若不快点交代出来，记在脑子里是很辛苦的。”正是因为陈寅恪的聪慧和辛苦劳作，才为这门学问于荒凉的荆棘中开辟出一方崭新的天地。

按通常的情形，陈寅恪每对学生讲解一段知识，便问对方“这样讲是否可以，听得懂吗，有何问题要问？”而每问必答，且想方设法给予合理的解释。在一次课上，陈寅恪讲诗歌《卖炭翁》，当他讲到卖炭的老翁早晨赶着牛车进得长安城，“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句时，学生刘隆凯突发奇想，认为“回车叱牛牵向北”中的车本来朝北，如何又向北？其间必有变故，可能是老翁见黄衣使者到来南逃未果的潜在情节。

于是，刘隆凯把这一疑问写一纸条交给黄萱，心中期待黄女士在方便的时候给自己解释几句，但直到下课却没有听到回答。刘隆凯后来回忆说：“这也是我想到了的，浅薄之见也可以不予置理。不想，有一天，陈先生在讲课当中，突然换过话题，提到了我提出的问题。大出我的意料，他出语就夸奖我，一再说我肯用心思考，真令我心潮激**。”

下课之后，陈寅恪又让黄萱把刘隆凯单独领进内室的书房，让黄萱拿出线装的《两京城坊考》等书籍给刘隆凯观看。这是陈寅恪前几日经过思考后想到的，他认为这些古籍可以进一步帮助刘隆凯解答疑难。对此，陈寅恪曾对黄萱说：“人家必会以为我清闲得很，怎能知道我是日日夜夜在想问题、准备教学和做研究工作的。”

看着目盲病衰的老人如此执着，刘隆凯很是感动，认为老师的关怀看似对自己一人，其实是想借此来启发年轻人，希望大家多去思考以寻求学术上的突破。而这康乐园中耳提面命、亲切教诲的一幕，也成为后学心中一道永恒的风景。

刘隆凯可谓是老师的“后世知己”，陈寅恪深知中国学问博大精深，尚未开拓的领域实在太多，他要开风气，提示后学一些可走的新路并加以指导，给学生独立思考的机会和启迪，让这些后学们知道如何沿着这条新路走下去。此点正如劳榦在总结陈寅恪教学思想和方法时所言：“他深深地知道‘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一切伟大的成功都建筑在许多人许多时候辛苦经营的基址上，所以他的路线很显然的只是为别别人测量基址，指示别人去画蓝图。”

可惜，政治气候的持续恶化，终于使陈寅恪不能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了。“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的理想终成梦幻，康乐园不辍的弦歌遂成为一曲广陵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