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名沉寂，残阳如血

历史的脚步迈入1957年，全国性“反右”运动开始。躲在中山大学校园里整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惹火烧身的陈寅恪也未能幸免，虽侥幸未被划为“自绝于党和人民”的“右派”分子，但仍被划入“中右”圈内受到监控。这个特殊待遇，据说还是受到了周恩来与掌握广东省的高官陶铸等人的暗中关照才得到的。

1958年3月，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引来了问题，北大校内立即掀起了批马诛马运动。孤军奋战的马寅初以“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强硬态势与对立面展开论战甚至混战，一时举国震动，天下胆寒。

就在全国各阶层、各色人等对马寅初兴师问罪之时，南北两地的学术界高层仍没忘记隐居在岭南的陈寅恪，尽管他的肉身已瘦弱不堪，走路十分困难。自感在几年前差遣汪篯南下邀请陈寅恪无情遭拒而大栽脸面的郭沫若，与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范文澜等，趁机向陈寅恪发难，借此展开对其围攻和敲山震虎式的攻伐。

范文澜公开说：“胡适，经过我们近几年来大规模的批判，一般地说，我们史学界已经看清楚了。但还有两种人：一种是自觉的胡适门徒，直到今天还坚持学术独立的看法，拒绝学术为政治服务，也就是拒绝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六亿人民服务；也就是拒绝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运用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上去。这种人是极少数，但是必须对他们开战。”又说：“这里面也必然存在着兴无灭资和兴资灭无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无灭资，就是资灭无，想妥协并存是不可能的。”此时的范文澜尚只是含沙射影地把矛头对准陈寅恪。

尽管如此，远在岭南的中山大学领导者已嗅出了火药喷射的味道，以杨荣国为代表的历史系领导开始集中火力对历史系几员老将岑仲勉、刘节、梁方仲等人展开批判。岑仲勉属于罕见的学问大家，且与陈寅恪属于同辈人物。梁方仲与刘节都是陈寅恪学生辈人物，尤其刘节原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届学生，是王国维与陈寅恪指导的研究生。

在批判岑、刘、梁等人的同时，杨荣国与校领导自然知道还有一个大人物此时蛰伏在深宅里不知内心在想些什么，说不定在哪一天夜里就呼啸而出，对“革命运动”进行反扑，这个人就是陈寅恪。校内领导和历史系的杨荣国等当权者，一刻也没有忘记陈寅恪的存在，并将其视为系内外“白专道路”的代表，是飘浮于中山大学校园上空最大的一杆白旗。

1958年5月16日，郭沫若在《关于厚古薄今问题——答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中说：“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只偏重资料，我们对这样的人不求全责备，只要他有一技之长，我们可以采用他的长处，但不希望他自满，更不能把他作为不可企及的高峰。我们需要超过他。就如同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也要超过陈寅恪。这些话我就是当着陈寅恪的面也可以说。‘当仁不让于师’。陈寅恪办得到的，我们掌握了马列主义的人为什么还办不到？我才不信。一切权威，我们都必须努力超过他！这正是发展的规律。”

该信于6月10日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随后又被《人民日报》转载，全国大小知识分子为之震惊，并迅速引来了一批跟风溜须者。

此时的陈寅恪蛰伏羊城“作哑羊”已有数载，声名沉寂，自是不为外界世俗人士所知，北京大学等学校的青年教师与大学生根本就不知道陈寅恪是何方神圣。1961年夏秋，当吴宓从重庆前往广州探望陈寅恪时，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寅恪兄双目全不能见物，在室内摸索，以杖缓步；出外由小彭搀扶而行。面容如昔，发白甚少，惟前顶秃，眉目成八字形，目盲，故目细而更觉两端向外下垂。然寅恪兄精神极好，撮要谈述十二年来近况：始知党国初不知有寅恪，且疑其已居港。”连嗅觉灵敏的人物都不知其下落，后起的一群年轻娃娃，又如何晓得陈寅恪的死活？

因为郭沫若的“雄文”发表和“赶超”的需要，一些教师与学生，才在批判会上从一些老教授嘴里知道了陈寅恪的大名和他不可企及的巨大学术能量。想不到偏远的岭南卑湿之地，还蛰伏着如此威猛强悍的庞然大物，这个意外发现令小子后生们着实吃了一惊。

在一派喧嚣中，针对陈寅恪游学四方，饱读诗书，记忆力惊人的特点，有年轻的“天才”学生想出了一个在短时间内超过陈寅恪的办法，即组织几百人的阅读团，按照陈寅恪研究的范围搜集图书杂志阅读，假如每人读十本书，几百人加起来就是几千本，若再点灯熬油地奋斗一番，完全可以在几个月内超过陈寅恪读书的数量，如此便可轻易地赶超这个从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一时间，“每个学生读几本书，加在一起赶超陈寅恪”的口号，在全国高校甚至社会上流行起来。

面对这一离奇的时髦风尚，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时任《大公报》记者组副主任的萧离，感到不可思议，所以专门来到北大校园，征询与陈寅恪友善的北大历史系教授向达的看法。向达听罢颇为不屑地答道：“一个人读几百本书和几百人读几百本书大概不一样吧。”尽管不一样，但这个赶超陈寅恪的读书运动，还是在“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的政治氛围中不断升温膨胀地鼓**起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拔白旗”运动展开，一些人突然发现，作为学术大师、文化昆仑的陈寅恪已用不着赶超了，直接作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拔掉推倒就行了。于是，拔掉陈寅恪这杆迎风飘扬的资产阶级白旗运动又成为了先锋号角。

陈寅恪的一个学生辈人物，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当时在河北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的胡如雷闻风而动，很快搞出了一篇针对陈寅恪的批判文章，说：“解放几年来，陈先生发表的几篇文章，还原封不动地保持了二三十年前的面孔，我们从这些文章中嗅不出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持对抗态度的具体表现。”

胡如雷不愧为雷厉风行的行家，这是继郭沫若、范文澜等高层人物之后，作为低层人物向陈寅恪拉响的第一颗地雷。以专门编选研究墓志为业，在圈内小有名气的陈柏泉，为表现个人之勇和抢风潮之先，不甘落后地找来陈寅恪几篇论文一通乱翻，而后寻章摘句，“对号入座”式地口诛笔伐起来，说道：“翻阅解放后陈先生的全部文章，其中找不出丝毫马列主义理论的运用，这在解放多年的中国史坛上是一个空前的怪事。”

当年陈寅恪冒着炮火乘国民党政府派出的飞机离开北平的时候，曾有“众生颠倒诚何说”之慨，如今面对这位陈柏泉，病卧岭南“作哑羊”的陈寅恪又该说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