栖身岭南，桃源短暂

1948年，陈寅恪带着家人离开北平后，就前往广州岭南大学任教。

岭南大学是由美国基督教牧师哈巴在光绪十四年创建的广东第一所大学。1927年交由华人管理。岭南大学虽为基督教人士私创，但不属于任何宗派，宣扬宗教信仰自由。广东诸多名人，如陈少白、高剑父、冼星海、廖承志等都出自岭南大学。

校长陈序经也是岭大出身，他二十多岁就游学美欧，后来以主张“全盘西化”论驰名学界。陈序经虽然小陈寅恪十三岁，但与陈寅恪却是旧识。

陈序经上任于政局风雨飘摇的年代，为了使岭南大学有所作为，不辞辛苦的穿梭于南北，聘名人，跑经费。为岭大罗致了不少国内的一流学者。如王力、容庚、冼玉清、李沧萍，此外还有张纯明、梁方仲、姜立夫等，皆一时之选。

陈寅恪抵达岭南大学后，对这里的环境非常满意。岭南大学虽然没有北平繁华，但是这里翠竹成林，鸟语花香，再加上湿润的气候，对陈寅恪夫妇的健康大有好处。

而且陈序经知道陈寅恪眼睛不好，为表诚意，还特意修了一段平坦的水泥路。陈寅恪将这里当成是自己晚年的世外桃源，然而这样惬意的生活仅仅只维持了几个月。

1949年，国民政府随其军队节节败退，所控国土亦大片失守。与此同时，物价如脱缰之马，难以控制。法币从抗日战争前的14亿猛增到了1948年8月的660万亿，11年间增加了471429倍。法币作为货币的信用已经丧失，整个货币处在崩溃边缘。

国民党为挽救其财政经济危机，维持日益扩大的内战军费开支，决定废弃法币，改发金圆券，强制将黄金、白银和外币兑换成金圆券。然而金圆券贬值更快，不出十个月，发行额增加了65万倍，批发物价随之上涨了120万倍以上，大量城市中产阶级因此破产。

为此陈寅恪愤而作《哀金圆》长诗一首，以弹唱人口吻，用浅白的七言诗句诉说着人民的苦难，全诗长448言，词直气畅，悬河泻水。开头是这样写的：“赵庄金圆如山堆，路人指目为湿柴。湿柴待于尚可爨[cuàn]，金圆弃掷头不回。”湿柴，指的就是无用的东西。

长诗历数金圆券与人民的灾难后，笔锋一转道：“党家专政二十载，大厦一旦梁栋摧。乱源虽多主因一，民怨所致非兵灾。”可见，陈寅恪对国民党政府腐败的态度，是多么痛心疾首。

此时，广州已岌岌可危。国民党当局为在撤台前完成“抢救学人计划”，屡次动员陈序经、姜立夫与陈寅恪等人离开广州飞往台湾，甚至对陈序经直言：如果陈寅恪答应去香港，马上给他十万港元和新的洋房，而在台湾的老友傅斯年也多次来电催促陈寅恪尽快动身。

面对优渥的条件，年近花甲的陈寅恪选择了拒绝，他坚持留在大陆，直至撒手人寰。

陈寅恪说：“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大陆。”

转眼，时间来到了1952年，陈寅恪一直担任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据蒋天枢撰写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记载：陈寅恪初到广州岭南大学，兼任中文、历史两系教授，助教是黄如文。这黄如文是一个广州人，每次读古书资料和回答问题，都用粤语，陈寅恪只能听得一通呜哩哇啦，并不知道他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正在痛苦烦躁之时，曾在北平协助过陈寅恪工作的程曦正好在岭南大学中文系任助教。所以后来就由程曦代替黄如文作为陈寅恪先生的助教。想不到的是，1951年有以讲师职位聘请程曦的人，所以程曦坚决不再协助陈寅恪先生做事。后来陈寅恪便辞去了中文系的教职，专任历史系教授”。对此，蒋天枢在《事辑》中披露，陈流求曾在给他的信中说：“两老都曾亲自告诉我，对程曦的事很生气。”但是人各有志，既然程曦不愿做大师的助手，也只能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老对策，任其自然了。这位程曦于1951年10月赴香港大学任教，八年后转赴美国高校教授中国戏曲史，活得还算快活。只是他的突然离去使陈寅恪无法上课，只得暂由陈夫人唐筼接任助手，但毕竟唐筼身体有病，无力长期承担如此沉重的工作，只能苦撑以待将来。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高个子、白脸、留分头的青年学者，来到了中山大学康乐园陈寅恪家中，此人便是陈寅恪早年的弟子兼助手、时年三十八岁的汪篯。

在随后两年多的时间内，汪篯吃住都在恩师家中，与陈寅恪朝夕相伴。他不仅协助陈寅恪著述与修改、校正书稿，且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为导师所接受和采纳。

1952年2月，汪篯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被保送到北京马克思列宁学院带职学习，很快就成为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与前途可望的后备“文化班头”人才。

进入1953年，北方不断有信息捎来，说“政府希望陈先生北返”。当时已成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陶孟和专门托在中大任教的梁方仲探询陈寅恪北返之意，并透露出迫切之情。陈寅恪的一些故旧门生在吴晗等人的撺掇下，也寄信劝其重返清华，但是都被陈寅恪拒绝了，后来他在致朋友杨树达的信中说道：“弟畏人畏寒，故不北行。”

有研究者说，一个“畏”字神形俱现地表达了陈寅恪的思想与感情。“畏寒”自是一种推托的理由，抗战前在清华研究院做导师时的陈寅恪尚生活得自由自在，岂有“畏寒”之理？而“畏人”才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不过，“这时陈寅恪独立的生命世界在岭南已重新构建完毕，生命意识在这重构的世界里再度勃发”。

当中国科学院高层正为派谁去广州劝说陈寅恪北返感到烦恼时，正在北京马克思列宁学院学习的汪篯得此消息，主动请缨，欲充当南下劝说的“使者”。这个请求让正感左右为难的郭沫若等辈大为惊喜，当即表示准予此行。

于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崭露头角、风头正健的汪篯，带着满腔热情和志在必得的信念，于1953年11月21日抵达广州后，仍像五年前在清华园一样，毫不见外地直接住进了陈寅恪家中。只是此时的陈寅恪和汪篯无论是在思想还是对社会的看法上，都与五年前大不相同了。

年轻气盛、不明就里的汪篯在陈宅住下后，没有意识到自己无论是从辈分、地位、学识等诸多方面，都不具备与陈寅恪展开正式对话的资格。更为致命的是，据说，汪篯在与陈寅恪的交谈中，以“党员的口吻”“教育开导的口吻”，“不知天高地厚”地向陈寅恪进行严肃且政治味十足的谈话。此举令陈寅恪勃然大怒，竟脱口说出了“你不是我的学生”的激愤之语。

遭此棒喝，汪篯才如醍醐灌顶蓦然意识到大事不好，当年的一家人现在很难再说一家话了，自己这个苏秦、张仪当得并不成功，而且很窝囊、很失败。在惊愕惶恐中汪篯的头脑稍微清醒了，但师徒已经反目，挽回似无可能，汪篯只好灰头土脸地搬出陈宅到中大招待所暂住。

后来的几天，尽管汪篯又做过许多亡羊补牢式的努力，但陈寅恪怒气未消，总不释然。当然，陈寅恪之激愤并不只是对汪篯本人，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郭沫若等搞的那一套“新史学”。

陈寅恪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真正的史学得不到发扬光大，反而所谓“以论带史”的新史学大出风头，且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此种毁灭文化道统的行为，必将连同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同毁亡。

汪篯知道自己的一切努力就此终结，只好长叹一声，带着惶恐、沮丧与深深的遗憾踏上归途。故都北京再也见不到陈寅恪那孤独傲然的身影，陈、汪师生缘分已尽，就此永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