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逢乱离，北归梦短

1946年10月，陈寅恪接受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之聘，赴北平清华大学任教。

此时的清华因在抗战中被日军征用为营房和马厩，所以房屋破损，残垣断壁，望之令人怆然。好在梅贻琦已提前派人对整个园区房舍进行了简单的修缮，师生勉强能够居住和开课。

陈寅恪一家暂住清华园新林院五十二号，同战前课程安排一样，陈寅恪仍任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外兼已复员的燕京大学研究院导师。

因陈寅恪已双目失明，教学研究皆需助手查阅诵读，所以请自己的弟子王永兴帮忙。并把自己的书斋取名为“不见为净之室”。

陈寅恪的雄心壮志与传道授业的急切心情，令家人、助手与友人都为他捏着一把汗，担心他的身体不能支撑。清华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前来探望，见陈寅恪身体仍处于病弱状态，便转达校长梅贻琦的建议，劝其先休养一段时间，搞搞个人研究，暂时不要开课。陈寅恪听罢当即回答说：“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我要开课，至于个人研究，那是次要的事。我每个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

雷海宗一看这阵势，自知不能再劝，但仍不忍见到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来回奔波，于是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让学生到陈宅上课，陈寅恪才答应。

许多年之后，王永兴对陈寅恪这一做法深情地回忆道：“使我感动的也是他那朴实而坚定的语言。他没有说过作为一个教师应该如何如何冠冕堂皇的话，但是，他的身教要比那许多话高明得多。今天，我作为一个教师，虽学识浅陋，但仍要每学期开两门课，是因为每每想起老师身教如此，不敢懈怠。”

有证可查的是，陈寅恪重返清华，为历史系开的课程为“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这个课在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大与燕京大学都开过，对陈寅恪来说应是轻车熟路，照着原来的提纲重复一遍即可应付交差。但陈寅恪的不同之处在于，凡是此前讲过的内容基本不再涉及，若有著作出版问世，涉此专题的课程便永不再讲。

用陈寅恪自己的话说就是，著作都已出版了，同学们拿来用业余时间读一读就可以了，不必再把光阴浪费在课堂上。

陈寅恪本人素来鄙视靠一本讲义翻来覆去吃一辈子的教授，认为这样做不但误人子弟，简直是图财害命。他自己开课，特别注意这一问题并做出规范。虽是同样的中古史甚至具体的隋唐史，陈寅恪每讲必有新意，发前人之未发，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的精神与规范。

在王永兴的记忆里，陈寅恪在这段时间备课要读的第一部典籍总是《资治通鉴》，其次为《通典》《唐会要》《唐六典》、两《唐书》等。

按一般规律和程序，当《资治通鉴》摆到桌上后，助手需按导师指定的书目章节一段段诵读下去，坐在椅子上以手托头静心聆听的陈寅恪轻轻把手一点，表示就要停下来，然后陈寅恪再以手抚头开始沉思冥想一番，提出问题及注意之点，让助手记在本子上。待记下几条后，导师又吩咐助手查询两《唐书》、《唐会要》《通典》中与此相关的记述，并一一诵读。陈寅恪通过聆听比较，对每一条材料都做严格谨慎的校勘与考证，最后指出几种典籍所记载之不同处，何书记载可靠，何书记载有误，何书是妄倡谬说，等等，助手一一笔录。

待这一切程序完毕，所教授的讲稿或者详细提纲也就顺理成章，可以开坛授徒了。对于这个过程，王永兴曾回忆道：“当时上课是在寅恪先生家里，一般有二三十个学生，上课之前他指定我在黑板上写史料，然后，坐在一把藤椅上，问我写了些什么材料，我一一和他说。没有材料，他是从来不讲课的。两黑板的材料讲完了，我再接着写。讲课之后，他常常问我这样讲学生能接受吗？他常要我征求学生们的意见，然后再修改讲课稿。陈先生讲课精湛，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而在这背后的，是他备课的辛勤。他年年开课，年年都是这样备课讲课。”

纵观数千年之中国教育史，有多少盲人教授不得而知，但此种备课与授课者则鲜有耳闻。所幸历史未能忘记这一笔，否则将是历史之无情，人类文明史之大缺憾。

陈寅恪读《资治通鉴》不知读了多少遍，但有些地方能大段背诵却是事实。有次王永兴读至某段，端坐在椅子上的陈寅恪突然把手一挥示意停止，并要求重读。王意识到可能有脱漏之处，便仔细一字一句慢慢读去，果然发现初读时脱漏一字。陈寅恪超群的记忆力与一丝不苟的精神，令这位弟子汗颜的同时又愈加敬佩。

翌年冬天，北平大寒，清华各院住宅本来装有暖气设备，经日寇盘踞，暖气设备全部拆毁废弃，水管冻裂无法修复，师生只有忍饥受冻艰难苦撑，不少教授因此病倒在床，痛苦呻吟。此时国民政府经济已全面崩溃，物价飞涨，人命微贱。到手的钞票每天加两个“0”，还是跟不上物价的飞速蹿升，弄得民不聊生，教职员工命悬一线。

此时目盲畏寒、身体多病的陈寅恪，再度面临穷困潦倒、朝不保夕的境地。当时在北大任教的季羡林前去探望，悲不自胜，当天即向胡适做了禀报。胡适立刻驱车出城直奔陈宅，想要把自己在美出任大使与在各个大学演讲所得的美元赠予陈寅恪，以助他渡过难关，不料此举被陈寅恪拒绝。

在无其他办法的情况下，双方相商，陈寅恪以卖掉自己藏书的代价换取胡氏手中的美元，用以买煤取暖，买米做饭，度过严冬。

据季羡林回忆：“我到清华陈先生家装了一车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书，陈先生只收了二千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书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的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这一批书实际上带有捐赠的性质。而寅恪师于金钱一介不取的正直性格，由此可见一斑了。”

1948年12月14日晨，北平北郊枪炮声甚密，时不时的就能听到炸弹落地爆炸的声音。一群群国民党军与拖儿带女的难民向北平方向溃退逃亡。中午，解放军已进至清河镇一带，向清华园方向疾速推进。清华师生纷纷登上宿舍楼顶北望观战，伴有呛人血腥味儿的烟尘随着强劲的北风飘向清华园，令每一个人的身心都感到了战争的惨烈。

这时，胡适驱车满面焦虑地找到陈寅恪，请他和自己一起离开北平南飞。其实几天前，陈雪屏以“抢救人才”为名，曾乘专机来接过陈寅恪，但是被陈寅恪拒绝了，因为陈雪屏是国民党的官僚，坐的是国民党的飞机。但是现在跟胡适一起走，陈寅恪走得心安理得。同行者除了陈家人，尚有北大和清华的钱思亮、英千里、黄金鳌等著名教授。

透过飞机舷窗，古城北平渐渐隐去，面对匆匆掠过的北国大地，胡适与众位教授思绪万千，百感交集。双目失明的陈寅恪随着机翼的摇晃颠簸，更是凄惶怆然，不知何处才是自己的归宿。于是，在八千米高空，陈寅恪留下了一首政治态度鲜明、对后世研究陈寅恪生平思想至关重要、标题长达38个字的“乱离永诀诗”：

戊子阳历12月15日于北平中南海公园勤政殿门前等车至南苑乘飞机途中作并寄亲友

临老三回逢乱离，蔡威泪尽血犹垂。

众生颠倒诚何说？残命维持转自疑。

去眼池台成永诀，销魂巷陌记当时。

北归一梦原知短，如此匆匆更可悲。

陈寅恪并不知道自己一语中的，随着飞机升向蓝天，他从此与北国永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