擦肩李庄，前往燕大

1938年，陈寅恪一家到达桂林后，中研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丁西林专程派车把陈寅恪一家接到所内暂住。历尽千险万难，死里逃生的陈家，对这一历史性的会面，自是百感交集，怆然难忘。

许多年后，陈寅恪的女儿流求深情地回忆道：“抵达物理所时，天色已全黑，丁伯伯让我们住进他的宿舍里，紧接着研究所的伯伯、伯母们来热情问候，真像回到老家一样。环顾宿舍，虽是茅草房顶，竹篱夹墙，但是人情温暖，父母眉头也舒展开了。”

按照流求的说法，“父亲原打算继续上路赴四川李庄历史语言研究所”，而史语所的同人也渴盼着大师的到来，为这座万里长江第一古镇增添新的活力与砝码。遗憾的是，陈寅恪夫妇的身体状况均不允许再继续前行，导致这一计划随着岁月流逝而渐渐偏离了轨道。

陈寅恪在内江与近在咫尺的李庄擦肩而过后，于次日抵达了成都燕京大学校园，开始了又一段悲欣交集的教书生涯与伤感怆怀的生命旅程。

燕京大学是美国教会委托司徒雷登，二十年代初期在京兴办起的教会大学，无论在校址选择、建筑设备，以及师资力量上，都堪称北京一流。1928年美加州大学对亚洲高校进行调查，燕大被列为两所甲级基督教大学之一，它的毕业生有资格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七?七”事变后，清华、北大内迁，燕大却利用其特殊的地位未迁动，反而成了华北大海中的孤岛。

1941年12月8日，在日本偷袭珍珠港、攻打香港的同一天，司徒雷登在天津参加演讲被日军逮捕。这位生长在中国土地上的美国学者在监禁近四年的时间里，始终未向日军屈服。而司徒雷登被捕后，日军虽占据燕大，遣散师生，但许多师生迁往成都继续办学。

据流求笔记记载：到成都后，“父亲在燕京任课，我家与李方桂教授家同住在学校租赁的民房内。这期间成都灯光昏暗，物价飞涨，间或要躲警报，而父亲在生活那样困难的时候，用他高度近视的唯一左眼，紧张地从事学术研究和一丝不苟地备课”。

陈寅恪携家初到成都时，居住在燕大租赁的一排民房的二楼，同住的还有其他燕大教授。陈寅恪之所以舍李庄史语所而奔燕大，主要原因是认为成都和燕大的条件要比李庄好一点，对自己及家人，特别是患有心脏病的夫人唐筼的身体有益处。想不到战时的中国处处物质匮乏，灾难连连，成都亦在战火笼罩之下，与其他地方相差无几。当时李方桂住在楼下，流求等几个孩子从自家的地板缝里，就可清楚地看到李家炒菜做饭的情景，由此可见其房舍的寒陋。

因居住条件糟糕，生活困顿，陈寅恪原来高度近视的左眼视力急剧下降。例如阅完学生的考试卷，按常规是要把每个人的分数一一登记在成绩表上的，因表格较小，印刷质量又差，陈寅恪无法看清，为免登记错格，只得叫女儿流求协助完成。稍感幸运的是，后来上课地点由陕西街改到华西大学文学院，陈家搬入华西坝广益宿舍，居住条件才得到改善，上课也无须再跑远路，陈寅恪的身心也得到了些许安顿。

从陈流求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陈寅恪每学期仍然从开学第一天起就准时夹着他的布包袱走出家门，步入教室。而这个时候，唐筼的心脏病不时复发，又整日为柴米所困，一家老小仍旧是苦不堪言。

尽管处境艰难，陈寅恪教学仍一丝不苟，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据燕大历史系学生石泉与李涵回忆，陈寅恪刚到燕大时，所开的课为“魏晋南北朝史”和“元、白诗”两门。自1944年秋季开始，又继续开设“唐史”和“晋至唐史专题研究”两门大课。由于陈寅恪讲课内容精辟，极富启发性，前来听讲者不仅有校内学生，华西坝其他几所大学的教授也都云集而来，想要一睹陈寅恪讲课时的风采神韵，因而关于陈寅恪乃“教授之教授”的声名继清华之后，又在成都高校广为流传开来。

另外，据当时在燕大历史系读书的雍国泰回忆说：“陈寅恪先生讲的内容是唐史，他声音细微，语音不清之处，或者一些中心词，都由讲师板书在黑板上。我注意细听他的每一句话，也作了笔记。概括说来，他讲述的章节无系统，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这一周讲了半截，下一周又讲到其他方面去了，留出巨大的空间，让我们自己去思考和填补。主要内容是说唐王朝是中国又一次的民族大融合，无论政治制度还是文化、风俗，都是经过融合后的‘大杂烩’。李氏家族虽为汉人，但受胡化影响很深，因此体内就有胡人的血统，如李世民先辈李虎之妻独孤氏，李渊之妻窦氏，包括李世民本人之妻长孙氏，均为胡人。不过出于统治需要，李世民自己绝不承认。有个叫法林的和尚，当面说太宗不是汉人，李世民大发雷霆，意欲杀之。从风俗来看，唐代也显受胡俗浸染，胡人本来有‘兄死妻其嫂、父死妻其后母’的习俗，‘玄武门事变’后，世民即纳其弟齐王元吉之妇为妃；太宗死后，高宗公开纳太宗才人武后为妃；最突出的是玄宗夺媳。这是胡俗，当时并不以为耻。杨国忠在岭南做官几年未回家，其妻与人通奸产子，国忠回来后，说是‘梦交’得子，还大宴宾客。总之，‘男女大防’在唐代是被冲毁了很大一个缺口，男女之间自由恋爱之风颇浓，非常开放。”雍国泰又说：“先生上课，我们从不发问，有天下课后，一位同学好奇地问道：‘杨贵妃体形肥胖，究竟体重若干？’先生顺口回答：‘135 磅。’先生此说，想来必有所本，只是不知这些资料他又是从哪里得来。”

或许这般类似通俗小说的情节更能令人感兴趣和便于记住，因而在几十年后，这位雍国泰同学还记住了这若干细节。不过，陈寅恪所讲的课程，并不是每堂都如此的通俗且充满韵味。

据当时在燕大历史系任讲师，后成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的王钟翰回忆：陈先生携全家老小自桂林赴成都燕大后，“景慕多年的前辈史学大师，今得亲聆教诲，真是三生有幸，喜可知也。先生初开魏晋南北朝史，继开唐史，一时慕名前来听讲者，不乏百数十人，讲堂座无虚席，侍立门窗两旁，几无容足之地。记得先生开讲曹魏之所以兴起与南北朝之所以分裂，以及唐初李渊起兵太原，隋何以亡，唐何以兴，源源本本，剖析入微，征引简要，论证确凿。每一讲有一讲的创获和新意，多发前人未发之覆。先生讲课，稍带长沙口音，声调低微，每令人不易听懂。而所讲内容，既专且深，我亦不甚了了，自然更难为一般大学生所接受。两课能坚持听讲到底者，不过二十人，其中大多数今已成为在文史研究方面学有专长的专家了”。

王钟翰所言，透出了陈寅恪讲学的另一个侧面，而这一个侧面当是最为主要的，也是其真正传授学问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