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突起，滞留香港

陈寅恪远在西南边陲，夫人唐筼携三个女儿在香港苦苦度日，虽然每个月都能收到陈寅恪寄来的薪金，但是因为不断贬值，换成港币已不足以维持生活，不得不搬家至九龙城附近，与西南联大沈教授家眷合住。

祸不单行的是，在如此窘迫的困境中，幼女美延染上百日咳，三个月内昼夜尖咳，而唐筼的心脏病在陈寅恪走后也愈发严重，后来在许地山夫人的帮助下，才住进医院。

1939年春，陈寅恪被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研究员职称，并收到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聘书，请其赴牛津主讲汉学。这是牛津大学创办三百余年来首次聘请一位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面对如此极具荣誉的礼聘，陈寅恪曾两度辞谢，后考虑到一直住在香港的夫人唐筼患有严重心脏病，不能携家抵昆明团聚，同时想借赴英的机会治疗眼疾，最终答应就聘。在得到西南联大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同意后，陈寅恪乘车由安南转往香港做赴英的准备。整个欧洲的汉学家风闻陈寅恪即将赴英，皆云集于奥格司佛城，静坐以待。

意想不到的是，陈寅恪抵港未久，欧洲战火突起，地中海不能通航，何时能够起程，杳无可知。陈寅恪茫然四顾，不知如何是好，此番往来，国难、家愁、离恨郁结心头，失望、苦恼、无奈交织成路，无限感慨寄于《己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有作》一诗：

暂归匆别意如何，三月昏昏似梦过。

残剩河山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愁多。

狐埋狐椅催亡国，鸡犬飞升送逝波。

人事已穷天更远，只余未死一悲歌。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年代。日军虽已无力进攻西南，但常遣飞机轰炸成都、重庆、昆明、贵阳等城市。联大教师生活每况愈下，虽然薪水照旧，但是因为通货膨胀，每月350元的薪金，现按当时生活指数折合，仅值13.60元。故陈寅恪写下诗句曰：“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

3月，陈寅恪以评论员的身份，受邀赴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本次评议会因前任院长蔡元培于3月3日不幸逝于香港，故选举新任院长成为主要议题。当时，国民政府想要指派顾孟余，但顾数十年从政，与学术疏淡，所以陈寅恪公开反对，并推举胡适。陈寅恪认为选文科出身者，应为胡适，选理科出身者应为李四光，二人皆有学术造诣，且影响极大。

若干年后的事实也证明了陈寅恪的眼力与识见，新中国成立后，李四光在地质学界发挥了开天辟地的重大作用，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际操作中，都做出了任何同时代人无法企及的巨大贡献。当年与其争锋者皆被他那科学巨人的身影笼罩得不辨牛马。

只是，此时的胡适与李四光都是国民党高层不欢迎的人，陈寅恪之说，也是一时的宣泄怨愤而已，可谓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他追求学术独立、自由之无畏精神一时为群贤刮目。研究院评议会结束，陈寅恪又返回昆明。暑假来临，再赴香港等候去英国的机会。后来收到中国驻英大使郭复初电示，因为时局关系，赴英之事仍须延缓一年。

恰在此刻，日军攻占南宁，陷落昆仑关，滇越交通中断。致使陈寅恪进退维谷，而夫人唐筼病体难支，家中炊米无着。

陈寅恪经中英文化协会领导人杭立武联系，被聘为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并向西南联大请假一年，暂居香港。期间，为减轻房租数次搬家。

1941年，陈寅恪一面在香港讲学，一面等待赴英时机。其间写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

8月4日，好友许地山以心脏病突发在罗便臣道寓所逝世，时年仅四十九岁。许地山的死震动香港，8月5日港大举行祭仪，香港及内地居此的社会名流纷纷参加，近千人往祭，港九钟楼鸣钟，并下半旗致哀。陈寅恪也倍觉伤痛，一连数日闷闷不语，并写一副挽联：

人事极烦劳，高斋延客，萧寺属文，心力暗弹浑未觉；

乱离相倚托，娇女寄虎，病妻求药，年时回忆倍伤神。

当陈寅恪在势如牢笼的港岛左冲右撞，总是突不出重围之时，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爆发了。

就在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同日上午8时30分，日军空袭英军守卫的香港并以第三十八师团数万人之兵力进攻港岛。13日，九龙半岛沦陷，25日港岛失守。英国守军仅仅抵抗了十八天便崩溃，整个港岛被日军占领。香港歌舞升平之景象，顷刻代之以萧条破败：学校停课、商店关门，街上满是垃圾废报纸；交通阻断，粮荒四起，整个香港已成为一座坟墓式的孤城。

在这种混乱危局中，要想在短时间内逃出孤岛，几乎没有可能。无奈中的陈寅恪一家老小，只有伴随着这座孤城和孤城中几近绝望的人群，开始在日军的铁蹄下痛苦地呻吟。

陈寅恪的弟子蒋天枢后来在记述这段“事辑”的按语中写道：“如非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赴英伦之举或终能成行。先生离北平时，右眼视网膜已发现剥离现象，若得至英伦，眼疾当可医治痊复，不致终于失明。”走笔至此，蒋氏慨叹曰：“天欤，际遇之不幸欤？”

陷入港岛的陈寅恪的确是遭到了天命与际遇双重的不幸。由于学校关门，粮库封锁，钱粮来源皆已断绝，只靠一点儿存粮维持一家人的生命。陈寅恪困坐家中，惶惶不可终日。为节省口粮，唐筼开始强行控制家人进食，孩子们吃到红薯根、皮，都觉得味美无穷。

忽一日，日军要征用陈寅恪家所租住的楼房作为军营，勒令所有住户限期搬出。然而街上交通封闭，日军在路口架设铁丝网，动辄开枪杀人，常有过路者无故中弹倒地而亡。听闻将遭驱逐的消息，全楼人惊惶失措，都感到大祸临头又不知道如何应对。陈家女儿流求清楚地记得：“那天早晨母亲含着眼泪，拿了一块淡色的布，用毛笔写上家长及孩子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及亲友住址，缝在四岁的小妹美延罩衫大襟上，怕万一被迫出走后失散，盼望有好心人把她收留。如此情景，不仅全家人眼眶湿润，连正要告辞返乡的保姆也哭了。”

危难之中，陈寅恪决定不再顾及个人安危，豁出性命与日军一搏，遂毅然下楼与凶悍的日军交涉，最终使对方同意延长时日，以留出居民搬迁的空隙。后因这支军队突然奉命开往新的战场，全楼才得以幸免。陈家那位原本有些牛气的房东自此对这位在日军面前大义凛然，且能用日语交涉的穷教授刮目相看，尊礼有加。

刚刚躲过被驱逐的厄运，夜幕沉沉中，对面楼上忽又传来阵阵凄惨的哭叫声与厮打声，睡梦中的陈家惊恐而起，紧张地听着外面的动静，直到天将大亮哭叫声才渐渐平息。次日有邻居转告，说是昨夜前方楼上一家五个女孩遭到日本大兵的侮辱。此时陈家大女儿流求已上初中，母亲唐筼听罢打了个寒战，立即从身旁摸过剪刀，一把拉过流求，不由分说，把她头上的长发剪掉，又找出陈寅恪的旧衣让其穿上，女扮男装，以躲避可能的不测。

恰在此时，又传来蔡元培夫人家中遭劫的消息，陈寅恪急忙跑去一看，蔡家钱物被洗劫一空，据说是当地一伙不法之徒趁乱所为。蔡夫人悲恸不已，几次昏死，陈寅恪欲助其难，但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不保，只好空言劝慰，以减轻对方精神之苦痛。

春节过后，有位自称陈寅恪旧日学生的人来访，说是奉命请他到沦陷区广州或上海任教，并拨一笔巨款让陈寅恪筹建文化学院。陈寅恪辞却对方，意识到自己有被日伪汉奸强行利用的危险，想要不与狼共舞，就必须冒死逃离香港。于是，经过一番苦心孤诣的秘密筹划，终于在1942年5月5日突出重围，陈寅恪携家登船离开了坟墓般的孤岛，取道广州湾返回内地，一路艰苦跋涉，于同年6月抵达桂林。

脱离虎口流亡到桂林后，陈寅恪的心情如同久霾的天空忽然晴朗，正如给好友刘永济的信中所言：“扶病就道，一时脱离沦陷区域，获返故国，精神兴奋，勉强尚能成行。”远在乐山武汉大学任教的其兄陈隆恪得知陈寅恪摆脱了倭督及汪伪汉奸的纠缠，携家安全脱险的消息后，在《闻六弟携眷自香港脱险至桂林》诗中，有“辛苦识君来”“正气吞狂贼”两句，以示对这位富有民族气节的胞弟及其家人的称赞与嘉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