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箱被窃，砖头代之

1937年12月，根据国民政府的指令，设在长沙的临时大学撤往昆明，另行组建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校当局得令，立即开始了撤退行动，师生们分成三路赶赴昆明。第一批从广州、香港坐海船至越南海防，再坐火车到昆明；第二批沿长沙经贵阳至昆明的公路徒步行军；第三路从长沙出发后，经桂林、柳州、南宁，取道镇南关进入越南，由河内转乘滇越铁路火车，奔赴昆明。

在三条路线中，陈寅恪一家选择了水路。

南下之前，陈寅恪将清华园抢运出的一批私人书籍另行打包邮寄到长沙，但直到要离开此地时，邮寄的书籍因交通阻隔尚未收到。眼看师生已走大半，陈寅恪已顾不得许多，只好携家眷起程，乘汽车到广西桂林市。

广西是陈寅恪夫人唐筼的故乡，其父母早已去世，有些亲属还在桂林工作和居住。这是一座看上去较北方安静的古城，买卖货物使用的是“桂币”，物价尚平稳。陈家住进靠近湖畔的一家旅馆，一边做继续上路的准备，一边在城中拜访唐氏的本家或亲戚。就在这短暂停留的时刻，胡适的爱徒，时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后为著名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的罗尔纲与陈寅恪意外相遇了。

许多年后，罗尔纲回忆：当时北大、清华等高校相继南迁，群集于湖南长沙圣经学院。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中，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瘦削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广场上。

罗尔纲说：一天，在我旁边忽然有人急促地叫道：“这是陈寅恪！这是陈寅恪！”我还没有见过陈先生的风采，听闻叫声正打算追去看，忽然想到这是没有礼貌的，停止了。过了两个月，社会科学研究所派我回广西接洽，当时我住在环湖酒店。那是一个寒冬之夜，大约在十九时半左右，听到有人敲我的房门。开了门，原来是陈寅恪先生！陈寅恪先生光临我这个小小的助理研究员的住所，真是天外飞来的喜讯！

我恭迎陈先生进来坐定。他说今夜到旅馆访友，看见住客牌知到我住在这里，就来看望，不访朋友了。

陈先生一坐下来，就说看过我许多考证，接着一篇篇加以评论。他一直坐到二十三时，旅馆要关门，服务员来通知，我送他出旅馆门口，他才依依不舍的与我告别。这件事虽然距今已经五十七年了，但一经提及就像在眼前一样。我深感惭愧，也极感惊奇。陈先生是研究教导隋唐史和撰著文学考证的。我研究的太平天国史和他距离那么远，我又不是他的学生，他为什么这样关心我的著作呢？

今天回想起来，使我豁然感到陈寅恪先生胸怀的旷达，润物无边。”

可以想象的是，在这个异地他乡寒冷的冬夜，一代国学大师陈寅恪与青年才俊罗尔纲的一席交谈，对后者的影响有多重大。罗尔纲后来之所以在学术上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除了胡适耳提面命、不辞辛苦的栽培扶植，与陈寅恪等前辈大师这种礼贤下士的指导与鼓励自有关联。

在桂林的日子很快过去，陈寅恪一家又要急着赶路。茫茫夜色中，轮船沿江而下，当他们一家经虎门抵达香港时，已是1937年阴历岁末了。

初到香港，陈夫人唐筼因旅途劳累过度，心脏病突发，女儿美延又身染百日咳，高烧发热，昼夜尖叫，咳嗽不止，全家不能再行，只好在陈寅恪的好友、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地山的帮助下，租赁了一间房屋暂住下来。

陈家在极其窘迫、落魄的生活境遇中在香港度过了逃难以来的第一个春节。春节过后，陈寅恪必须赶往西南联大授课，唐筼心脏病未愈，体力不支，不能随行。陈寅恪只好告别家人，独自一人先行上路。

赴滇之时，陈寅恪把自己随身携带的文稿、拓本、照片、古代东方书籍，以及经年批注的多册《蒙古源流注》《世说新语》等，连同部分文献资料，装入两个木箱交于铁路部门托运——这是他几十年心血凝聚而成并视为生命的珍贵财富。万万没想到的是，待陈寅恪赶到蒙自，雇人力车夫将运来的木箱拉到宿舍，兴冲冲地打开验看时，却发现箱内只有砖头数块，书籍等物踪迹全无。面对如此凄绝惨状，陈寅恪当场昏厥。后来据同事分析，箱内之物在路途中被铁路内部的不法分子窃走，为防盗事过早暴露，另易砖头数块装入箱内充数。在悲愤、痛惜与伤感中，陈寅恪身染沉疴，一病不起。

祸不单行，此前由北平邮寄的书籍在陈寅恪一家走后陆续到达长沙并由一位亲戚暂时收藏。想不到1938年11月日军攻占岳阳逼近长沙时，国军为实施“坚壁清野”战略于12日夜间放火烧城，毁房5万余栋，死伤市民2万余人，长沙一片火海，数十万人无家可归，陈寅恪寄存的书籍也在大火中化作灰烬。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陈寅恪痛心疾首，再度潸然泪下。

1938年夏，因柳州中央航空学校要迁往蒙自，需占用联大分校校舍，西南联大文学院与法商学院等师生奉命陆续迁至昆明联大本部。陈寅恪住进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租赁的靛花巷青园学舍楼上——这是他自北平与史语所同人分别五年多来再次相聚。一年后，史语所全体人员搬到郊外，此楼成了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大本营。陈寅恪到昆明不久，即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历史组导师，一直在此居住。

西南联大的教室位于昆明文林街，靛花巷青园学舍临近昆明城北门，每逢上课，陈寅恪都需步行一里多路到校。尽管处于战时，陈寅恪仍像在清华园一样，每次上课都是用一块花布或黑布，包着一大包书向教室匆匆走来，至时满头是汗，但从不迟到。有同学不忍见身患眼疾，且一只眼睛已盲的史学大师如此辛苦劳累，主动提议前去迎接，并帮助拿书，陈寅恪却不同意。

许多上过课的学生若干年后还记得，陈寅恪上课一丝不苟，多数时候先抄了满满两黑板资料，然后再闭上眼睛讲，进入自我营造的学术语境或历史语境中，似乎把世事都忘得一干二净。据听过陈寅恪课的联大学生宗良圯回忆：“陈师开了一门‘两晋南北朝史’全年四学分的课程，每星期授课两小时。……陈师常衣狐裘、戴风帽、手提花布包袱，走入教室。某日，第一只脚甫踏入门，距离黑板尚远，陈师即开始讲述，谓上次讲的……随即走近桌旁，放置包书的包袱，就坐于面对黑板、背朝学生之扶手椅上。讲述久之，似发觉座位方向不对，始站起身搬转坐椅，面对生徒，而做微笑状。有时瞑目闭眼而讲，滔滔不绝。”

可惜这样的安稳日子未过多久，凶悍的日军飞机又带着一肚子爆炸物找上门来了。

1938年9月28日，日军以堵截和破坏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为终极战略意义的昆明大轰炸开始了。许多人都亲眼目睹了这样的景象：只见飞机在空中从容变换队形，一架接着一架俯冲投弹，整个城市浓烟四起，烈焰升腾，而后才是炸弹的呼啸和爆炸声，有时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枚枚炸弹如何从飞机肚子里钻出来，带着“嗖嗖”声向城市各个角落飞去。

当时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学生汪曾祺撰写的回忆文章《跑警报》中，以他特有的幽默风趣举例说，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听说是雷海宗先生，他开的一门课因为讲授多年，已经背得很熟，上课前无须准备。下课了，讲到哪里算哪里，他自己也不记得。每回上课，都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班上有个女同学，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不落。雷先生有一次问她：“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夹，看了看：“您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频繁的警报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这个时候，身体虚弱的陈寅恪不但右眼失明，左眼也已患疾，视力模糊，行动极其不便。每当警报响起，众人大呼小叫地纷纷向楼下冲去，好友傅斯年却摇晃着肥胖的身躯，不顾自己极其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喘着粗气，大汗淋漓地向楼上急奔，待跑到三楼把陈寅恪小心翼翼地搀扶下来，送进防空洞，才算了却一件心事。

满身霸气，整日仰头挺胸，鼻孔朝天，头颅左右乱转，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傅斯年，竟对陈寅恪如此敬重呵护，一时在昆明学界传为佳话。而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陈寅恪抱病完成了学术专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