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宫内落石伤人

隧道尽头两块石碑的后面，又出现了一副双扇石门。门的结构与隧道门稍有不同，门框只用了两块石材，门槛除西半部用长约0.3米的石条外，其余部分用一整块大方石料加工而成，上面有四个门臼窝。两扇门高0.9米，宽0.42米，厚0.1米，门槛宽0.21米，高0.2（内侧）至0.4（外侧）米。这些看似繁琐的数字，浸透着现场考古队员的汗水。

登记、丈量完门扇门槛，他们才发现，门和门框泛着一层白光。贴近眼前一看，方晓得在两侧门框的正面，有阴刻的坐佛像。这佛像均结跏趺坐，有背光与顶光[1]，线条简洁，构图明朗。东侧三行六排共十八尊佛像，中间一行的佛像边上有刻文，现场发掘组推断，这刻文都是人名，有“杜从真”、“从谏”、“从昶”、“从礼”及“任士良”等等。由每一尊造像旁仅一个人名来看，这些人大都是当时的大德居士、对佛事有功者。西侧三行十三排共三十九尊坐佛像，个别佛像因石头碎裂脱落而损坏或不复存在，已很难辨出佛像优美丰腴的风骨。

就在门框的两个内侧面，均有一线刻雕的“天王力士”像，他们神态威勇，颇有一股不可战胜的护法气势。而两扇门上各有一尊“菩萨”像，线条镂刻流畅，堪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上的线描媲美，甚至令人坚信如此美妙的构图，可以称得上是张择端画的师承来源。而这些却实实在在出自文化不深的一般石匠之手！这两尊菩萨的存在，显然打破了第一道门只涂黑漆的格局。而也只有到现在，人们才恍然悟知，第一道门上的黑漆，原是有意地赋予了哀悼念怀佛祖之意。菩萨造型看似相同却又不同，充分显露隋唐壁画人物丰腴饱满的特点，生动可人，逼真传神，风采飘逸，委实是两位普度众生的慈善家，她们的足下，各踩一团升腾的莲云，瑞气流溢。左边的一位手扬拂尘，拂尘扬处，人间的一切妖魔鬼蜮，似无处逃遁，只等伏地被擒。右边的一位双臂交叉，叠摞胸前，手拈一樽斜倾的净水圣瓶，似要收尽作孽恶人。左边的凝目浩渺长空，天庭也显缩微；右边的秀目半启，俯视浩浩人间。

地宫第二道石门

由于第二道门位于整个塔的中间位置，塔的重力大部分作用于门的部位和里面4米见方的隧道顶部，所以，门的顶部已有两处断开。打开第二道门，里面室内结构仍然大体与隧道相同，只是隧洞不堪宝塔压力作用，破坏严重。两壁上的石板错位现象很普遍，甚至一些石板被压挤成了碎石状。

随着第二道门的打开，现场除了考古队员以外，数名佛门代表、官员的情绪都达到了难以形容的顶点。

考古组仍然决定动用民工，于是，十名身强力壮的民工被招来。他们凭着一股好似冥冥中神力相助的憨猛，肩扛臂抱，硬是先将两扇石门抬上地面。

就在这时，佛门僧众或现场官员，都意欲先睹里面究竟，感情一时无法控制，争相要下去。现居法门寺院的李子重，这位身兼宝鸡市、扶风县佛教协会秘书长的大居士，即为争睹佛容跳下坑道者之一。人们现在似乎可以理解当时他硬要下去看的心情，他不顾学生韩金科的劝阻，不顾年岁已大，硬是随几个人下到隧洞门前，想把自己的冲动变为对佛的仰拜。

李子重居士刚下去，与其他几人挤着探头朝里面看，他们都惊呆了：里面全是山一样叠摞在一起的码放整齐的丝绸、丝织品，镶金带银嵌圭挂珠的丝绸织物，比起空余地面铺满的铜钱来说，更是人们注意的焦点，引起一片**。就在他们情绪激昂的当头，不想从门楣落下一块碎石，正好砸中李子重右额角，顿时血流如注，模糊了这位善良和善的老居士的双眼，他在颤抖中被人抬了上去。

石落见血，是吉是凶？被中国传统封建思想长期禁锢的民众，往往在紧要关头富于迷信联想，包括此刻现场的无神论者，也惊异不止。正好一种无形的力量阻止了还争相要下去的一些人，而下面的几位也都面面相觑地默不作声，只可意会地交换了一下眼神，知趣地爬了上来。

韩金科等人迅速安排人、车，将李子重老人送往九公里外的扶风县医院包扎……

流血事件的出现，使现场的人们心中产生了不小的悸动。

考古队员们心里不是没有想法，只是职业的严肃性要求他们要更加仔细认真地处理好眼前的每一件文物。说真切一点，一些非专职考古人员离开了现场后，正好使考古队员们感到没了拥挤和紧张的气氛，他们全神贯注放开手脚去履行自己的职责。

于是省、地、县三级考古队员继续探寻。地面，有专门从事摄影工作的王保平扛着摄像机全程拍摄。大家身穿韩金科设计制作的那种全身无口袋、桶状、扣子在身后的工作服，清一色颇有股专门作业的味道。

队员们发现，铺地石是南北向两行，由于年代久远，已经互相拱起。

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现场判断，这石门开处的第二个四面用大理石砌成的长长隧道，为塔基地宫的前室。只见这前室东壁的上面，留有数处题名结衔的题刻，如“内弓箭使左衔上将军刘从实”等等。

往前室深处一看，发现一堆又一堆码叠垒摞整齐的丝织品，以及石函、蹀躞十事[2]、白瓷瓶，还有一铜质锡杖[3]，甚为罕见。这锡杖是鎏金[4]单轮六环，显系哪位大德高僧之宝物。锡杖由轮首、执手、杖樽三部分组成，原与木杖套接，木杖已朽坏，总长度不明。看那桃形轮杖上端的两侧，各套三枚锡环，一量，锡环直径均为117毫米。桃形轮及圆环剖面均呈菱形，轮顶饰有智慧珠，锡杖大部分已由于潮湿等原因出现了绿绿的铜锈。锡杖执手为八棱形，杖末端为圆球形。轮高310毫米，宽270毫米，执手长317毫米，直径22毫米，杖樽长312毫米。

特别引人注目的倒不是镇守室后两角的一对汉白玉雕金毛狮子，而是前室的主体中心，即汉白玉浮雕彩绘阿育王塔。它置于石室的后部中央，也称为四铺菩萨阿育王塔，主要是因为它的四面都刻有两尊端庄秀丽的菩萨像。这塔由塔刹、塔盖、塔身、塔座四部分组成。塔刹即塔顶，为铜铸的葫芦状，安置于塔盖的中心位置。塔盖则为九层棱台，由上而下逐渐变大，每边刻如意云头二方连续图案[5]一周。枭混[6]为三棱台，由外向里收缩，格局造型逼真自然，精美无比。塔身为四面，四角有立柱。每面中心设门，门有四排乳钉，每排六枚。门设司前（门闩），有锁。门扉两侧各有菩萨一尊，共计有八名胁侍守护佛的舍利。塔座为须弥座[7]，每面束腰[8]出金刚力士面首三，共计十二名力士，座的棱台边沿，都刻流云纹。从雕刻手法看，这尊塔是属于盛唐时期建造的，而在咸通年间置于法门寺地宫前，显然进行了重新装绘，从其三出团花[9]即可窥出其时代特征来。塔高785毫米，大家都为此阿育王塔叫绝、赞叹之余，又对其内部是否藏有罕见的稀世宝物议论纷纷。石兴邦作出决定，眼下是没有工夫打开它看个究竟，只有整个发掘完成后，再专门打开。

法门寺地宫前室文物分布图。1，阿育王塔；2，3，石狮；4，石函；5，铜锡杖；6，蹀躞十事；7，白瓷瓶；8，9，丝绸

这阿育王塔十分沉重，一时却弄得众人束手无策，不知怎样才能将它搬出。室内窄，若以人抬是转不过身的。这些考古队员，虽然常年奋战在野外，但到底是知识分子，身子骨孱弱乏力，而这精美的阿育王塔更是一点儿也容不得粗手抬撬，否则磕碰损坏一点儿棱角，也是巨大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默不作声的韩金科发话了：“我倒有一个办法。”

说罢，他自踏步漫道走上地面，说他去去就来。几分钟后，只见他带来一名脸庞黑里透红的壮汉。大家一抬头，见是法门镇宝塔大队书记、西坡生产队队长党林生。韩金科当着众人的面，向党林生发话：“林生，你是周原汉子的代表，只有你可以将它取出来，也是咱周原父老对这次考古的一个大力支持。抬此宝塔，怕有闪失，只能抱上来，你下吧！”

这貌似简单的几句，像一个无限迫切而庄重的期待，又似在为周原父老争脸面，党林生顿觉脸部热辣辣的。他猛吸一口气，没说二话，再看一眼自己的老上级韩金科，四十多岁的他走向地宫边，直接跳了下去。

人们都屏气凝神地看着党林生。只见他来到前室后部的汉白玉浮雕彩绘阿育王塔前，一捋挽袖子，身子一蹲，双手腕力一运，抠入宝塔底部的泥土中，硬生生将整个宝塔抱于胸前，连塔下的泥土也抠出两个窝窝。

党林生不愧是周原人的骄傲，他一脚一脚挪向踏步漫道，一步一步地登上了地面，大家方见他额头沁出几颗黑亮的汗珠。

令众人注目的白玉宝塔搬出地宫，人们才稍稍舒了一口气。

[1]背光，古代佛像背面所饰的火焰纹，是佛教中佛法的象征。顶光，又称首光，佛像头后所饰的圆形光圈，原来只画一条线，后来以几层花纹来处理，极庄严美丽。

[2]蹀躞十事：蹀躞，腰带间以环佩挂各种随身应用的物品，本为胡人马上生活之服饰，魏晋以后传入中国，唐代时大为盛行。此处的蹀躞十事为僧侣生活用具，有剪刀、镊子、镜子、滤水囊、锥子、勺子、鱼镌、牙剔、耳掏和针筒等，均以链子系牢，置于僧人腰间，供其外出使用。

[3]锡杖：本是僧人修行、游方常常随身携带的十八物之一，显教以锡杖为乞食、驱虫之用，密教则视锡杖为佛、菩萨内证本誓之标识物。

[4]鎏金：古代金属工艺装饰技法之一。这种技术在春秋战国时已经出现，汉代称金涂或黄涂。系把金和水银合成金汞齐（即白金），涂在铜器表面，然后加热烘烤，使水银蒸发，金则附着于器面不脱落。

[5]二方连续图案：图纹的一种。其组织方法，用一个单位纹样，向左右或上下连续成一条带状式的图案。

[6]枭混：中国传统建筑的构件，由侧面作凹进的圆弧状“枭砖”和侧面作凸起的圆弧状“混砖”组成。因枭砖和混砖通常连在一起使用，故有“枭混”之名。

[7]须弥座：佛像底座，后发展为中国古代建筑的一种台基形式。须弥，佛教传说山名。须弥座，又称须弥坛、金刚座、莲花座，传为须弥灯王的佛座。一般用砖或石砌成，中部内陷，呈工字状，上有平行的凹凸线脚及莲瓣纹、卷草纹、各式浮雕。

[8]束腰：原为须弥座上枭与下枭之间的部分，呈向内凹陷状。后亦延伸应用于器物家具上。

[9]三出团花：即三幅独立的团花。团花，传统寓意纹样。系一种四周呈放射状或旋转式的图形图案，有大团花及小团花之分，后者也叫皮球花。在古代铜器、陶瓷、织绣品以及现代一些工艺品上都有用团花作装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