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法门寺度佛

隋王朝的短命，主要是毁在弑父即位的太子杨广手里，这已成为史学界公认的事实。由于隋炀帝杨广的昏庸残暴，恣意妄为，致使天下大乱，豪杰并起，揭开了叛隋倒隋的序幕。

隋大业十三年（617年），岁逢灾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而隋炀帝杨广还在率领群臣寻欢作乐，各地反隋热潮空前高涨。在各地反隋义军蜂起的形势下，太原留守李渊听从了儿子李世民的劝告，在太原起兵反隋，并于这年的冬天十一月攻入长安，立代王杨侑为皇帝，改元义宁，自封为“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大丞相，进封唐王”。他实际上成了这个短命小朝廷的真正主人。

也就在这一年，陇西灾民因无以为生，纷纷揭竿而起。仍受隋王朝控制的金城府令郝瑗拜薛举为大将军，率兵抄拿义军。薛举见天下大乱，隋亡在即，正是自己称王称霸的好时机，受令后立即倒戈，乘机囚禁了郝瑗，并宣布叛隋而反。之后，他率兵进陇西，消灭了义军，占据了陇西广大地区，暗称帝号于金城兰州。随后又自称西秦霸王，年号秦兴，迁都天水。并以其子薛仁杲为大将军，统兵向关中地区进击，很快以三十万大军占据关西。

义宁二年（618年）春，身为“大丞相”的李渊率部来到扶风一带视察民情，也为讨伐薛举父子做准备。就是这次扶风之行，他来到了法门寺。

这时的法门寺由于战乱而呈荒废状，香火几乎断绝。该寺老僧普贤法师见这位握有实权的“大丞相”到来，连忙奏表，希望朝廷能拨款维持寺院的一切法事和民事活动。

那时的法门寺已改称成实寺，李渊接了奏表后，没有呈傀儡小皇帝阅，独自决定将成实寺又改为法门寺。关于法门寺的名字在这之前几经变迁，只是从李渊开始才正式定名法门寺。虽然后来也曾有过变化，但就这座寺院而言，还是法门寺的名字最为响亮，也最为广泛流传。

至于李渊为什么要改这个名字，法门寺众僧是否得到了朝廷的款项，史书没有再作记载，后人就很难知底细。若按情理和当时李渊的心境来说，法门寺是应得到些资助的，只是多少的问题而已。

李渊和法门寺之间的这一段因缘，对法门寺本身在唐代的存在与发展起到了有利的作用。因为李渊回长安不久，也就是义宁二年五月，就代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改年号为唐武德元年了。

由于在中国西部存在着李家和薛家两股不同的军事势力，战争和流血自然就不可避免。

就在这年冬天，李渊的儿子秦王李世民，统率大军西出京师长安，沿渭河北岸浩浩****地直逼扶风。因为这时薛举的军队已在扶风扎下大营，正要逼近长安。

李世民率大军过咸阳、走兴平、越武功，雄姿浩然地向扶风扑来。李、薛两军在短暂的对垒后便开始了血战。

两军在湋河两岸激战数日，大唐军队雄风不减，大有越战越勇之势，而薛家军队已成败势，将士死伤惨重。面对危局，薛军只好弃城西溃。李世民不失时机地指挥军队追杀过去，直逼得薛军溃至折墌才稳住阵脚。

正当李世民率部乘胜追杀时，由于水土不服，突染重病，卧床不起。薛军趁机反扑，李世民大军招架无力，只好弃城而逃。

武德二年（619年），李渊再次下令李世民率大军讨伐薛军。

此时勇猛善战的薛举已病死，儿子薛仁杲称帝。

两军在陇东的高墌摆开了战场。两军激战十余天，薛军大败，退至浅水原。李世民指挥军队乘胜猛追，薛军在浅水原重整旗鼓，奋力迎敌，拼死祇抗。又是十几天的鏖战，薛军终因寡不敌众，彻底溃败，最后全军覆没，薛仁杲本人被俘。陇东之地自此归属大唐。

李世民大军高奏凯歌，班师回朝。浩浩****的大军出陇山、过天水，向京师长安开拔。当大军行至扶风郡的沛川时，李世民下令大军安营休整。

湋川之地是李世民与薛军第一次交锋的地方，阵前交战的场景历历在目。想不到才过去了一年，薛军就被彻底打垮了。旧地重游，李世民感慨万分，心情越来越兴奋，他决定要让全军将士好好地在此休整几日，多多体味一下胜利的欢悦。

就在这个时候，李世民来到了法门寺。

尽管李家王朝曾一度利用道教始祖老子姓李这一历史巧合，尊老子为唐皇室祖先，并宣称自己是神仙之后裔，以此制造“君权神授”的舆论，但对佛教仍很尊重。

唐高祖李渊即位前，就曾多次到寺院祀佛求福，他于义宁二年（618年）的法门寺之行，自然包含了这层用意。而秦王李世民更是自幼就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出生地就在法门寺东邻的武功县境，当李渊任岐州刺史时，因刚刚4岁的李世民患病而向佛许愿，乞求佛法保佑年幼的儿子尽快恢复健康。后来李渊在荥阳的大海佛寺为李世民的病愈专门造了佛像，并立碑一座，以示还愿。渐渐长大成人的李世民对父亲此举一直牢记心怀，念念不忘，在他凯旋之时，正好途经自己父亲命名不久的法门寺，理所当然要参拜一番。

李世民的到来，法门寺众僧自是求之不得。在寺院老僧普贤法师的组织下，全体僧众为李世民的到来诵经焚香，大肆颂扬其攻伐征战的英明功德。本来佛门教义的宗旨是反对战争和杀戮，六戒中的首戒便是不杀生，但此时的僧众们却顾不得那么多了，因为李家王朝像耀眼的旭日，已经在东方升起，天下眼看要归属这个家族。

法门寺出土的唐代莲花方砖

年轻气盛、春风得意的李世民，更是不管那么多，他不惜身家性命地征战拼杀，想得到的就是这种万人敬仰、天下生灵归顺的感觉和气派。只有如此，他才觉得这征讨厮杀是多么值得，多么有意义和快乐——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心态，年轻的李世民和众僧们才一拍即合，共同进入了自己扮演的角色。

整个寺院已是烟雾缭绕，钟磬的回响伴着僧众们不绝的阿谀奉承之词，在大殿中不绝于耳，倒茶递水者们的殷勤，又显得那么诚惶诚恐、关怀备至——此时的李世民在找到了他想象中的感觉之后，终于晕了、醉了。一向不善诗词歌律的他，命人找来笔砚（也可能是僧众们早就预谋好了的），借着晕劲和醉意，居然挥毫泼墨，作起诗来。一首《经破薛举战地》很快挥就，诗曰：

昔年怀壮气，提戈初壮节。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

移锋惊电起，转战长河决。营碎落星沉，阵卷横云裂。

一挥氛静，再举鲸鲵灭。于兹府旧原，属目驻华轩。

沉沙无故迹，减灶有残痕。浪霞穿水静，峰雾抱莲昏。

世途亟流易，人事殊今昔。长想眺前踪，抚躬聊自适。

诗注：义宁元年击举于扶风，败之。

当李世民在法门寺的风头出足出尽，僧众们早已累得腰酸腿痛并口干舌燥之后，自然是到了坐下来摊牌的时候了。自隋文帝一朝，因法门寺当时不满五十僧众，且有荒废状，便并于京都宝昌寺管辖，成了事实上的一个分寺，寺院事务由宝昌寺住持通管，不设单独的住持，僧众自然也较宝昌寺少得多。

这次僧众们摊牌的底数是，法门寺首先要从宝昌寺中独立出来，实行自治。要独立和自治就得有相当数量的僧众、财力和有自己寺院的住持。

李世民听后欣然照准，并亲自命人找来八十名民间汉子来寺剃度，充作僧人，法门寺算是已超过五十人的大寺而理所当然地独立起来。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唐初政局尚不稳定的情况下，法门寺一次能获准度八十僧，已是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唐初由朝廷下诏度僧的事并不多，到贞观三年（629年）也就是李世民来此寺的十年后，诏天下有寺处得度僧尼总数才三千人，关东各州寺院仅置三十僧。由此可见这位小秦王当时的心境和法门寺的运气。

法门寺的地位已经确定了，而众心所向的住持却仍要李世民来拍板。有些出乎意料的是，这寺院住持一人竟选中了从京都宝昌寺来此做杂役的僧人惠业。为什么要选惠业而不是别人，史书没有记载。就常理而论，这惠业毕竟是总寺来的人，相当于现在总部派往基层挂职锻炼的机关干部，既然这个基层单位要升格独立，他就成了理想中的人选。或许是这惠业借着自己做杂役的便利条件，在李世民来寺后，点烟递水，大献殷勤，并不时地卖几句乖而博得了这位小秦王的赏识，从而一举夺魁也未可知……反正他的住持是“特蒙敕准”了，而财力的支持更是当然。

至此，李世民和法门寺众僧开始收盘，他们各自得到了想要得到的东西。尽管寺院中有一些老僧因未当上住持而有些遗憾甚至不满，但就总体而言，还属皆大欢喜，毕竟还有个庙大和尚大的公认规则存在着。

李世民一拍屁股走了，看起来这段因缘已经结束，但事实上却远没有那样简单。法门寺正是由于这个小秦王的到来，才使得它后来声名如日中天，誉满京华，遍及九州；才有了天下寺院无一能与之匹敌的鼎盛，有了至尊至圣、高不可及的历史地位。

随着唐王朝政权的日益巩固和血溅宫廷的“玄武门政变[1]”，秦王李世民终于坐上了龙椅成了皇帝。他龙袍加身后的第一件重大举动，便是在曾经攻伐征战过的七处重大战场建立佛家寺院。此时的李世民已非当初，他诏设寺院的目的已很明确，是要利用弘扬佛法、崇敬佛祖的举动来笼络民心，消化反唐势力的斗志，使其安分守己，臣服大唐；同时在客观上既抚慰了殉国者的亡灵，又将自己的战功标榜于世，以不使国殇在“九泉之下尚沧鼎镬，八难之间永缠冰炭”，并“变焰火于青莲，易苦海于甘露”。

不管是真是假，既然皇帝李世民已表达了对佛法的尊崇和厚爱，他下属的官吏当然也要仿效，并且要仿效得更加高明、更加奇特。

为官之道，在于无道。无道便是各自有各自的道，道的来源就靠各自的悟性。这个时候，有一个人顿悟了此道，在讨得李世民欢喜的同时，也有了一个留传后世的机会，此人便是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志文》碑上记载的“唐太宗朝刺史张德亮”。

张德亮其人，在大业末年投李密军，隶属徐勣。后经房玄龄、李勣等人的引荐，在李世民旗下任秦府车骑将军。玄武门政变前夕，张德亮奉秦王李世民之命，到洛阳统左右王保等千余人，暗中引山东绿林豪杰伺机待变。当政变结束后，登上皇帝大位的李世民授予他为岐州刺史，后予为怀州总督，封长平郡公。再后历任豳、夏、鄜三州都督，至贞观十五年，官拜刑部尚书。

从张德亮这份简单的履历上看，乃是一个平步青云、官运亨通之人。如果他与法门寺事件没有直接关系，至少也可看出这是一个极为聪明之人。

他的聪明在于，太宗贞观五年（631年）二月，时任岐州刺史的他，在得知法门寺被火焚烧（焚烧原因不详，可能是不慎失火被烧）后，立即奏报唐太宗，并获准修补塔寺。

就在这次修补中，他听到了一个“此塔一闭，经三十年一示人，令道俗生善”的传说和“古所谓三十年一开，开则岁谷稔而兵戈息”的传闻。他以“恐开聚众，不敢私开”的理由奏报太宗，请“开剖出舍利以示人”。唐太宗许准。于是这位刺史张德亮便率人打开了地宫，找出了佛舍利。之后的情景，唐僧道世所编的《法苑珠林·敬塔篇》曾做了这样的记载：

法门寺鼓楼

开元寺本《法苑珠林》

既出舍利，遍示道俗。有一盲人，积年目瞑，努眼直视，忽然明净。京邑内外，奔赴塔所，日有数万。

舍利高出，见者不同。或见如玉，白光映彻内外，或见绿色，或见佛形像，或见菩萨、圣僧，或见赤光，或见五色杂光。或有全不见者，问其本末，为一生已来，多造重罪。有善友人教使彻到忏悔。或有烧头炼指，刺血洒地，殷重至诚，遂得见之。种种不同，不可备录。

唐太宗没有见到舍利。当时的舍利只在法门寺院内供奉展示，并未运到京都长安。只是长安倒有不少人前来观看，并有一盲人看后突然复明。插曲的背后还有一些罪恶多端之人，只有烧头炼指、刺血洒地才能看到舍利形状和颜色。至于他们把头颅用烈火烧烤一顿之后，看到的舍利是什么形状、什么颜色，文中没有提及。但不难想象的是，除了一片漆黑便是一片残白，因为他们的大脑神经已被烈火烧焦，剩下的恐怕只有麻木的肉身了。

以上记载是否属于实情，在佛指舍利已经出土的今天，自然要打问号。毋庸置疑的是当时的热闹场景。

张德亮挖出的舍利何时放回了地宫，他本人和唐太宗都作何感想，历史上未见记载。但不管这张德亮是从哪里听来的传说，是不是真有这个传说，是他听到的还是无中生有编造的，不得而知。反正张德亮的这一折腾，便有了法门寺地宫三十年一开的规矩，以及日后大唐王朝六次浩浩****迎奉佛骨的故事。

[1]玄武门政变：历史上著名的宫廷政变。唐王朝初建时，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与秦王世民不和。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世民伏兵于玄武门，趁建成、元吉入朝，杀之。于是立世民为太子，决军国事。八月，太子即位，高祖称太上皇，次年改元贞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