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最早打开了地宫

很明显，在法门寺地宫发现的《志文》碑中，关于前一段那天竺国无忧王使鬼神造八万四千塔，而法门寺也在其内的记载，颇具神话色彩，极难令人当真，更难以用严谨的考古学来论证。关于佛祖的出世与涅槃以及佛骨东传和法门寺的建造，前面已经叙述，这里不再赘述。需要着以笔墨的，自是从元魏二年开始，法门寺真正的热闹和繁荣，也应是从这里拉开序幕的。

当历史进入北魏末年的时候，随着战乱的迭起，朝政渐渐被重兵在握的大军阀高欢掌握。到534年，位居大丞相的高欢，强行把都城从洛阳迁往邺城，并拥立年仅11岁的元善见（孝文帝四世孙）即位，称孝静帝，此乃历史上的东魏。而北魏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孝武帝，当初因和高欢的矛盾冲突，从洛阳侥幸逃脱，投奔了在长安称霸的重臣宇文泰。永熙三年（534年）十月，老奸巨猾的宇文泰设计毒死孝武帝，拥立北魏南阳王元宝炬为帝，号为文帝，并在西安建立了国家政权，形成了历史上的西魏。

公元554年，宇文泰废掉文帝，拥立齐王廓为帝，号为恭帝。次年，魏恭帝二年（555年），也就是《志文》碑上记载的元魏二年，便有了岐州牧拓跋育打开法门寺地宫，供养佛骨或瞻仰佛骨的事件。这是法门寺历史上第一次启奉佛骨的文字记载。

拓跋育是随魏孝武帝元修入关的元氏（本姓拓跋，太和二十年改姓元）宗室之一，大统年间，曾为魏十二大将军之一，魏恭帝二年降爵为公，出任岐州牧一职。此人为何要在他由王爵降为公爵的这一年到法门寺瞻迎佛骨，历史上没有留下更多的记载。不难猜到的是，这与他当时的心情和处境是有极大关系的，眼看整个拓跋家族政权要落入他人之手，自己无力回天，只落个削官降级、苟延残喘的结局，而更大的险恶可能还在后头，命运给予他的可能还会有性命之忧，为了寻找一点感情的寄托，便来到法门寺启奉佛骨，请这位慈悲的圣者保佑。这显然是一种失意者的无奈选择。至于他是如何打开地宫，又是如何封闭宫门，做了一些怎样的祈祷，这些具体细节因无只言片语留于后人，也就无从知晓了。我们知晓的，是他的这种做法并非出于偶然，因为自佛教传入东土后，人们崇佛礼佛的热潮就在这块黄土凝成的土地上，一浪高过一浪地升腾着。到了北魏时期，崇佛的热情更是高涨。西魏时的傀儡皇帝魏文帝和奸臣宇文泰，都对佛门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和狂热。文帝的皇后文皇后，对佛的虔诚和狂热更是令人感到惊异。当她失去魏文帝的宠爱后，干脆出走麦积山，削发为尼。麦积山位于今甘肃天水市东南，在重重叠叠十余层的栈道通向距地面六七十米高的地方，现存洞窟194座，泥塑造像7000多个，堪称中国泥塑造像最多的石窟。而这些石窟的开凿年代就是在北魏和西魏时期，其佛像特点是，面相雄健，直鼻大眼，嘴小唇薄，躯体粗壮坚实。菩萨们则是高冠披发，袒裸上身，下着长裙，体态丰腴，颇有独特的风格和魅力。文皇后到这里出家为尼后，终日修行，不问世事，最后老死于山中。这位皇后死后，这里的僧尼们又凿崖为窟，将她安葬于此。古老的麦积山因此又有了西魏文皇后一窟和关于她不少凄哀婉转的故事。

麦积山127窟菩萨像，佛教雕塑专家何三坡认为，此像意喻文皇后

西魏王朝覆灭了，代之是齐、周两个时代的兴亡。从《志文》碑上看，这两个时代似乎与法门寺没有关联，因而也没有一字的记载。事实却并非如此，相反法门寺恰恰在这个时期又遭到了一次劫难。关于这次劫难的详情，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将专门叙述，这里还是按《志文》碑的提示，看一下隋唐时代法门寺的繁荣鼎盛吧！

西魏大统七年（541年）的一天深夜，一个女人正躺在同州（陕西大荔县）般若尼寺的一块木板上痛苦地呻吟。静谧的夜幕里不时传出这个女人被宰杀般的哀嚎，有些肥胖的身子不时地扭曲和挣扎，暗黄的脸上汗珠如豆……当她从昏死中醒来时，发现肚子里的娃已跑到身边开始嚎啕大哭了。从此，这个男娃便由本寺一个叫智仙的尼姑抚养，并给他取名为那罗廷，意为“金刚不可坏”。直到十三年后，这个男娃才回到父母身边。

麦积山石窟

多少年后，这个在般若尼寺生活了十三年的男娃，一跃登上了大隋王朝的宝座，成了一名威风凛凛的开国皇帝，号为隋文帝，本姓杨，名坚。

这位叫杨坚的隋文帝，在结束了南北朝分裂局面、统一天下的同时，也开始了统一佛教的历程。

因为有了和般若尼寺以及智仙尼姑的一段因缘，隋文帝便理所当然地对佛教有了特殊的感情。当他尚在北周辅佐幼主，刚刚掌握朝廷实权时，就逐渐留心提倡佛教。开皇元年（581年），当他取代北周，龙袍加身登上天子宝座后，便普诏天下，听任人们自由出家，广做佛事，大兴佛教。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能贵为天子，是由于佛祖的暗中保佑，并自认为前身原是一个“道人”（僧）。而对抚养他长大成人的智仙尼姑，更是崇爱有加，称之为“神尼”。为表示他对智仙尼姑的尊崇，杨坚在成为皇帝后，特下诏让当时的著名文学家王邵为她作传，并诏令后来在各州所造的佛舍利塔中安置智仙之像。

冕服隋文帝和漆纱笼冠朝服侍臣（《列帝图》）隋文帝杨坚称帝后，着手恢复两教，尤其是一度受到打击的佛教，并于公元581年下诏：凡境内的臣民皆可随意出家当和尚，又命令全国按人口出钱用以营造佛教寺塔，安排僧侣写经，造佛像，一时全国佛教风靡，民间流传的佛书比儒家《六经》多达十倍，佛教呈一时之盛。

据王邵所撰的《舍利感应记》记载，早在隋文帝即位之前，有位印度沙门来到他的住宅，送给他一包佛舍利，请其供养。到了仁寿元年（601年）隋文帝便敕令在天下三十一个州各建舍利塔，以便分藏他供养的那包舍利子。次年再度颁诏，下令增五十个州建立舍利塔以便分藏。到仁寿四年又下敕增三十个州建塔。这样，从仁寿元年到仁寿四年，各州建塔一百一十多座。在向各州分送舍利时，均挑选名僧护卫办理。各塔在安放珍藏舍利的石函时，要举行隆重的礼仪，所在地方的刺史以下、县尉以上的官吏，要停止正常的衙署办公七天，以专门料理安放舍利一事，并为皇室和臣民祈祷。

就在全国掀起建塔热潮的同时，仁寿末年（604年），时任右内史的李敏曾专门率人前来法门寺，修缮寺院和宝塔。也就在这次修缮中，李敏等人可能打开了地宫，迎奉佛骨。因法门寺早已有塔，重建自然没有必要，但距它西北二十余里的风泉寺却又兴建了一座舍利塔。在修建此塔的过程中，天空忽然出现祥云，法门寺僧人在观看的同时，将当时的图景画了下来，名曰“陕州瑞相图”，后放到佛堂供养。只是这《瑞相图》不知毁于何时和何人之手，后人不曾相见，只凭流传了。

继隋文帝之后，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在即位的第一年，即大业元年（605年），又大肆兴造佛寺，并于次年在东都洛阳的上林苑设置译经馆，命高僧彦琮主持其事，征召达摩笈多和众多高僧学士从事佛经翻译，闹得京都内外遍布僧尼，热闹异常，甚至日本岛国也闻风而动，大业三年（607年），摄政的圣德太子派使者小野妹子和沙门僧十余人来中国学法。隋炀帝杨广在其他方面没有继承父业，唯在对待佛门一事上比他的老子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就其一生的荒**无道来看，他的所谓崇佛，也实在具有讽刺意味，连佛祖的在天之灵也感到不安。

尽管如此，由于杨家父子的两代努力，奉佛的热潮还是在表面上由低谷达到了一个高峰，随之而来的，是佛教在东土中国进入了一个大红大紫的黄金时代，法门寺也由此走向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