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人员走进古刹

1987年2月28日，三级考古队的全部人员进驻法门寺，开始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伟大行动。

原来的宝塔地基已被地下水破坏，建造新塔必须重打地基，而在此之前的首要工作是清理原塔基的地面废墟。

考古人员在清理现场查看

因为是考古清理，就非同一般意义上的建筑工程，所有的砖石瓦砾、黄尘泥土，都要小心翼翼地搬运、装卸、清理，细小的土块全部弄碎，然后再用铁丝编成的筛子筛一遍，生怕有什么宝物隐藏其间——这就是考古。

自然，像这样一个场面的考古，仅凭几个专家是很难完成的。所以，宝塔村的大部分青年农民都参加了这浩大的行动。人心所向，众望所归，不到四天的时间，小山一样的几百方废土全部过筛、清理、拉运出来，而其中的数十万块明砖和瓦砾等废弃物被清除完毕。这次清理，又有一大批珍贵文物出土，其中碑刻就有介绍金代法门寺僧人法爽的《金烛和尚焚身感应之碑》和记载法门寺在金代收集整理佛藏的《金代藏经碑》等。

就在这次大规模清理的过程中，韩金科同有关部门的领导人一起，将法门寺周围村庄里的老人们聚集起来，先后召开了七次座谈会，会议讨论的内容主要是法门寺的地下是否真的有宝藏存在？民国年间朱子桥将军等人到底发现或看到了什么？

在法门寺不远处的大北巷村有一个老秀才叫杨自利，从小便和法门寺众僧接触较多，因而对法门寺的兴衰及有些轶闻趣事也较清楚。可惜老秀才已去世多年，人们无法从他口中得知详情了。韩金科等人只好把老秀才的儿子杨弘儒找来参加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杨弘儒向韩金科讲道：“听我父亲说，他在世时经常到法门寺找僧人聊天，得知过去寺院内有许多许多的石碑，外地人经常来寺院拓碑帖。按照寺院风俗，凡是有来拓碑帖的，寺院都要管饭招待，以后拓碑帖的人越来越多，寺院经济很难承担起招待任务，加之又逢乱世，寺院僧人一商量，便偷偷在院内挖了一个大坑，将大批石碑运来埋掉了。自此，寺院内就少有石碑了。由于法门寺有四平方公里之大，这些石碑埋在什么地方，连后来的僧人也不知晓了。”

在座谈会上，大北巷村村民王宝华，还向韩金科等人讲出了几十年前的一段秘密。这段秘密就是当年朱子桥将军修塔时看到的情景。王宝华说：“朱子桥将军率众修塔时，我不到10岁，那天我正在塔边玩耍，突然听修塔的人群中传出发现宝贝的叫嚷声，并见人人脸上现出严肃的表情，我便也跑过来观看。当时前边有大人们挡着，看不清什么东西，情急之中，我就顺着一个大人的裤裆钻了进去，那时我身子极为瘦小，也正是钻裤裆的顽童年纪，大人们也对我不太注意。就这样，我趴在大人们的腿底下，顺着一块被撬开的石板，看到了塔下一个大洞，洞中有一根大棍和一个大金盆，其他什么也看不清……”

朱子桥将军当年修塔时发现的秘密，尽管几十年后被王宝华泄露开来，但由于没有确切的证据，韩金科等人依然未敢断定塔下就有地宫和匿藏着珍宝。但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思想，使他立即决定将这一情况向上级汇报，并和公安部门联系，对宝塔加强监护力量，日夜看守，严防文物被盗。事实上，几个月后法门寺地宫被发现，当年王宝华看到的正是秘藏于地宫后室的珍贵文物，即著名的灵罗帐[1]等物。

清理中的明代宝塔地基

当所有的杂物被清除以后，极富神秘和刺激意味的清理发掘地基工作开始了。考古者们首先确定了一个10×10米的大探方[2]，按顺时针方向对角线开挖。开挖的结果不出所料，在现有塔基中发现了两个相叠的塔基。一个是唐代木塔塔基，一个是明代砖塔塔基。两个塔基的出现，吻合了历史的记载。

1987年3月初，在距地表0.80米时，考古人员分别于东北方的西南角、西南方的东北角发现扰土坑（土层扰动的痕迹），形状为扇形，编号为H1和H2，当清理到距地表1.6米时，又断定这是一座后人发掘时留下的深坑。考古学家曹纬指示考古队暂停，待打隔梁后再统一清理。

1987年3月10日至15日，考古学家曹纬和考古人员商量后决定，将10×10米的大探方改为10×5米的小探方，沿原大探方的四周布方清理。就在这次清理中，突然发现了夯筑痕迹，夯窝[3]为15厘米，每排夯窝均东北高、西南低，与明代真身宝塔倒塌的方向一致。这个现象的发现，说明明代地基变化最终导致了真身宝塔的坍塌。

在随后对四周小探方的清理过程中，逐渐显露出一个10×10米的方形夯土台基。此夯土台基中的夯窝比明代的略小，土质更为坚硬，这一点，唐、明两代极易分清。前面做过标志的H1号坑，即在大方形夯土台的中心。

1987年3月20日，在曹纬的指导下，考古人员将明代砖塔基槽基本清理完毕。就在这个基槽的南面底部，发现了一块铺砌的长方形石条，极为明显的是，明代基槽将南面呈南北向的长方形基槽打破，该基槽内为含石灰点填土，与明代基槽的黄色土有较大区别，这表示一种新的现象即将出现了。

1987年4月2日，考古人员在被打破的基槽中央部位处，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直径约为80厘米的圆柱形井筒。

此时的井筒已被土方填实，但填土松散，并未夯实，土质中似乎掺杂着垃圾一样的细碎东西，因年代久远，一时无法分辨这些杂物到底属于什么。但井筒的出现，立即让人想起了“明正德二年重修，隆庆中，木塔崩，启其藏视之，深数丈，修制精美，金碧辉煌，水银为池，泛金船其上。内匣贮佛骨，旁金袈裟尚存……”的记载。

考古发掘人员似乎从这小小井筒中发现了什么，大家围拢过来，密切地注视着面前的一切。

洛阳铲形状

“拿铲来！”来自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学家曹纬，从一个钻探工人手中接过洛阳铲，小心翼翼地向圆柱形井筒的中心探去。

这洛阳铲原为中原一带的盗墓贼所发明，后渐被考古人员利用，成了考古专用工具。其铲轻便锋利，便于操作，是勘探古墓和遗迹的得力助手，无论是有经验的盗墓贼还是考古学者，只要凭着洛阳铲触及地面的声音和提取出来的物质，就可判断地下几十米内的具体情形。

现在，洛阳铲在曹纬手中上下**，随着一堆堆成色纷乱的填土被提出，不大的钻孔也在渐渐延伸。终于，铲柄发出了轻微的颤动，这是触及硬性物质的特征。“像是触到了石块。”曹纬说着将铲提出，只见那直筒状的铲刃上，沾满了白色的石粉。这是大理石才特有的粉末。

每个发掘人员心中都清楚，周原的黄土下是没有天然大理石的，这一现象的出现，意味着塔基下肯定有建筑物存在，也许，下面就是迷失千年的地宫宝顶。

曹纬手提洛阳铲选定位置

仔细辨别洛阳铲带出来的物质

想到此处，每一个在场的人身上都增加了一分温热，发掘的疲劳旋即消失，代之而来的是按捺不住的激动和欣喜。

经过一番周密的思考和磋商，大家决定以井筒为中心，按5×10米的长方形向下发掘，这样既节省时间，又便于工作人员操作。

在这个不算太大的空间里，发掘进度很快。随着填土的不断运出，一个泥塑的佛像断臂和头颅露了出来。从这一迹象上判断，泥塑佛像的断臂残头及填土年代，几乎是在同一个时期进入这个位置的，时间跨度应为二十年左右。紧接着，大家又从发掘的填土中发现了香烟头、水果糖纸和几粒瓜籽、花生皮等杂物。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直睁大眼睛、屏神静气地注视着发掘现场的李宏桢、韩金科、曹纬等人懵了。在明代修建的宝塔下，何以出现这样现代的遗留物？正当大家面面相觑的时候，突然有人小声说道：“是不是地宫被盗了？”一句话提醒了在场所有的人，刚才那种热情与欣喜瞬间被一种冰冷的不祥的预感所替代，阴影笼罩了大家的心田，发掘现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快来看，还有毛主席像呢！”一个抬土的民工蹲在地上，正用粗糙的手指揉搓着什么。大家寻着他的喊声围过去，只见一枚指头肚大小的像章在民工手中捏着，这是一枚红底圆形的毛泽东主席的头像，尽管锈迹斑斑，但依然看得分明。韩金科一拍大腿，像是对自己，也像是对众人大声说道：“我明白了，是‘**’、是‘**’……”

在泥土中发现的毛泽东像章

众人转回头，怔怔地望着韩金科那疲惫而痛苦的脸。

[1]灵罗帐：即白石灵帐，因其上搭一腰丝织罗而得名。灵帐又称宝帐，其形制仿照张施于**之帐，由顶盖、帐身、帐座、禅床等部分组成，为古代佛教石刻之一种。

[2]探方：大面积考古发掘时所开的方形或长方形基本单位，可用以了解地下的堆积情形，并揭露出古代人类留下的遗址、遗物。探方的布方方法是先选定发掘区域，划好方格网，在每个十字线交叉打下一个木橛。方格的大小，依遗址文化堆积的厚度而定，一般为每边长五米。相邻的两方之间要保留一道宽0.5至1米的隔梁，到发掘过程的末尾再挖掉。每一方要编一个号，以便于记录。

[3]夯窝：夯筑地基或墙体时，夯槌在泥土表面留下的撞击痕迹，分为圆形平夯窝和球面夯窝两种。考古学家可根据其大小、形状及分布密度，用以推测当时的技术水准及施工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