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心难违
法门寺真身宝塔轰然崩塌，那久积在塔内的杂物尘埃，随着塔身强大气浪的冲击，骤然喷射而出。顷刻间，整个法门寺院笼罩在一片烟山雾海之中。塔内所藏的佛经、佛像纷纷跌落飘飞，最后又和滚滚飞转倒崩的残砖断瓦一起堆落在泥水里。
宝塔倒塌后从中发现的明代铜佛造像
宝塔崩裂后掉地的佛像
爆裂的烟尘渐渐散尽，霪雨还在不停地飘落，世界仿佛又恢复了原来的模样，只有尚存的半边残塔极其困惑窘迫地斜立于阴云凝的苍穹下。
——就在闷雷响过，真身宝塔爆裂之时，扶风县驻法门寺文管所唯一的文管员王志英，从居住的小屋里跑出来，并以文物工作者的思维和眼光，首先认识到跌落于残砖瓦砾之中的佛经、佛像的文物价值。于是，便顾不得回屋装备雨具，立即冲进雨幕遮掩下的宝塔前，从残砖瓦砾中捡拾佛经和佛像。法门寺住持澄观法师随之率众僧奔于塔下，搬砖运石，抢救文物。因大雨被围困在家数日的宝塔村村民，随着巨响也奔出家门，纷纷向法门寺涌来，迅速投入到抢救文物的行列中。
当可能抢救的文物均被抢救出来后，王志英立即到县博物馆和文化局向领导人做了汇报，扶风县文化局立即派人前往省城西安，向陕西省文物局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做了汇报。省文物局接到报告，遂派文物处处长张廷皓带人前往法门寺作实地勘察。为不虚此行，并尽可能地将现场勘察清楚，张廷皓顾不得半边斜立的残塔随时都有倒崩的危险，以考古工作者的探险精神，硬是手扒砖缝，脚蹬残迹，一步步爬上了塔顶。当情况基本弄清后，便命人找来几十块大塑料布，将倒塌的残迹覆盖，并叮嘱王志英、澄观法师等照料保护好残塔，然后驱车回西安汇报。
自从那白色塑料布盖住了残塔和张廷皓等一行撤出法门寺之后，按照县文化局领导的指示，将在霪雨中抢救出的部分文物，暂时运往县博物馆保存——自此，法门寺和官方短暂的交往便宣告结束。
崩塌的法门寺真身宝塔横躺在法门寺院中，像一个死亡的老人，任凭风雨霜雪的肆意**，却无人前来掩埋这具尸体。苦闷的夏天很快过去，这位涅槃的老人身上的雨珠未干，接着便是严霜的横扫与飞雪的覆盖，再接着，便是黄尘与雪水的**涤和冲刷。
宝塔倒掉后的法门寺情形
整个世界已将这位老人遗忘。这位老人已远离了这个世界。
此时，整个中华民族刚刚从善恶颠倒的大灾难中苏醒过来，百废待举。而法门宝塔倒下的地方，又偏偏在自古有帝王都城之称的陕西塬上。千年的文化积淀，使陕西这块黄土凝成的土地，秦砖汉瓦、皇陵圣冢比比皆是，文物古迹应有尽有。自明清之后佛事渐为冷清的法门寺，早已引不起人们的兴趣，特别是在法门寺真正的一层神秘面纱未被揭开之前。
冬去春来，经受了夏日的炙烤和严冬的洗礼之后的周原大地开始复苏，千百年来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四方百姓，那久积于身的善性佛心，也随着细雨飘洒的春天萌动复生。遥想四百年前大明万历年间法门寺真身宝塔倒塌的往事，以及周原父老和四方善男信女倾尽家财、穿骨喋血重建宝塔、再展法门雄风大法的壮举，令今世的晚辈感到汗颜，感到不安，感到心有愧色，感到苍天又将降大任于斯时。
于是，当宝塔村的百姓在确切地得知当地政府和上级政府已将倒塌的真身宝塔疏忽或遗忘时，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他们怀着对佛祖释迦牟尼的真挚情感和一种无法言表的慈心悲愿，开始了自己的行动——这个行动的倡导者就是四百年前大明万历年间重建宝塔的发起人和实际组织者党万良的嫡世子孙，时任法门公社宝塔大队党支部书记兼西坡生产队队长的党林生。
这位宝塔村的领导者和二十几名村民代表，沿用了他们祖先对朝廷上“陈情表”的方式，联名向县、地区和省写了一封质朴真挚的“陈情表”，表中说出了当地父老乡亲希望重修宝塔的愿望，并呼吁各级政府对残塔给以重视。
“陈情表”的全文如下：
各位领导：
你们好！
我们是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公社宝塔大队的社员，现有一重要情况需要向各位领导反映。
在我们村的旁边有一个千年古寺，叫法门寺，寺中有一个宝塔，据说是释迦牟尼真身宝塔。去年秋天宝塔坍倒，只剩一半还立着，眼看宝塔倒下快一年了，现在仍无人理睬，长时间的风吹雨淋，宝塔损失严重，如果再这样下去，损失就更大了。
法门寺宝塔是国家财产，我们不好轻举妄动，何况听村里的老人讲，那塔下还埋着许多宝贝，很是贵重。但法门寺几乎就在我们村中，千百年来，我们村的人民群众已跟这个寺院和宝塔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在宝塔倒下后，村里许多老人都心痛地流下了眼泪，现在眼看残塔倒在风雨之中无人过问，更是心痛万分，我们也感到不安。在很早的时候，我们的祖辈见宝塔倒了，也曾上书朝廷，并拿出家财修建宝塔。作为他们的后代，我们觉得有责任来过问一下此塔，否则，我们的祖宗会骂我们。现修书一封，请政府速派人对宝塔进行保护和修建，如果政府在财力物力人力等诸方面有困难，我们这里的全体群众愿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来资助此事。
此致
革命的敬礼
这封文字不算流畅但感情质朴真挚的信，在分别发往县、地、省三级政府部门后，如同泥牛入海，杳无音信。焦急的村民便再次围在一起，又写出了内容大体相同的“陈情表”，再次发出，但这次的境况跟上次并没有什么异样，一切都在沉寂中消失了。
正当党林生等人感到绝望又不知下一步该如何行动时，意外地遇到了一个人，一个和他们血脉相通、心心相印的人。这个人的名字叫韩金科。
法门寺大雄宝殿内的十八罗汉像
韩金科虽然不是宝塔村人，但却是法门公社人，小的时候，法门寺的部分殿堂被改成学校，他就在这个学校里读书，宝塔村的大部分百姓都认识他，而他本人也跟这个古寺建立了一种说不清的亲情和道不明的情感。
此时的韩金科正任扶风县县委理论教员，除了负责县委中心学习组外，还负责全县村以上干部的理论学习和普及工作。当他来到法门公社蹲点并来到宝塔村找党林生时，被群众发现并迅速包围起来。
当百姓们纷纷乞求他管一管法门寺真身宝塔的保护和修复工作时，这位对哲学和历史颇有研究和建树的人哭笑不得。百姓们哪里知道，他只是一名普通的教员，怎么管得了修塔之事。但百姓们却不管这些，世世代代与周原黄土做伴的群众认为，他是周原大地上成长起来的一名政府官员，只有他才了解法门寺，知道宝塔的分量和价值，只有他可以接触上级政府部门的领导，只有他能够把百姓的心情原汤原味地端到领导者的面前。一切希望都在他的身上。
韩金科在法门寺
尽管韩金科有苦难言，但面对父老乡亲如此的真情和厚望，他无法回绝，何况，他本身也有呼吁政府迅速修复宝塔、保护国家财产的强烈愿望。
民意不可违。韩金科怀着一种复杂的心境走进了法门寺。当看到残存的宝塔摇摇欲塌，堆积的砖石瓦砾渐被黄尘风沙掩没，无数的珍贵文物还覆没在半截山似的坍土中时，他的眼睛湿润了，心底涌出了一股莫名的惆怅与悲凉。朦朦胧胧中，他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幻影，那半边佛塔，变成了一位老者，像是伟大圣者释迦牟尼涅槃前的身姿，又像古公亶父的坐像……他不再惆怅与悲凉，心中蓦然涌起了一股神力，觉得热血在脉管里哗哗流淌。他按捺不住心中喷涌的**，当即对塔发誓，一定竭尽全力为修复佛塔而奔波。
宝塔村的百姓和法门寺住持澄观法师被感动了。他们握着韩金科的手，久久地不愿放下，韩金科以他能“接触到上级领导”的优势，自此开始了他的奔忙。
他拿着自己写的“陈情表”，一趟趟找县、地、省有关部门的领导。
当然，此时的韩金科已不同于四百年前的党家祖辈，也不同于宝塔村的百姓，现代文明的熏陶和现代文化的教育，已使他的思想变得极富时代精神和现代意味，纯粹意义上的宗教追求已被更加博大宏广的人文景观和文化气象所替代，古老的思维方式已融进了时代的激流，他的情感和文化意识随着时代的脉搏跳动而跳动。他不再把法门寺宝塔看做孤独的一座佛门圣物，而是站在周原文化、华夏文化乃至整个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大框架下，对法门宝塔进行透视和关照——这是一种真正文化意义上的呼应。
多少年后，当我们在法门寺博物馆见到已是馆长的韩金科时，从他的言谈和一系列发展计划中，可以窥视当初这位周原才子那深厚的文化功底和博学蕴存，同时窥视到他对文化的认知是何等的深远并具有时代发展意味。
就在韩金科一面干着本职教员工作，一面用业余时间不断上“陈情表”的时候，转机来了。
也许是释迦牟尼佛的保佑，他拥有了这种机缘——一纸命令，使他变成了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县文化局局长。佛祖有眼，佛祖有幸，这时的韩金科可以名正言顺地践行他的诺言了。
这一回，他再也不是以一个才子或一个书生的身份上“陈情表”了，他要以一个政府部门领导者的名义，堂堂正正地起草报告，他要直接或间接地对上一级甚至更高级领导陈说法门寺宝塔的一切情况和修复理由。
韩金科找到的第一位官方领导，便是扶风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俊哲。王俊哲曾是他的老上级，交往甚厚。在中国，人熟事好办，即使是公事公办，也难免夹带些私交。这位周原才子并不迂腐，他自然深知这个道理。
当韩金科向王俊哲诉说了自己在法门寺的经历以及村民们奔走相告，呼吁修复宝塔的热情和决心时，这位领导的心灵受到强烈震撼，表示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为保护法门寺文物四方奔波求助。
韩金科的计划得到老上级的支持，自是热血奔流，激动不已，他很快将一份报告性的文件交王俊哲过目。王俊哲凭着自己多年为官的经验和处世哲学，认为一级一级上报是必要的，扶风县人大的顶头上级是宝鸡市人大，他们将报告删改一番后，一份要求上级拨款修塔的报告便正式诞生了。王俊哲是第一位以人大领导的身份，向宝鸡市人民代表大会打报告的人。
然而，就如同佛门弟子注定要经受千磨万击、历经劫难方能修成正果一样，要真正将修塔的计划得以实现，又谈何容易？王俊哲的一份报告当然是微不足道的。
这时的韩金科开始双管齐下，一边靠王俊哲不断地和上级保持联系，一边靠自己和宝鸡市文物局联系。每次去宝鸡，怀里总要揣上一份修塔的报告，想方设法递给文物局的领导。他的报告一次比一次显得焦躁难耐，一次比一次显得尖锐甚至刻薄和愤懑。十几年后，我们在采访时，从他的报告中看到了这样一段话：
法门寺真身宝塔建在我们祖先的手里，倒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我们如果不把它亲手修起，那是我们的耻辱！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人民的罪人！
出身于周原的韩金科，一心系着法门寺真身宝塔，不断为悬而未决的宝塔修建问题四方求助。在这宝塔倒塌的前一年，扶风县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来到法门寺搞文物普查，他发现真身宝塔的倾斜度已超过比萨斜塔的一倍半，由是判定此塔不久将会崩坍。这位工作人员怀着一种极为忧虑和焦急的心情，不断撰文呼吁社会各界特别是政府部门给予此塔以热切的关注——但是，当时没有一丝回音。一年后，一个强大的回音从天幕中传来，法门寺真身宝塔倒了。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韩金科连同周原父老的一腔热情，终于使有关部门为之动容，并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法门寺这座千年古刹重新注目。
1984年初，经有关部门批准，西北大学历史系、扶风县博物馆、周原博物馆等三家组成“法门寺联合调查组”，首次对宝塔废墟进行了清理，并在此基础上，就法门寺的历史及存留佛经、佛像进行了初步的鉴定和研究。当时的陕西省副省长孙达人及文物局领导陈金方、张廷皓等亲临现场考察了有关情况。
据联合调查组后来发表的《法门寺调查简报》称：这次清理工作，除了将倒下塔身的砖头集中保存外，还见到铜制塔顶，上铸有“明万历三十七年造”字样。塔顶内尚有一座一米高的小舍利塔，已断成四截，塔中有一红锦包，内装各色小宝石、红白珊瑚、琥珀、珍珠、红玛瑙、粗石珠、空心木质细枝（当为舍利）等佛教七珍。又有略作盾形的铜牌，中刻“万历三十五年七月造”，边刻“顺治十一年六月初九日，地大震，佛像跌落，十二年二月初七日重造，仍送上顶”字样。
清理中发现的《妙法莲华经》
法门寺塔中的版《毗卢藏》经书
在清理的经卷中，共发现宋刻《毗卢藏》[1]十六部残卷。从所留文字断定，这批《毗卢藏》的印刷时间当在南宋咸淳五年（1269年）以后。在现存《毗卢藏》极其少的情况下，这次发现不仅丰富了中国珍藏，并为佛藏刊印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与《毗卢藏》同时发现的还有《普宁藏》[2]三百九十六卷、《秘密经》三十三残卷，和朱子桥手书石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宋广静手书《妙法莲华经》、刘盥训手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李秉鉴手书《佛说父母恩难报经》等。
塔中佛龛中所藏部分佛像
除此之外，还发现了唐代铜造佛像、泥塑佛像，胸前印有“卍”字[3]的明代万历、崇祯年间造像二十二尊，以及民国时菩萨造像多尊。报告中特别强调，现存的半壁残塔，塔身裂缝明显，倾斜有度，恐难久存，但仍破青天、刺云端。经仔细观察，高层的佛龛中，尚有经、像压在边缘，肯定塔中还有文物遗存。据文献记载，塔之下建有地宫，藏释迦牟尼手指骨一节。又据参加过1939年维修塔寺的老人说，“曾见塔下有井，井下有宝物”等等。为了抢救残塔中的文物，希望有关部门迅速落实保护法门寺工作计划。
1984年7月31日，《西安晚报》首次发表了题为《法门寺发现宋元藏经等珍贵文物》的报道。8月2日，《陕西日报》也以此为题予以介绍。
两家报纸的分别报道，引起了国内新闻界的注意，新华通讯社及国内几家大报、电台纷纷对此事做了报道。
不久之后，时任文化部代部长的贺敬之、国务委员陈慕华、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等，分别来到法门寺调查、研究有关问题。
9月中旬，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中华大藏经局”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研究员童玮、李富华赴法门寺调查研究。事后两人发表了题为《法门寺经纪略》的专文。
当法门寺在社会各界人们的心中稍有一点位置之后，已经觉醒的《陕西日报》、《西安晚报》等新闻单位，不失时机地发出了“救救真身宝塔”的呼吁。呼吁中明确指出：“塔是寺的象征和标志。无论是开展宗教活动，还是发展旅游事业，或是文化交流，或是保护文物，都不能没有塔。”
面对是否修塔、如何修复的问题，政府部门和文物界的领导者们议论不定，踌躇不前。有专家说，法门寺塔属明代建筑，文物价值不大，修和不修都可。有领导说，法门寺保存这个残塔或许更好，更有风度和韵味……正当领导者们莫衷一是时，韩金科、王俊哲和宝鸡市的有关领导，却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并又一次打报告给陕西省有关部门，并报告国务院文化部。
这个报告决定先拆八层，然后再作修塔打算，不料这个决定遭到了陕西省文物部门的反对和坚决祇制，按照省文物部门的理论，法门寺宝塔现状，横竖是原始文物，从保护文物的角度看，拆除无异于对原始文物的破坏。因此，只批准拆上面的四层，留下底部九层，作原始文物保存。如果是这样，中部和底部残存的佛经、佛像，仍处于日晒雨淋、风吹霜打之中，珍贵的原始文物依然得不到妥善的保护。
1985年的7、8、9三个月，韩金科带着一些疑问和不情愿付诸实施的计划，先后三十次前往西安，向有关领导陈述拆除八层的好处和拆掉四层的弊端，扶风距西安一百多公里，这三十次奔波，对于患有慢性肌肉萎缩症的韩金科来说，需要付出怎样的艰辛。
也许是韩金科的精神感动了上级领导，或许是他提出的方案更有其合理性。反正在经历了一番折腾之后，他终于听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1985年7月1日，陕西省人民政府作出决定，由省民委、省宗教局、省文物局及所在地的宝鸡市（已由地区改市）、扶风县共同集资，重建真身宝塔。原残塔拆除五至十三层危险部分，保留其稳定部分，并责成扶风县博物馆对残塔上佛龛中留存和废墟中积压的文物，随工进行彻底清理……这是继唐代、明代之后，法门寺又一次重建宝塔。
1986年初秋，由扶风县文化局局长韩金科等人组织长安古建队，开始拆除残塔。
拆塔这天，县市领导、建筑工人、四方百姓纷纷来到塔前，向这华夏民族的文化遗存、周原父老的精神依托，作最后的告别。
一串长长的披红挂绿的鞭炮被高高举起，身披五彩袈裟的澄观法师率众僧立于塔下的香案前，香案之上三炷香火忽明忽暗地散放出股股紫烟，法师和众僧双手合十，口念真经，为释迦牟尼真身宝塔虔诚地祈祷。
长长的鞭炮燃起来了，炸裂的爆竹在秋日阳光的照耀下，分外绚丽壮美。随着一声“拆塔开始——”的呼喊，早已顺着升降机站立塔顶的韩金科，亲手轻轻地揭下了第一块砖。这时，立于塔下的众僧和四方百姓，都不由自主地缓缓将腿跪下，匍匐于这黄土凝成的古老的圣地，泪水涟涟地朝这同样古老的圣体叩拜不起……
自此，法门寺真身宝塔将正式作别沉重遥远的历史，迎来一个崭新的辉煌时代。
1986年冬，半边残塔的上八层全部拆除，并清理发现铜佛像五十尊、石佛像两尊和大批珍贵经卷。其中残《毗卢藏》四卷、《普宁藏》一百八十三卷、清代《妙法莲华经》七卷。这些藏经的发现，对于研究法门寺历史以及我国佛经雕印史，具有重大意义。
1986年12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决定，重新修复法门寺明代真身宝塔，责成陕西省文物局组成考古队，负责重建前的地基清理工程。由省文物局通知省考古队、宝鸡市文化局、扶风县文化局，联合组建省、市、县三级考古队。正式发掘工作待严冬过后即可进行。
陕西省文物局重修法门寺宝塔的通知下达后，扶风县政府立即成立了修塔领导小组和修塔办公室，由扶风县副县长李宏桢为组长，县文化局局长韩金科为副组长兼修塔办公室主任，同时迅速抽调技术人员组成法门寺修塔古建队，为修建古塔作充分的准备。
1987年2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考古专家曹纬、扶风县博物馆馆长、考古专家淮建邦，以及考古技术人员傅升岐、王仓西、徐克诚、吕增福、胡武智等人，连同扶风县的部分领导，云集在文化局，召开了一次行动之前的会议。自此，法门寺终于迎来了新的命运转折的契机，古老的周原大地又将续写一部新的历史画卷。从1981年秋真身宝塔倒下，到1987年春正式修复，其间度过了六个年头，有人说，六个年头，反映出政府行政部门的效率不彰和官员的许多弊端，但不管经历了多少曲折艰难，不管有多少弊端，法门宝塔毕竟还是迎来了令周原父老欣慰的这一天，伟大圣者释迦牟尼的西天之灵也一定为之庆幸和慰藉。阿弥陀佛……
[1]《毗卢藏》：佛教大藏经刻本之一。创雕于北宋徽宗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雕版局设福州开元寺，至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完成，由本悟等人劝缘雕印，收佛典一千四百二十九部。之后，在孝宗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又有续刻，其印刷活动则持续到元成宗大德年间（公元1297-1307年）。
[2]《普宁藏》：佛教大藏经刻本之一。创雕于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完成，为余杭（今浙江余杭）白云宗的普宁寺雕印，由住持道安、如一、如志等人主其事，收佛典一千四百三十部。元成宗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之后又续刻补入密教经典，总计全藏佛典一千五百九十四部。
[3]卐字是古代的一种符咒或宗教标志，原在婆罗门教、佛教、耆那教流行的地区使用，被认为是火或太阳的象征。大约从唐代开始由印度、波斯、西藏等引入汉地。历史记载，武则天长寿二年（公元693年）制出此字，并读作“万”，“卐”称为万字纹。卐字在梵文中的意思是“胸部的吉祥标志”，古时译为“吉祥海云相”，系释迦牟尼三十二相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