凄惨的人殉制度

象岗古墓的人殉，从最早在墓道中发现的守门人，到东耳室中的乐师，以及后来发现的四位夫人等，其殉葬人数之多、类别之杂，这在汉代考古中是一个颇为特殊的现象，这个现象引起了考古人员的高度重视。从此前已发掘的中原诸侯王墓来看，未见人殉和人殉的残迹，两汉诸帝陵因尚未发掘，有无人殉还不明了，但《史记》、《汉书》均无相关的记载。汉代封建统治者是否已不用人殉？象岗古墓的人殉又说明了什么？

综观人类的历史，自从出现了阶级以来，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几千年来过着艰辛的生活，一幕幕的悲剧不断出现，而最为悲惨者莫过于奴隶社会。在奴隶社会里，奴隶等同于牛马，奴隶主对奴隶可以任意买卖、赠送或宰杀。而人类历史舞台上最为悲惨的一幕，则反映在奴隶主的“人殉”、“人祭”之中。就当代从殷、周墓葬的考古发掘中所看到的情形，真可谓惨绝人寰，目不忍睹。如像安阳侯家庄西北冈的一座殷代大墓，经发掘后得知，墓室中央底部埋有一名执戈奴隶和八条狗。奴隶埋好之后，奴隶主的棺椁才开始下葬。椁顶上排列着奴隶主的兵器和仪仗队，使用兵器和充任仪仗队的奴隶也同时殉葬。在墓室四周上下以及墓道内，都埋满了奴隶，发掘时，整个墓内尸首遍地，白骨累累。根据墓中殉葬的情况得知，殉葬的奴隶常常被十人一行或二十人一行反绑牵入墓道，强迫他们东西成排地面向墓室跪着，逐个把头砍下。然后先埋好无头尸体，填土夯平，把人头一个个面向墓室东西成行摆着，再填土夯平。通过发掘得知，仅一个墓中就发现被砍了头的躯体共八排59具，头颅二十七组73个。还有一些破碎了的尸骨，无法详细统计。经科学鉴定，这些被杀殉葬的奴隶大多是不到二十岁的青少年，有的甚至是脑门未合的儿童。在安阳殷墟，处处都可发现王陵大墓中人殉的惨景，有的是被活埋，有的是被杀死再埋，一般一个大墓中都要殉葬三四百名奴隶。如武官村的一个大墓中，在椁室两侧殉葬男女奴隶41人，墓室四周又排列着头颅52个，墓的南边还发现了四排殉葬坑，每坑埋着十具无头尸体，其墓已经发现的总殉葬人数达152具。

商代统治阶级用奴隶作人牲的模拟场景

殷墟王陵区M1550大墓内有成排的人头骨，用于祭祀。（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除了人殉之外，还有“人祭”。奴隶主对他们的祖宗和神灵进行祭祀的时候，也要杀掉许多奴隶。如一块甲骨文上记载一次祭祀先王的“多妣”，就用了“小臣（男奴隶）卅，小妾（女奴隶）卅”，共达60人。在武官村殷墟王陵区内的发掘中，至1976年时已发现了181个祭祀坑，每坑八到十具人骨，共近两千人。奴隶主平时还把成百上千个奴隶和牲口牛马一起关养在牢里，专供祭祀和殉葬之用，随时可从中抓出一个活埋或杀掉。

这样的悲剧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延续了一千多年，直至封建社会才开始逐渐停止下来。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还记录了这一情况。如墨子的《节葬篇》中就说道：“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士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并对这种人殉进行了谴责。

奴隶社会后期，一些奴隶主感到用大量的奴隶和牛马殉葬未免耗费生产力，损失太大，于是便想出了一个用明器替代的办法。

明器是殉葬品的忌称，最早见于《周礼》的记载，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模仿的“俑”或“偶”，一是实用品。俑有各式各样的人物、禽兽、用具、房屋、武器等等，实用物品更无所不包。从奴隶社会后期到封建社会的两三千年中，形成了一套极为繁杂的埋葬礼仪，殉葬物品也极为庞杂，其中俑和偶是相同的东西，最初是用木头或其他质料仿制成人形，用以代替活人殉葬，后来又扩展到牲畜动物家禽和各种器物。

在安阳殷墟的墓葬中，曾发现有灰青泥质制作的戴着桎梏的男女俑，但数量不多，看来这种方法在当时尚未盛行。事实上，直到孔子的时代还用活人、活兽来殉葬。一生呼吁仁善的孔子对人殉固然痛心疾首，对以俑代人的殉葬方法也不赞成。他曾说过：“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像人而用之也。”孔子见这些之乎者也的语言仍不足以引起众人的注意，干脆直言不讳地说：“为俑者不仁。”

这位孔老夫子未免有些糊涂，真正创造和推行以俑代人制度者，在今天看来仍是一个十足的大仁大智之士，此举不知使多少生命幸免于难，实在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进步之举。

人殉葬俗是奴隶社会中盛行的野蛮陋习，但进入封建社会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劳动者作为“人”的价值也随之提高。因此，封建国家在法律上承认奴婢作为“人”的社会地位，不允许地主阶级一般成员随意杀害他们，也不能随意用人殉葬。西汉时就有诸侯王因擅令奴婢从死而获罪除国的记载。这是秦以后一般诸侯王以下的墓葬罕见人殉的原因。

但是，封建等级制度规定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作为全国人口的所有者——帝王，当然可以用人殉葬，或者把它作为一种殊宠赐给臣下，人殉葬制逐渐成为专制君主的一种政治特权和等级特权。这是封建社会中人殉葬俗继续偶见于帝陵或皇帝特许的高官墓葬的政治原因。如在秦都咸阳所发掘的任家嘴秦木椁大墓，便有一成年男子与一小孩殉葬。秦始皇的陵寝，是否也有人殉，因未发掘，尚不清楚。然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死，胡亥袭位葬其父时所云：“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毕，已藏，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藏者，无复出者。”如果这条记载不误，那就说明当时秦朝宫中那些无儿无女的宫娥、工匠与陵墓营建者，都成了殉葬的牺牲者。

从流传下来的史料典籍看，三国、唐代仍有妃妾殉葬的悲剧发生。当历史进展到明代，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人的思想及生活习俗有了很大发展变化，就在这样一个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仍然残存着人殉制度。不过，这时的帝王将相、史官笔吏，自感这种残酷的做法不甚光彩，为掩盖事实，宫廷文献极少记载，只是从零星的史料中透露出一点信息，让后人窥视到其中惨相。

明朝用人殉葬和奴隶社会不同的是，不采用战俘或奴隶，而是以妃嫔宫女殉葬。其方法也不再是活埋或砍头再埋，而大多是先吊死，再埋入陵内或别处。明景泰帝时所载“唐氏等妃俱赐红帛自尽”，便是一例。若殉葬的妃嫔人数多（如为朱元璋殉葬的有四十六人），就让她们集体上吊自杀。临刑前还在宫内摆设宴席，请她们盛装打扮后赴宴。可想而知，再好的盛宴恐怕也难使这些行将结束青春和生命的女人下咽，只听得哭声响彻大殿，哀泣之音弥漫深宫。宴席结束后，她们便在指定的殿堂内，分别站在木床之上，将头伸进预先拴好的绳套中，随后太监撤去木床，一个个年轻的生命便告别尘世、芳魂远去了。

朱元璋的儿子明成祖有一个朝鲜妃子韩氏，在成祖死后被指定殉葬。她明知自己将死，但却无法抗争。当她站立木床，将要把头伸进帛套的刹那问，却猛地回首呼唤自己的乳母金氏道：“娘，吾去！娘，吾去……”其凄惨之状、悲恸之声，连监刑的太监都潸然泪下。太监将其头颅强按进帛套中，抽掉木床，韩氏挣扎了几下，就魂归地府了。金氏是韩氏从朝鲜带来的乳母，后来被放回故国，才把这段详情公之于世，并载入朝鲜文献《李朝实录》中。

为掩人耳目，帝王常采用加封和追谥的办法安慰殉葬者的亲人，以显示皇恩浩**。为宣宗皇帝朱瞻基殉葬的宫女何氏、赵氏等十人，就分别追封为妃嫔并加谥号；对死者的父兄，也施以优恤，授给官职，子孙可以世袭，称为“朝天女户”。

对未被封谥的宫女，朝廷实录中大都不记载她们的名字和生前的只言片语，致使后来者无法得知其本来面目。当然也有例外，《明史》中就曾有过这样的记载：凤阳有一少女名叫郭爱，出身书香门第，天真美丽、聪颖而有文才，14岁时被选入宫为宣宗嫔人。当她怀着满腹的希望和幸福的憧憬，离开凤阳这块大明帝国的崛起之地，欢笑着来到北京去找她的凤阳同乡时，却没有也无法预料到，死神正向她走来。在她进宫刚二十天，就传来宣宗驾崩的消息，而且她已被指定为这位凤阳老乡的殉葬者。

旨意传来，这位豆蔻年华、活泼可爱的少女悲痛欲绝，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满怀悲愤与哀怨，写下了一首绝命诗，托一个要好的太监送出宫外，给世间留下了一曲深宫冤魂的千古绝唱：

修短有数兮，

不足较也；

生而如梦兮，

死则觉也；

失吾亲而归兮，

惭余之不孝也；

心凄凄而不能已兮，

是则可悼也。

诗中饱含血泪，哭诉了梦一般的短暂人生、未报父母养育之恩却早归黄泉的遗恨，对命运的哀叹、对青春的痛惜跃然纸上，其真挚哀婉的情感令人肝肠寸断。

这首诗是真的出自宫女郭爱之手，还是后人伪造，尚需考证，但这首诗却真实地道出了明朝从殉女性那无声的呐喊和对封建王朝残酷野蛮制度的痛恨与诅咒。这无疑是封建帝国女性悲惨命运的一个缩影，而历史就是这样残酷无情地重复着一幕幕人间悲剧。龙的传人、炎黄子孙，自诞生那天起，就带着叹息、流着汗水、淌着血泪，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艰难地一步步离开蛮荒和愚昧，寻找着文明的曙光。这是一种多么沉重和痛苦的脚步？这是一条多么漫长和遥远的人间栈道！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象岗古墓的人殉制度是怎样的状况。从清理的迹象看，大多数是人殉死后埋入的，而且都有随葬品。其中有的器物相当精美。这些殉者是墓主的妃妾、近幸、仆役，而并非从事生产的奴隶。殉葬的表现形式与封建社会人殉葬俗的一般特点相吻合。上面已经提到，封建社会中用人殉是中央帝王的一种政治和社会等级特权，象岗古墓的人殉，当不例外。此一人殉现象，在岭南无独有偶。汉初曾是南越国一辖地的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座西汉早期大型木椁墓的棺椁底下，也发现有七个殉葬坑保留；辨其性别，则为一男六女。这些不幸者，当是墓主生前近身的侍从与奴婢。据报道，这些殉葬者的盛尸棺具分有长方形与独木棺形两种形状。其独木型棺在岭南，与独木舟的形制相似。在今海南岛黎族群中，既用于藏尸（称独木棺），又用作水上交通用舟（称独木舟）。在贵县罗泊湾毗邻的广西横县，据《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南宁府杂录》载，乃是古代以善于“刳木为舟”而驰名的地方。据此，其中以独木棺殉葬的不幸者，可能属于越族人。

应当特别提及的是，在象岗古墓的人殉中，有六人是可以确知用铜镜覆面的，其余的人骸因为骨殖腐朽已无从分辨了。这种用铜镜覆面的葬习，在其他地区未曾见过，不知这是南越人特有的一种葬习，还是具有某种宗教意识，此点尚需专家们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