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使南越

南越王国在中原战火纷飞的大动乱中建立起来了，而作为继秦之后新建立的西汉王朝，在刚刚稳住了中原霸主地位之后，对这个偏处东南一隅的独立王国，既不予承认，又无可奈何。因为当时的西汉王朝，其内外形势相当严峻。就国内来说，呈现出一种凋敝、窘迫的景象，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经过秦朝内征外伐及秦末战争的消耗，汉初的人口较之秦时有大幅减少。据史料载，秦朝两千万人口的主要消耗有：“北筑长城四十余万，南戍五岭五十余万，阿房骊山七十余万。十余年间百姓死没，相踵于路。陈、项又肆其余烈，故新安之坑二十余万。彭城之战，睢水不流，至汉祖定天下，民之死伤，亦数百万。是以平城之卒，不过三十万，东方之六国，五损其二。”当刘邦灭项羽后，大封群臣，陈平得封曲逆（今河北定县），后来刘邦过曲逆，看见曲逆的人口甚众，不由连声赞叹，认为曲逆是个“壮哉”之县，于天下唯洛阳可与比也！秦时曲逆有户三万，至汉初仅存五千，这么一点人口居然能获得刘邦的称赞，可见，汉初人口的锐减已到了何种程度。

西汉形势图

北方民族控弦之士图

人口锐减带来的直接影响是经济凋敝。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来看，经过秦末农民起义，特别是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给整个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人口锐减，土地大量荒芜使很多农民成了脱离政府控制的流民，而且粮谷缺乏、谷价腾贵，战乱最激烈的荥阳和关中一带，饥荒严重，每石米高达一万钱。史学家班固概括当时的经济形势是：“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在长达四年多的楚汉战争期间，刘邦忙于逐鹿中原，未对匈奴进行抗击，而匈奴此时在冒顿单于的统治下，势力鼎盛如日中天，“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对汉朝的北部边境地区，乃至帝都所在的关中地区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楚汉战争后，刘邦将开始注意力转向匈奴，并在国穷民困、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于公元前200年，仓促率领20万大军往征匈奴，结果被敌军围于平城白登山，七天七夜后用陈平之计方才解围。这次出征，使刘邦认识到了汉初国力的真正水平，之后他果敢采用娄敬的“和亲”之策，对匈奴采取了守势，不敢轻言攻战。

刘邦在楚汉之争中，为了合力击败项羽，先后分封了七个诸侯王，史称“异姓诸侯王”。他们是：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赵王张敖、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这些异姓王的封国跨州兼郡，占据了战国后期东方六国的大部分疆域。他们手握重兵，各制一方，对中央权力的稳定与巩固形成了很大威胁。公元前202年，燕王臧荼反；公元前197年，赵相国陈豨反，勾结匈奴，自立为代王；公元前196年，彭越反。各诸侯王不断地反叛，使刘邦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镇压国内各地的叛乱上，根本没有余力顾及五岭以外的南越国。而这时的赵佗建立南越国及经营岭南，已有一段时间，也具有了一定的实力，这又迫使刘邦不得不慎重考虑对南越国这个棘手的关系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刘邦是如何看待和处理的呢？

史载，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二月，在南越国赵佗统一南越两年之时，刘邦传下诏书：“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之五郡立番君吴芮为长沙王。”这份诏书表明：一是刘邦不承认赵佗的南越国，他要像秦始皇一样，把岭南百越统一到他的江山社稷之中。二是由于自己无暇、无力顾及南越国，便利用封侯的方式，即通过侯王的势力进行控制，依靠长沙王吴芮吞并岭南的南越国。

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三月，刘邦又传诏，封齐信侯徭毋余为海阳侯，食一千八百户。海阳之地，属赵佗的南越国所辖的县地，自然这也是虚封。当时，齐信侯徭毋余握有重兵，本人又勇猛善战，自小熟读《太公兵书》，自谓刘邦属下文韬武略的全才。汉高祖刘邦的用意是故意给赵佗树立第二个敌人，让他的这个齐信侯率兵攻打南越国，进而把南越的疆土划归汉室所有。

刘邦的这个主意想得可谓不错，但现实情况就没有他想的那样美妙了。就当时的形势而言，赵佗立国后，占据了得天独厚的岭南之地，生产逐步发展，百姓的日子也慢慢好起来，军事方面已有带甲兵百万之众，天时、地利、人和都对赵佗有利。仅凭长沙王吴芮和齐信侯徭毋余，又怎么敢向南越国诉诸武力呢？对汉高祖刘邦的虚封，初时长沙王吴芮和齐信侯徭毋余受宠若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齐信侯先悟出了其中之意，汉高祖想借他的手去夺取海阳之地。可当他权衡一下自己和南越王的实力，方感到南越的强大和自己的渺小，明白绝不可自讨苦吃，拿着鸡蛋去碰石头，做赔本的买卖。至于长沙王吴芮，在受封的五郡中，有三郡已被赵佗占有，他实际只得了两个郡的封地，以这两郡的军事实力他是不敢率兵攻打南越国的。相反，他还担心南越王赵佗会逾岭夺取他的封地。更为不幸的是，吴芮在受封长沙王的第二年，突发恶病，医治无效，一命归天了。世袭的王位由他的儿子吴臣继承，汉高祖封他为长沙成王。吴臣继位后，按照先父吴芮临终时的密嘱，一方面加强与南越国接壤的边境防御，一方面大肆招兵买马，防备南越军队逾岭北侵。

长沙国南部地形图（谭其骧绘）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西汉王朝政治、经济状况的好转，刘邦在对待南越王国的问题上也有了变化。在汉王朝依然没有足够的能力征服岭南的情况下，为了不使岭南危害一方，刘邦开始顺水推舟，承认赵佗南越称王的既成事实，并于汉十一年，派陆贾出使南越，颁布自己的诏命。

《汉书·陆贾传》载：“陆贾者，楚人也。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陆贾是较早地参加到秦末农民战争行列中的知识分子。公元前207年，刘邦率起义军由武关入陕，进军咸阳，子婴派重兵拒于屹关，刘邦用张良之计，“‘使郦食其、陆贾往说秦将，啖以利’，秦将果欲连和”。于是，秦军设防懈怠，士气大减，刘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陆贾在农民起义军中从此崭露头角。当秦王朝被推翻以后，陆贾继续跟随刘邦参加楚汉战争，并成为刘邦重要的亲随谋士之一。

秦王朝在农民战争的疾风骤雨中覆灭了，代之而起的西汉王朝究竟采取什么政策来进行统治，对这个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作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汉高祖刘邦，似乎并没有认真地考虑过。刘邦的内心深处，本来就是一个流氓无产者兼法家思想的崇拜者，在思想意识上并没有超出秦始皇时代的法治体系，重武轻文的文化传统在他的思想深处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他平时最看不起儒家，甚至鄙视到将尿撒在儒生帽子里。而陆贾却深谋远虑，对治国之道胸有成竹。围绕着如何治国兴邦的问题，陆贾以天下为己任，不顾个人安危，面折廷争，同刘邦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史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曾描述当时的情况：“陆生时时前说《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很明显，陆贾的这番议论，道出了一个夺取政权与巩固政权，必须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的深刻哲理。先秦的法家思想是适应了当时社会变革的需要而产生的，在同旧势力进行殊死的斗争，以及为实现全国统一的兼并战争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法家思想也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它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只强调进取，而轻视守成，好比钟表的发条越上越紧，易致崩裂。它使人形成一种崇尚武功、贪狠强力、寡义趋利、刻薄寡恩的价值取向，忽视一切伦理道德的规范、调节与稳定功能。而儒家思想则是在充分吸取了商周文化精华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它提倡仁义道德，注重个人品德的修养实践，主张德行并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个人奋斗的最高境界。这套理论虽然很难用来夺取天下，却可以用来守成天下。正如汉初政论家贾谊在《治安策》中指出的那样：“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

作为流氓无产者出身的刘邦，本人没有什么理论修养，但他也有他的英明之处，这个英明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审时度势，及时采纳臣民的建设性主张。所以，他听了陆贾的严词批评后，不仅不恼，反而很惭愧地说：“爱卿说得有理，那就请你写下秦王朝所以失败，我所以成功的原因，以及古时候国家兴亡的故事，拿给我看看吧。”

陆贾见刘邦愿意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就将自己的理论见识做了概略的论述，以十二篇成书，名曰《新语》。其书主旨在于崇王黜霸，归本于修身用人，多引《春秋》、《论语》之文。每成一篇，陆贾就讲解给刘邦听，刘邦听后对每篇都大加赞赏，左右侍从们见主子赏识，也就跟着高呼“万岁”，陆贾由此作为一颗治国安邦的政治思想理论新星在西汉王朝的早期升起了。

陆贾《新语》书影

通观陆贾的《新语》，不能不让人感到作者确实是一位朝气蓬勃的政治家。他蔑视那些“君倾而不扶，国危而不持”的隐士者流，整个理论继承了荀况反对天命论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并明确地指出：“世道衰亡，非天之所为也，乃国君者所取也。”他强烈地抨击了泥古守旧、重古轻今的思想，主张“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为法，因世而权行”，这些充分反映了陆贾锐意革新、进取的思想倾向。

陆贾通过对历史经验的反复比较和总结，认为凡“恃坚甲利兵，深刑刻法”治国的，其结果都是国灭身亡。他列举了历史上许多这样的例子：“昔晋厉齐庄，楚灵宋襄，秉大国之权，仗众民之威，军师横出，陵轹诸侯，外骄敌国，内克百姓，邻国之仇结于外，臣下之怨积于内。……故宋襄死于泓水之战，三君弑于臣子之手，皆轻用师而尚威力，以至于斯……此乃去事之戒，来事之师也。”陆贾对秦亡教训的分析准确而深刻。他指出：“秦始皇帝设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筑长城于戎境，以备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将帅横行，以服外国。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事愈烦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愈设而敌人愈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因此，陆贾认为，自春秋而至秦，“恃坚甲利兵，深刑刻法”是导致国家败亡的基本原因，值得警惕。与此相反，“虞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然无治国之意，漠然无忧民之心，然天下大治。周公作礼乐，郊天地，望山川，师旅不设，刑格法悬，而四海之内，奉贡来臻，越棠之君，重译来朝。”这就是陆贾提出“无为而治”治国方略的历史依据。经过将近十年战乱破坏而建立起的西汉王朝，其时社会经济极端贫困。这种破败不堪的局面，决定了缓和阶级矛盾和发展生产力必然成为汉初的突出任务。陆贾认为，“无为”是暴政的对立面。当时西汉政权应实行“无为”政治，别无出路。因此，他大声疾呼：“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关于“无为”政治的理想境界，陆贾有一段颇为生动的描述。他说：“是以君子之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驿无夜行之吏，乡闾无夜名之征；犬不夜吠，鸟不夜鸣；老者息于堂，丁壮者耕耘于田；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强弱相扶，大小相怀，尊卑相承，雁行相随；不言而信，不怒而威。”陆贾的《新语》为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对汉初政局的稳定和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据《汉书·艺文志》载，陆贾曾著有《楚汉春秋》和赋三篇，均已散佚。世传《新语》十二篇，与《史记》及《汉书》本传所记篇数相符，而与《汉书·艺文志》所载二十三篇不合。其篇目及内容，自唐以来大抵如此，是否系陆贾作品，历来人们认识不一。应该说，陆贾原作者有之，后人搀杂者亦有之，但基本上反映了陆贾的思想。

陆贾曾在刘邦面前时时说称《诗》、《书》，在《新语》里也大谈仁义，似乎是一个儒家之徒。从班固的《汉书》开始，旧史家均把陆贾置于儒家之列。《四库全书》在谈到《新语》时也说：“汉儒自董仲舒外，未有如此之醇正也。”这个论断现在看来也不尽然，应该特别注意的是陆贾所说的“仁义”与孔孟的“仁义”并不完全相同。特别是与孔孟仁义相联系的那烦琐的礼仪，陆贾几乎没有提及。比较起来，陆贾则更重视老学。秦汉以前，“无为”同“仁义”是互不相容的。陆贾根据汉初社会现实的需要，却把这两个分属于道家和儒家的东西结合在了一起，但主次是分明的。西汉史学家、思想家司马谈在评论道家时说：“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综观《新语》，陆贾的思想正与司马谈所言之道家相合。显然，汉初道家与先秦道家并不完全相同，陆贾的思想并非老庄思想的翻版。陆贾在继承老学“无为”思想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并掺入了儒、墨、名、法、阴阳各家及黄帝之学的思想，使老学变得比较符合汉初社会的需要，形成了著名的黄老学派。这是道家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也是老学思想的一次重大改造。而这个任务正是由陆贾完成的。汉初，在君主和大臣之中，崇尚黄老思想者不乏其人，黄老思想成为汉初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陆贾则是汉初黄老学派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汉初第一个有政治著作传世的杰出政治家。

陆贾的思想体系得到刘邦以及众多臣僚的赞赏。以此为转折，汉王朝君臣反复总结秦王朝灭亡的教训，并引以为戒，逐渐认识到，秦始皇并非不欲为治，秦的速亡，正是由于举措（兵役徭役）太暴，用刑太过的缘故。要想实现长治久安，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轻徭薄赋慎刑，才能缓和社会矛盾，巩固政权。在这一思想方针的指导下，以刘邦为首的西汉统治者，陆续采取了如下一些重要措施：

一、罢兵士归家乡。规定跟随刘邦入关灭秦的关东人愿意留在关中为民的，免徭役十三年，回关东的免徭役六年。军吏卒无爵或爵在大夫（五级爵）以下的，一律晋爵为大夫；大夫以上的加爵一级，并一律免除本人及全家的徭赋。归农的军吏卒，按照爵级高低，授予田宅。这些被遣散的军吏卒，除少数高爵的上升为地主外，大部分还是一般农民。这些农民由于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中获得了一份土地，又不需要服徭役，提高了生产积极性，成为汉初稳定农村封建秩序、恢复农业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命令在战乱中聚啸山泽的人各归本土，“复故爵田宅”，使地主归乡，农民返籍。“故爵”无疑指秦代的封爵，秦爵与田宅密不可分，“复故爵田宅”是对秦代中小地主既得利益的法律承认，有利于消除秦朝吏民的反抗情绪，这项安抚政策在汉初稳定封建秩序方面是成功的。

云梦睡虎简秦简局部

三、宣布因饥荒自卖为奴婢者，一律“免为庶人”。这里限定的“自卖”只是当时奴婢买卖的一种形式，其他还有“略卖”、“出卖”等。如果再从自由民沦为奴婢的渠道论之，形式就更多了。因此，这项法令并不是要废除奴隶制，而是有限地释免一些“自卖”者，尽管如此，它对解放社会生产力还是有益的。

四、重农抑商。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重农有其历史必然性。重农抑商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始自商鞅变法，商鞅认为工商业严重妨碍“重农”政策，因为在商品经济获得一定发展的前提下，从事工商更容易获利。对此，史学家司马迁曾概括指出：“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在工商业的利导下，大量农民纷纷脱离农业转而从事工商，这在农业生产力不甚发达的情况下是有害而无益的。正因为如此，刘邦君臣继承了这一政策，并具体规定：不许商人衣丝、操兵器、乘车骑马，不许商人从政做官，并加倍征收他们的人头税。

五、减轻田租，十五税一。据《云梦秦简·田律》可知，秦代的田赋征收禾稼（粮食）、刍（饲料）、粟（禾秆）等，即每顷收刍三石，粟二石。后来，董仲舒批评秦政说，秦代“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说明秦朝的赋税很重，汉初则力求轻徭薄赋。

刘邦君臣通过上述“与民休息”的措施，总算把秦末以来动**不安的社会局面稳定下来，陆贾成为汉初政治舞台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刘邦认为陆贾是出使南越的最佳人选。据史料记载，陆贾到达南越国的都城番禺后，只见赵佗态度傲慢，头发束成一撮，竖在头上，伸开两腿，像簸箕一样坐在大殿里。作为一位有着长期出使经验的政治家和辩士，陆贾对赵佗的这番举动好像早有预料。他不动声色，先将赵佗与中原的关系作为会谈的切入点并进言道：“你本是中国人（指中原地区），亲戚兄弟、祖先坟墓都在真定（今河北正定）。而今你一反天性，背叛父母之国，不念祖宗，放弃中国传统装束，想要靠区区弱小的南越跟天子对抗，成为敌国，大祸怕就要来临。自从秦王朝失去控制，诸侯豪杰纷纷起来，只有汉王刘邦率先入关，占领咸阳，项羽背叛盟约，自立西楚霸王，诸侯成为他的臣属，可以说甚为强大。然而汉王刘邦从巴蜀出兵，用皮鞭笞打天下，遂诛灭项羽，仅仅五年时间天下平安。这不是人为的力量，而是天意如此。天子（指刘邦）已知道大王在南越称王，却不出兵协助诛灭暴秦和西楚，朝廷文武官员都主张派出大军，向大王（指赵佗）问罪，但天子怜悯百姓在战乱频仍中已经十分痛苦，才消原意，并且派我前来授给大王王印和互相通好的符节。大王应该恭恭敬敬地到郊外迎接，北面称臣。想不到你竟想凭借基础未稳的南越，倔强到底。汉朝廷如果得到报告，恐怕要挖掘焚烧你祖先的坟墓，屠杀你宗族，然后派一位偏将军，率领十万人马南下进攻，到那时，你的部下杀你投降，易如反掌。”

陆贾持节赴岭南像

南越国宫殿（复建）

赵佗茅塞顿开，赶紧跳起来，规规矩矩地坐下，道歉说：“我在蛮夷中生活得太久，忘了中国礼仪。”然后向陆贾请教说：“我比萧何、曹参、韩信如何？”

陆贾说：“大王的贤明和能力，跟他们相仿。”

赵佗又问：“我跟皇帝相比谁贤明？”

陆贾说：“皇帝起自丰、沛，讨伐暴秦，诛灭强楚，为天下百姓兴利除害，继承五帝三王的伟大勋业，统治天下，中国人口以‘亿’为单位计算，土地方圆万里，物产富饶，号令统一，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而大王之众不过数万，而且遍地蛮夷，不是山峦崎岖，就是海滨水涯，一片荒凉，不过是汉的一个郡而已，大王怎么能跟汉相比。”

赵佗朗声大笑说：“可惜我不在中国（指中原），所以在这里为王。假使我在中国，安知不如刘邦？”

此时赵佗自比于刘邦的夜郎自大与他见陆贾之初的“魋结箕踞”以及接着“蹶然起坐”等都是一致的，他满足于独霸岭南，但又不能得罪汉廷，他以这种井底蛙式的表现，向汉廷暗示他“欲自外乎蛮夷”，“无远大志”，以此求“杜兼并之祸于无形”。可见赵佗还是相当明智的。

赵佗接受汉廷册封雕像

最后，赵佗接受了汉朝的册封，“愿奉明诏，长为藩臣”。赵佗钦佩陆贾的才干和“威仪文采”，挽留他在岭南住了几个月，并对陆贾说：“南越这个地方，我连个谈话的对手都没有，自先生来此，让我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当陆贾临走之时，赵佗送陆贾价值二千金的财物，算是饯行。

陆贾出色地完成任务回到长安，刘邦很是高兴，升陆贾为太中大夫，以资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