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岭而治

当岭南的边防得以巩固，赵佗建南越国并称王后，即着手治理这个王国。

但是，当他环顾自己的这个王国时，却未免有些心灰意冷。偌大的国土上，只有几条大河流的河畔，才各建有几座郡、县城。虽然尾随大军之后陆续来了几批商贾、谪吏、赘婿、罪徒及妇女等，但编入册籍的百姓跟中原任何一个割据势力相比，还是少得可怜，而他的王国就要依靠这些臣民做支柱。中央政府的庞大机构，众多的后宫妃嫔、内官、侍从人员，郡县的官吏，保卫边境的武将吏卒等，都由这些百姓创造的财富予以支撑。就连筑城修路、造船建屋、耕田纳赋、制作器物等，也还是由这些百姓负担。当然，在他的王国里，还有三两倍这个数目的土著瓯、骆族人民。可是，这些化外之民，都各自匿居在他们那些几乎与世隔绝的山洞里，靠渔猎为生，平时除了为一点小事相互攻打外，王国的盛衰与他们毫不相关。

面对此情，赵佗并没有气馁，他从春秋、战国时代列国的兴亡中悟出了事在人为的道理。乘着刘、项相争，无暇南顾的机会，尽力设法来建设自己的王国。一方面，他借鉴秦朝治理国家的得失，组织起一个中央集权、郡县分治的王国政府，但不仿效秦朝那样刻薄寡恩、滥施刑罚，而是有效地保护中原移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赵佗采取了入境随俗，遵从越人风俗习惯等措施，加强了民族融合与团结。

广州郊外出土的汉代陶船

此船于1954年在广州先烈路一座东汉墓中出土，高16厘米、长54厘米，为随葬器。由于它是依照真船的结构、形状，按比例缩小制作的，所以，它仍然是我们研究中国造船史的重要标本。

岭南越族各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与风俗习惯：在饮食上，喜食蛇蚌；服饰上，断发文身；居行上，干栏建筑，水处舟行；宗教上，巫祝盛行，使用鸡卜等。这些风俗习惯，都源于一个民族共同的心理积淀，如果轻蔑地加以否定，无疑会伤害广大越族人民的民族感情，其结果只能是加深汉越之间的民族隔阂，不利于统治；而加以尊重，则会有助于汉越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和睦相处。因此，赵佗对于越俗采取的态度是：良则从之，恶则禁之。

广州郊外出土的南越国时代遗物

有俑陶楼

东汉，高29.5厘米，长28厘米，宽23.5厘米，1957年广西贵县粮食仓库出土，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此陶楼为灰陶质，其结构为前屋、右厢房、后阁楼、中院落。前屋前后对称各有一门，正门上立一舂米桶，悬山式顶，瓦顶刻有“歹人青□”四字。右厢房设有一门，门口躺着一只狗，房内也有一俑作舂米状。楼顶为悬山式。阁楼有两层。底层前后各有一门，左墙壁有一窦洞，洞口有一狗伸出头。上层分为三部分：中堂、左房、右披厦。中堂为庑殿式顶，左房有镂空三角形气窗，悬山式顶，右披厦为双脊斜坡顶。整座建筑有镂空直棂窗、横棂窗及刻划仿木构架纹装饰，建筑布局合理，说明汉代广西的建筑业已发展到相当水平，也反映出庄园经济的发展状况。

在服饰上，赵佗抛弃了孔孟之说，不用中原的“冠带之制”，而与越族“同其风俗”。当他在十几年之后，首次接见刘邦派来的使臣陆贾时，就从越俗，与中原的束发戴冠大相径庭，俨然以真正的蛮夷大长自居。在他的带领下，其他“居蛮中久”的中原汉族官吏也纷纷接受了越族的风俗习惯。

当然，对越人之俗，赵佗也不是完全遵从的，他曾明令禁止一些恶习。如越人好相攻击，这一点除了岭南越人各族发展程度不一样的缘故外，还代表着原始社会末期部族战争的残存形式。赵佗若遵从这个相互攻斗的恶习或对这个恶习视而不见，则南越必无宁日，并会妨碍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所以，赵佗下令禁止。经过多方努力，越人相互攻击、好勇斗狠的恶习渐渐得以改正，从而促进了岭南越族各支系之间的和睦共处，加速了岭南社会的经济发展。

与此同时，赵佗为促进民族融合，大力提倡汉越通婚。自古以来，两个民族通过联姻而消除隔阂，建立和睦关系，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这些历史经验无不给赵佗以教益和启示。

他不仅大力提倡汉人与越族通婚，并身体力行，作出表率。如南越国丞相吕嘉家族中“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弟宗室”，使赵氏与吕氏两大家族的关系盘根错节，利益趋于一致。再如南越所封的苍梧秦王赵光就与吕氏家族联姻，第二代南越王的一位夫人赵蓝也可能是越女，第三代南越王赵婴齐也娶有越女为妻，并生子赵建德。

在赵氏统治集团的带动、鼓励下，中下级官吏兵卒及其他中原汉人与越族的通婚已相当普遍。尤其是数十万秦兵，他们除了极小部分与中原来的一万五千名女子组成家庭外，大部分秦兵士卒都与驻地的越族通婚。

除此之外，赵佗还采取了因地制宜，让部分越人自治的方针政策。岭南为百越聚居之地，越族支系众多，各部越人的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因此，这些支系、部族不同的越族，其势力也参差不齐。针对这些不同情况，赵佗采取了一些比较灵活、变通的统治政策，如赵佗在兼并象郡后，针对象郡一带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实行了由越人自治的办法；交趾一带，越族的部落势力十分强大，并且原部族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也比较高，已形成了比较严密的部落组织，面对此情，赵佗仅派二使者前往“典主”，同时又在交趾地区分封了一位“西于王”。这位西于王，正是组织杀死屠睢的原西讴君吁宋的后裔，在西瓯族越人中有着崇高的声望及广泛的影响。赵佗把他封为王，明显地是以安抚之策让其自治，并通过不断的经济援助，增强西瓯地区的向心力，以加强对西瓯地区的控制。

2000年，考古人员试掘发现的南越国宫殿“散水”遗迹。

2000年，考古人员在南越国宫署范围不足5000平方米的南越国宫署遗址范围内，共发现汉代、晋、南朝、唐、宋、元、明、清和民国共八个历史朝代的水井共一百四十多口。水井的形式丰富多样，有土井、竹篾井、木井、陶圈井、瓦状井、砖井、砖瓦合构井等多种，许多井的构造极其精致。图为考古人员拭掘的一汉代砖井，从井下淘出一百多件汲水罐。

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野趣自然的曲渠出水闸口

在经济方面，赵佗从实际情况出发，着手改变落后的农业生产状态。他积极地把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技术引进越族地区，并教民耕种，大力传授使用铁器和耕牛技术，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岭南越族人民逐步改变过去火耕水耨的粗放耕作方法，使越族地区农业生产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那些百越土著对新建立的夯土城堡，堂皇的王宫、官舍，以及威武齐整的旌旗、仪仗等物，虽然感到新奇，但不甚喜欢。而对于官员们所佩带的青铜剑、铁剑，士卒们使用的铜戈、铜箭镞等，都非常羡慕。他们用惊奇的眼光，注视着戍卒及工役们使用铁斧、铁凿砍木造船，用铁锄、铁锹翻田掘地；注视着工役们驾着牛车、马车输送重物，驶着有帆的船舶在江河上疾驰……所有这些，在只有木耜、石斧、竹箭等武器和工具的土著居民们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东西。于是，为了换取一把铜匕首或一件铜戈头，一柄铁斧或一具铁锹，越人不惜拿出大量的谷米、山货、翠鸟、孔雀，甚至用难得的象牙、犀角等来交换。鉴于这种情况，赵佗及其谋臣们便在各郡县、市镇设立“市官”，由官府直接与当地的土著居民进行商品交换，而把交换所得的象牙、犀角、翡翠、珠玑、香药等中原地区珍贵的宝货，成批地运到北边的关市去和汉帝国南来的商人贸易，并向他们购买了大批的牛、马、铜铁工具和器皿，然后又用这些货物与土著居民交换，由此形成了一个循环往复、连续不绝的商品交易渠道。本来在百越族人中间，早已出现了物物交换的贸易行为，但这只是在洞与洞之间，或在附近几个洞之间进行，因此彼此拿出去交换的物品，无论在品种或价值上，都是微不足道的。而有些东西，例如珍珠、紫贝、玳瑁等海产珍品，常常要通过多次交换，才辗转流传到岭北的商人手里。现在由南越国官家统一经营，不仅大大扩展了岭南地区与中原的贸易往来，而且也丰富了岭南地区市场的物品交换，百越族人很快便获得了他们所喜爱的铜铁武器和工具，而这些新的工具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生产力水平。南越王国政府在这项贸易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即使不向土著居民征收租赋也不愁财政匮乏；同时又通过这项措施，使一些土著居民感到大有收益，从而拥戴王国政府及赵佗本人，甚至有些邻近郡县的“化外之民”也撤销了他们山洞的樊篱。

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曲渠渠底，原用大型卵石呈“之”字形铺就。

象岗南越王墓与城区史迹略图（引自《广州南越王墓》）

①秦造船遗址

②南越国宫署遗址

③南越王墓

赵佗不仅重视发展生产，而且也很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他推行所谓以诗书而化国俗，以仁义而团结人心的措施，让越人读书认字，学习礼仪，灌输封建伦理道德，提高他们的文化知识，使越人“渐见礼化”。两广地区的少数民族很早就使用了汉文，这对越族文化的发展和越汉间的文化交流，有着积极的意义。

在赵佗积极提倡学习文化、发展教育，以及中原先进文化的有力促进下，岭南地区的文化艺术得以迅速发展起来。考古发掘表明，岭南地区出土的陶器，其色彩和造型，具有相当高超的水准，其铜器、漆器、玉器、银器等，不但产量大，而且工艺精细、造型美观，富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其中尤以漆器为突出。如广西贵县汉墓出土的大批打有“布山”（“布山”为古地名）戳记的漆器，说明秦汉时期这里生产的漆器，艺术水平甚高，盒的内外都有漆彩画，其画有奔马、手持武器的战士和各种花鸟等，形象生动，富有真实感，可与同时期中国其他地区生产的漆器相媲美。出土文物中还有秦汉时期越族人民的住房模型，即“栅居式”的陶屋和“黄釉阁楼”。它设计新颖，名曰“干栏式”建筑，这种建筑风格，岭南一些少数民族至今还保持并沿用着。

正因为赵佗对南越国采取了较为合理、现实的民族政策，也就比较成功地处理了民族关系，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他不仅“和辑百越”，使得岭南“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同时也使“中县人以故不耗减”。在赵佗的有效治理下，南越国内民族关系和睦，汉越人民友好相处。这种和睦的民族关系为增强南越国的整体实力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赵佗的绝秦关道及称王建国，对于中原与岭南都是有益的。就当时的中原而言，加速了秦朝统治的瓦解，对岭南而言，则不仅保证了汉越人民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而且保证了汉越人民经济的持续发展。赵佗的划岭而治是有一定的进步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