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跑道上

人类的文明，是以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的解体而进入国家社会组织的阶段为标志的。在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还要有城市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同时也应该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并且要掌握冶炼金属的技术。当然，这一切的标志中创造和使用文字则是最主要的。

1968年，英国剑桥大学丹尼尔教授在他的《文明之起源与考古学》一书中，提出了全世界最古老的独立发展的文明为六大文明之说。这六大文明分别为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中国、墨西哥和秘鲁。

其实，丹尼尔的学说是荷兰著名考古学家法兰克福学说的继承和发展。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法兰克福就指出全世界范围内独立发展的文明只有三种，即埃及与两河流域组成的近东文明，中国文明，秘鲁、墨西哥组成的中、南美洲文明。埃及与两河流域、印度与两河流域相互密切联系而形成的文明，已被考古资料所证实。尽管在中美洲和南美洲没有发现直立人化石，但它们特别是墨西哥与秘鲁最早在世界形成独立的文明，同样被考古资料所证实。显然，它们所形成的文明是独立的，与旧大陆无关。只有中国文明的起源这一问题，成为传播论派[1]和演化论派[2]争锋的焦点。而丹尼尔和法兰克福正是站在演化论这一边的主将。

18世纪后半叶，法国人约瑟夫·德·岐尼提出了中国人乃是从埃及殖民过来的理论。与此不同但相似的是，法国的汉学家波提埃和卢内尔曼将汉字与楔形文字[3]做了一番比较后，提出了中国文明和巴比伦文明[4]有亲缘关系的学说。当时英国的东方学者拉克帕里将中国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乌尔地区的迦勒底文明比较后，作出了两者之间有某种关系的结论。当英国的理雅格提出了诺亚的子孙曾东行到中国一说后，德国的李希霍芬则干脆把中国文明解释成是由西方移民的结果。

1924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5]在中国的甘肃、青海等地发现大批彩陶，他把这些彩陶和前苏联中亚的安诺以及南俄的特里波列等处的彩陶做了比较，以考古的资料为中国文明起源于西方的学说提供了证据。

中国的考古学巨匠夏鼐[6]，在1985年将商代的冶铸青铜技术与铜器上的纹饰，以及甲骨文字的特点等做了研究，和西方文明的考古资料比较后，提出了中国文明是独立发展的、并非外来的学说，重新肯定了丹尼尔、法兰克福的结论。

至今，关于人类的起源与文明的诞生问题，在世界科学界一直争论不休。不管这场争论最后的结局如何，人类的起源和文明的诞生到底最先来自西方还是东方，是中国还是外国，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那便是人类终于以自己的智慧和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穿透了千万年苍茫迷蒙的漫长岁月，在滴血的号子与沉重的足音中迎来了文明的曙光。当进击的脚步迈到公元前3世纪和公元前2世纪时，世界的东方和西方所诞生的三个最强大的帝国，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几乎是达到了同等的高峰。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它们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并且搏击奔跑的姿态和方法又是出奇地相似。

亚历山大不愧是一个有知识、有见地、有抱负的伟人。他不同于一般的昏庸帝君，只贪图**乐安逸，陶醉于奸佞小人的谄媚。从某种角度看，他的军事行动、万里远征，颇有科学探索的性质。当年他在远征波斯的初期，便随军带有很多学者，使这些在科学、文化、政治领域里颇有建树的学者和希腊人，到了他们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从而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最典型的例子是他们知道了里海并不是海湾，而只是一个大湖泊。在此之前，无论是声名显赫的学者还是一般的希腊人，对此一无所知，这不能不说是具有历史和科学意义的幸事。

罗马鼎盛时代的杰出人物凯撒大帝，虽出身贵族之家，而自己却是一个平民党人，并同和平势力的领导者金拉氏的女儿柯尔娜结婚。

凯撒27岁时被选为罗马大祭司及军团司令官，31岁时担任财政官，34岁时担任市政官，负责祭典、竞技等事务。37岁时成为大法官。这时他离执政官的目标只有一步之遥了。

在此期间，为了得到民众的普遍支持，他大量营建公共设施，其中包括组织罗马人为之狂热的竞技活动。他曾一次同时举办了320组斗剑比赛，使成千上万的罗马城乡居民全部卷入，并为之振奋不已。凯撒个人的生活极为节俭，但他不惜负债累累对平民慷慨乐施。

当他39岁时，率领军队出征西班牙，在佳德斯，他曾策马冲到亚历山大的塑像前，来来回回地徘徊了好久。亚历山大的光辉业绩和杰出才能，激励着他完成了自己的伟业。

和亚历山大、凯撒有所不同的是，秦始皇本人并未亲自率军厮杀疆场，但他却站在了更高角度上驾驭群才，最终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历史使命。在秦始皇当政的岁月里，修建郑国渠本来是韩国的疲秦计，然而他能听从谏议未杀水利专家郑国，反而下令将渠修成，为秦所用。为夺得一个思想家韩非，他不惜发动一场战争。青年将领李信率军伐楚，损兵折将惨败归来，仍受重用。在大规模的东征中，秦始皇手下有一大批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和思想家，如李斯、姚贾、王翦、蒙恬、尉缭等人，均出色地发挥了自己的才能，共同完成了吞灭六国的大业。

在融合人种这一决策中，亚历山大作出了前人未有的惊世之举：令东西民族相互通婚。虽然他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巩固他所开辟的那个超大型帝国的统一，重点在于政治，但其间夹杂着一种明显进步的、科学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客观上促进了文明的传播和发展。

罗马的凯撒为加强属州的统治，直接采用了移出8万罗马城市民，分别送到各殖民地区定居，令他们与当地人通婚，以进行人种的融合。这种抉择和亚历山大的移民思想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合。

秦始皇发兵50万一举攻下“百越”，面对戍守的困难，毅然改变吞灭六国的戍守战略，命部分将卒与越人杂居、通婚。这显然出于政治与军事战略的考虑，却使“百越”的文明得到了发展，并出现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越人相攻击之俗亦止”的局面。

亚历山大远在异邦建立了很多城市、军港，无非是出于巩固帝国的军事上的考虑。而秦始皇面对当时无力彻底吞灭匈奴的现实，不顾时人乃至后人的诅咒，狠心筑起了一条万里长城，也同样是出于巩固帝国大业的军事上的深谋远虑。

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决定国家兴亡的重要军事力量，在人类历史长河之中，这短暂的瞬间，东西方尽管没有站在同一条跑道上，但却是并驾齐驱，像天河中耀眼的星光，同样地辉煌壮丽、光彩照人。然而，人类的足迹并未在此停留，文明也在不断的创造中越发辉煌夺目。当历史汹涌澎湃的潮头奔腾到21世纪时，人们蓦然回首，那三个古老的帝国早已流星般在夜空中陨落，所留下的只有一条不易察觉的残迹。

但是，今天的人类并没有因为这三个古老帝国的陨落与消失而遗忘历史。与此相反的是，仍在不惜一切努力去探寻它们的踪迹，聆听远古文明的足音，感知历史的余温。但是，由于岁月的久远以及历史烟尘的遮掩，当今人类已无法辨清三个古老帝国的真实面目。于是，主观的臆想和推测就不可避免地相继出现了。

亚历山大东征远至中亚的锡尔河，已被他所建立的城堡和考古资料所证实，但近来却有史学家提出了亚历山大曾进军到中国境内，并且在西北地区修筑了土长城和城堡的推论。随后，又有人以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普在公元前1世纪所记载的“公元前3世纪至2世纪罗马东向扩土，直达塞累斯国”为依据，结合近年来在陕西、甘肃等地出土的拜占庭和罗马金币的考古资料，提出了罗马帝国东征至中国的说法。

这些说法一经提出，曾得到了部分人的认可。这部分人中，有西方人也有东方人。从这些认可者的心理分析，西方人无非是想证明他们的祖先一开始就比东方人伟大，这和他们提出中国文明来源于西方学说的心理是一致的。而东方人之所以能认可，无非是面对近百年来中国不景气的现状，证明中国人从老祖宗起就是挨打受罚的料，今天的状况亦是必然，从而获得一种心理的平衡，达到麻醉的效应。

甘肃出土的唐代罗马金币（右）与波斯银币

从残存的史料看，当时的亚历山大曾有过征服东方直至东海的计划，那时他认为一旦到了东海，就踏上了世界的边缘。假如此说真的能够成立，对中国人来说不能不算一大幸事。试想，亚历山大既然已到中国的甘肃，就不可能放掉中原这块肥肉。那么，在东方兴起的“春秋五霸”必然要和亚历山大的铁骑决一雌雄。尽管西方的铁骑骁勇善战，东方的战车也绝不是拉土块的用具。亚历山大虽通晓古希腊的兵书战策，东方的孙武、孙膑、伍子胥等亦不是等闲之辈，可以说他们也对军阵的妙用深得神髓。厮杀的结果应该是很清楚的。

假若，后起的罗马大军杀向中国，战况也绝不是横扫地中海那样乐观得意。“春秋五霸”虽不复存，但“战国七雄”尚在。尽管罗马有费比乌斯、玛尔凯斯以及后起之秀西庇尔那样出色的军事指挥家，但中国的尉缭、王翦、李牧、廉颇、项燕等辈也绝不是只能吃饭不能打仗的老朽，且廉颇虽老，壮心犹存。尤其是从两千年后秦俑坑出土的军阵以及将士的风范来看，足以令后人判别西方这支劲旅和中国军队交手后的胜负之况。

对此，中国人并不悲观。1983年3月，中国考古学巨匠夏鼐在应日本广播协会之邀的演讲中，对亚历山大和罗马大军进入中国的学说进行了公开的批驳。亚历山大进入中国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和实物证据，因而“只能算是传奇小说，并不是历史事实”。经过考证可知，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普记载的塞累斯，并非指中国，而是指中亚黑海一带，即当时欧洲人知道的丝绸来源的最远地点。而在中国陕西、甘肃出土的罗马、拜占庭金币，似是在汉唐时期丝绸之路开辟后传过来的，绝非当时的罗马大军来中国所留下的遗物。

此说已经否定，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就再也没有显露出东西方军事力量大规模交手的例证。当然，军事力量不曾交锋，并不意味着文化艺术等诸方面没有碰撞和交流，但这种交流始于何时，产生了怎样的碰撞，这就牵扯到另一个命题，即中国雕塑艺术特别是秦始皇兵马俑雕塑艺术的源头到底始于何处？

注释：

[1]传播论：考古学和民族学关于文明起源的一种理论。它认为文化的类似是由于传播的结果，人类一切文明都是从少数中心扩散而产生的。“传播论”流行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后来一般认为它是错误的。但这并不排除传播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一地区先进的古代文明确实可以对周围地区产生重要的影响。

[2]此处的“演化论”，指的是文化演化论（Cultural Evolution）。它认为人类的文明各自独立发展，由简单往复杂的方向变迁，具有积累性、持续性和进步性。

[3]楔形文字：又名“钉头文字”或“箭头字”。因笔画一头宽一头窄，形似楔子，故名。系以削尖的芦苇杆在半湿的黏土泥板上压写而成，也有的刻写在石头上。公元前2600年后由苏美尔（Sumerlan）人创造，为西亚各古代民族所采用，公元1世纪中叶消失，发展过程中渐由表形、表意演变为表音。书写方式是自上而下、自右至左。19世纪以来陆续被学者释译成功。

[4]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东南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古称巴比伦尼亚（Babylonia）。巴比伦城是其中最大的城市，曾为古巴比伦王国（公元前1894—前1595年）和新巴比伦王国（公元前626—前538年）的首都，所以人们通称此一地区的古文化为“巴比伦文化”。

[5]安特生：1874—1960年。早年多次从事南北极的探险工作，曾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瑞典远东古物馆馆长。1914—1924年应聘任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其间对周口店化石地点的调查，发掘出第一颗北京人牙齿：又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仰韶文化，还在甘、青两省的洮河、湟水一带，广泛进行史前遗址的调查发掘。当时由于受到方法论和考古资料的局限，安特生主张中国文化西来说，后来他对此项观点有所纠正，强调中国从仰韶文化经过商代直到今天，在人种和文化上是连续发展的。

[6]夏鼐：1910—1985年。字作铭，浙江温州市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参加安阳殷墟发掘，后留学伦敦大学，获埃及学博士学位。归国后曾参加过甘肃的考古调查，主持发掘明定陵，首先在安阳以外发现比殷墟更早的商代遗址，并根据考古发现研究中西交通史和中国古代科技成就，致力于建立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年代序列。他对中国考古事业的规划、田野工作水准的提高和自然科学方法在考古上的应用作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