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兵、车战的再回顾

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便有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搏斗，而战争无非是扩大了的搏斗。正如现代著名军事战略家克劳塞维茨所言：“如果我们想要把构成战争的无数个搏斗作为一个统一体来考虑，那么最好想象一下两个人搏斗的情况。每一方都力图用体力迫使对方服从自己的意志，他的直接目的是打垮对方，使对方不能再作任何抵抗。因此，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实际上，人类社会战争胚胎的产生，应该说是从孕育步兵的对抗开始的。

中国步兵是古代诸兵种中最早诞生的兵种，但随战斗手段的进步，它却反过来屈尊在车战时代的战车兵卒之下。由于铁兵器的出现、弩的发明、军队远战能力的增强，战车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车兵反过来又成为步兵的辅助兵种。从此，步兵作为一个重要的独立兵种，再次活跃在战争的舞台上。关于中国建制步兵的最早记载，应属公元前719年，宋、卫等国联军“败郑徒兵，取其禾而还”一段。“徒兵”，就是徒步之兵。商周时期，站在战车上作战的“甲士”是奴隶主贵族，而由“众人”、“多臣”、“庶民”等奴隶组成的步兵只能附属战车。春秋时期，郑、晋等中原国家在对戎狄的战争中，为战胜这些居于山林谷地、善用步兵进攻的少数民族，就不得不在保持原来隶属步兵的同时，率先建立起能够独立作战的建制步兵。公元前633年，晋文公在作“三军”的同时，又“作三行以御狄”。“行”是原来隶属步兵“徒卒”的队形名称，据考古学家王学理研究，此处当指步兵无疑，而“三行”就是晋国最早出现的建制步兵。

尽管建制步兵已经产生，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并没有成为军队的主力，只是用在西方和北方边防上对付戎狄之中，而中原地区依然是战车统治的战场。公元前541年，“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崇卒也。战将魏舒曰：‘彼徒我车，所遇又阨，请以什共车（以多卒配合甲士共同作战），必克。因诸厄，又请。请皆卒（请甲士们都下车来作战），自我始。’乃毁车以为行，五乘为三伍[1]。”这次晋国“毁车以为行”，以步兵配合甲兵作战的战役表明，在中原大地上已经产生了第一支用建制步兵作战的部队。尽管这支步兵部队还是由战车部队临时改编的，免不了幼稚，甚至遭到了“翟人笑之，未陈[2]而薄之”的嘲讽，但它毕竟在春秋末期开创了一个国内战场上广泛使用步兵的“步兵时代”，为后世战争的多层面、多兵种、大规模的快速作战方式奠定了基础。到公元前505年，吴楚大战爆发，就在这次大战中，“吴阖闾选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为前阵，与荆战，遂有郢。东征至于庳庐，西伐至于巴蜀，北迫齐晋，令行中国”。吴王夫差的军队编制是以百人为一“彻行”，百“彻行”为一方阵用于作战。到了战国时期，各国的步兵人数已达到数十万甚至百万。从此步兵作为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活跃在战争的舞台上，并逐渐走向成熟。

中国古代战争车战的兴起可以追溯到殷代，经过殷周时期千余年的发展演变，战国时期战车的种类、编制、装备、战术等方面已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然而，由于岁月的流逝和先前实物资料的渐渐湮没，人们对于这一时期车战问题的研究只好徘徊在故纸堆中，有史学家推断：“战车自秦代已退出历史舞台，被骑兵所替代。”秦俑二号坑大型车阵的发现，首次向世人展示了古代战车编制、装备、战术方面丰富的实物资料。它使古代车战史的研究者和史学家，不得不重新校正自己以往的观点和理论依据。庞大的战车阵容同样告诉人们，秦代的战车特别是像坑中这一类型的轻车，并没有因战争的发展和战术的变化而衰退，相反这种轻型战车呈现出稳定发展的趋势，并渐已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兵种。它和骑兵、弩兵等精锐兵种处在同样的重要位置，在战场上发挥着其他兵种无法替代的作用，并在战争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千戈撞击、人仰马翻的活剧。

随着历史的演进、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战争规模的扩大与战况空前的惨烈，战车本身也一次次受到时局的冲击，以致最后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和地位。据考古学家王学理的研究，这种因冲击而引起的大变革，主要归于两次大的战争：第一次是公元前707年，在周、郑濡葛之战中，郑国子元为“鱼丽之阵”[3]。其法是“先偏后伍，伍承弥缝”，即把步卒配置在战车的两侧和后方，使车、步协同，发挥各自作用，从而改变了过去那种战车同步卒一线配置的传统队形。这是中国车战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大的变革。随后的战争实践经验，使战争指挥者越来越体会到“卒乘辑睦”关系的重要作用。一百多年后的公元前541年，晋国魏舒在对狄人的作战中“毁车以为行”，干脆把车兵的行军队形改成兵步的战斗队形，这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一次步兵对车兵的革命。

二号坑出土的轻车御手俑与车士俑

正当庞大勇猛的步兵部队成为战场主力，而古老笨拙的战车甲士被轰下战争舞台的时候，一支曾与步兵配合作战的车兵却又从中诞生了，这就是在脱离步兵之后也能够单独作战的战车部队，即是在战国后期出现的轻车兵。它一改过去那种车对车的冲刺战法，在多兵种的协同作战中，巧妙而艺术地表现出了自己的制敌特点。这个特点首先表现在驰敌致师的战术之中，当战争的双方在战场上列阵之后，先以勇力之士到阵前挑战，接下来才是双方军队的大决战。春秋战国期间，当双方列阵之后，便捷轻锐的轻车则担任了冲击敌阵的这一角色。《吴子·应变》谈到的“谷战之法”，就是在两边高山、中为狭地，突然遇到敌人的情况下，隐蔽的车辆在山中迅猛冲出攻入敌阵，使敌军造成混乱和溃败。

由于战车的冲击力大、速度快，成为攻击敌人阵地的重要力量。但因受到山地、谷地等狭隘地形的限制，而不能淋漓尽致地发挥其战斗作用，只有在平原广阔的地带和选择最佳的出击时机，战车的威力才能得到有效的显示。当单纯的车战被淘汰之后，在多兵种的运用上，作为一种战斗手段，战车仍然保留着它重要的地位。正因为如此，著名军事家孙膑才指出：“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易之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就当时的战争情形而言，在平坦地形上作战，一辆车可以抵挡住80名步兵或者10个骑兵。但在险阻地带，它的威力只能发挥一半，甚至连一半也难以发挥。

从历史上著名的避实捣虚“围魏救赵”的桂陵之战中可以看到，田忌、孙膑派轻车奔驰大梁，创造了战车突袭的有名战例。这个战例除了告诉人们田、孙两人具有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外，还宣告了一个轻车驰援，可以千里而赴的事实。这个事实给军事家的启示是：轻车可以突然袭击敌人不备或出没不定地骚扰敌人，并起到转移对方目标、动摇军心的作用。当两军激战时，面对敌人的进攻，弩射又遏制无效，处于劣势的一方就需以最快的速度把战车联结起来成为“车宫”，组成一个“当垒”的屏障。一旦屏障形成，指挥者就立即命令隐蔽在车后的弓弩手从缝隙中射击来犯之敌。这样既减少了伤亡，又增加了武器的有效杀伤力。当然，这种能够形成屏障的车多属笨重的“守车”，而在战场双方局势变化多端的情况下，为了应急，轻车更能发挥灵活机动的防御作用。

西周战车——根据陕西长安张家坡秦国车兵模拟图西周早期第二号车马坑出土的二号车复原

从秦俑坑出土的战车可以看出，战车的种类，无论是用作指挥、轻锐致师、补阙、随同战骑等等，都只是形制上的区别，仅因用途和装备的不同定名而已，并没有改变作为战斗用车的这一根本性质。可以说，此时的战车已非昔日殷周时代的模式，而是轻车兵正处于成熟阶段的显示，它标志着在旧的车战方式衰落之际，随着步兵与骑兵的兴起，一个轻车兵、步兵和锐骑等多兵种配合的作战方式已经形成。从秦始皇兵马俑坑排列的兵阵来看，秦俑一号坑的军阵是以步兵为主、战车穿插排列的方式作兵力部署，其协调车、步关系的做法，就是古代兵法中“鱼丽之阵”变化了的形式。尽管战车有左右和前后的双车编组之别，但总体上是车的前后及两侧都有步兵俑队列。这种编组，既有“鱼丽之阵”的车、步协同的宽大界面，又突破了在二线或三线的兵力配置，从而出现了强大的纵深，形成了“本甲[4]不断”的雄壮气势，正是由于步兵和骑兵跻身于战场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的优越性，才使那动辄千百乘、大排面密集的车阵战，在中华大地上叱咤风云地度过了十多个世纪之后，不得不相形见绌地退出历史舞台，渐渐在战场上消逝。而另一种新锐部队——骑兵，开始大规模地驰骋疆场，并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

注释：

[1]伍，古代步兵的编制单位名，五人构成一伍。五乘为三伍，是说一乘有车兵三人，五乘共十五人，改编为步兵三个伍。

[2]陈：即“阵”，本作樄，古籍多省略为陈，阵乃后起字，约始于东汉。

[3]鱼丽一词始见于《诗·小雅·鱼丽》：“鱼丽于罶，鳍鲨。”丽在这里当训为离，离同罹；罶即筍，捕鱼的工具。鱼丽之阵是把步卒比喻为鱼，两车的间隙比喻为罶，说步卒在车缝之间紧紧掩护两车的侧翼，如同鱼儿被关在狭窄的罶中一样。

[4]本甲：古人常以剑比喻军阵。锋为剑末，本为剑之后部，故前锋部队称“末甲”，而紧跟其后的部队称“本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