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兴奋与恐慌的二号坑
1976年的春节过后，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筹建处从省文化局下属单位抽调了19名干部陆续来到秦俑发掘工地。这些新调来的人员按照筹建处领导人的分工，或跑设计院催促图纸，或联系建筑公司落实施工单位，或在发掘现场搭建简易工棚。为确保基建过程中的文物安全，秦俑一号坑东端已发掘出来的陶俑、陶马和所有迹象就地掩埋，并在上层密排圆木，再覆土垫实，以免重型施工工具如推土机、卷扬机、吊车及其他车辆的重压。在1976年那个明媚的春天里，整个秦俑坑发掘工地，大家都围绕着建设博物馆而忙碌、奔波起来。与此同时，筹建处的领导人根据博物馆的规模及人员编制情况，决定在一号俑坑东北方位的一片空旷区修建职工宿舍。在这样的文物重地建房，当然先要勘探地基，看是否有文物存在。鉴于考古队的钻探人员正在其他地方工作，筹建处便从陕西省第三建筑公司找了一名高级探工徐宝山来此处钻探，意想不到的是，徐宝山钻探不到几天，便于地下发现了五花土，继而又探出夯土，当钻探到离地表5米深时，发现了铺地砖。每一个探工都知道，既有夯土又有铺地砖，预示着下面是一处遗址并可能会有文物。徐宝山为这一发现大为高兴，他放下手中的探铲，将这一情况迅速报告了筹建处的领导人杨正卿。
当徐宝山满面红光地从杨正卿的临时办公室出来时，迎面碰上了考古队程学华钻探小分队的丁保乾一行四人。徐宝山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两眼放光地对丁保乾说：“俺探清了，地下有文物，5米深见砖，以后就是你们考古队的事了。”
第二天上午，筹建处领导人杨正卿找到程学华，请他率人到徐宝山钻探的地方复探，一个上午下来，证实徐宝山提供的情况不虚。这一发现真是大出人们的意料，考古队钻探人员为找新的俑坑，在四周苦苦探寻了一百余天而未果，想不到就在离一号坑东端北侧约二十米的地方居然还深藏着一个俑坑，埋伏着一批兵马。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一天是1976年4月23日，考古人员将这个俑坑编为二号坑。
钻探人员在二号坑边钻探
二号俑坑的突然出现，自然使大家想到已经着手兴建的博物馆大厅工程。这个二号坑和一号坑是什么关系？它们有没有可能是连在一起的整体？万一连在一起，事情可就麻烦大了。
国家文物局和陕西省委听到消息，立即派人前来察看。考古队惊喜之余，又陷于恐慌之中，在遗址发掘期间就在上面盖房，这是世界考古史上没有先例的，考古队自然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有的人都明白，如果这两个坑连在一起，此前为筹建博物馆工程所付出的一切努力将毁于一旦。受国家文物局委派前来察看的文物专家罗哲文、祁永涛不断地向袁仲一询问：“老袁，一号坑和二号坑连不连在一起？”
“目前发现不连。”袁仲一回答。
“估计最后连不连？”两人仍不放心地问。
“我只能说目前不连，以后的事不好说。”袁仲一回答。
面对此情，考古队每个人员都捏着一把汗。袁仲一一边工作一边对杭德洲和程学华说：“如果这次我们对二号坑搞不清楚，房子盖起来，那麻烦就大了，国家的几百万元浪费不说，可能会在国际上造成很坏的政治影响，那我们就得蹲监狱。”听罢此言，三人都不免有些悲怆之感。程学华点了支烟猛抽了一口说：“钻探的情况是我提供的，没事情便罢，如果有事情，你们大不了写个检查，其他的一切责任由我承担，蹲监狱就让我去蹲。”
杭德洲苦笑了一下说：“我们不可能让你承担，真出了问题也不能让你坐监，我们两个陪着你。不过，目前说这些话还早了些，我看最关键的还是得把我们的工作做扎实……”杭德洲的一席话，又使大家从悲壮渐渐转为平静和冷静。为弄清二号坑的形制和范围，在得到国家文物局批准后，1976年4月，考古队对二号兵马俑坑进行了试掘。结果发现，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一号俑坑的近似曲尺形的地下建筑，通长96米、宽84米、深约五米，总面积为6000平方米，约相当于一号俑坑的二分之一。其结构明显地分为左右两大部分。右侧近似一个正方形，属于坑道式建筑。面开8间，前后有回廊，东西两端各留两条斜坡门道。左侧近似一个长方形，亦为坑道式建筑，同样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略呈正方形，面开6间，前后回廊贯通。在东西两壁和北壁各留两条斜坡门道。根据钻探和试掘的情况可知，坑内埋藏木质战车89乘，陶俑、陶马两千余件，青铜兵器数万件。从整体推断，这是一个由弩兵、轻车兵、车兵、骑兵四个不同兵种组成的大型军阵。
二号兵马俑坑平面示意图
箭袋与箭
二号坑出土的立姿弓箭手陶俑
跪射俑
这个军阵与一号坑军阵的不同之处，首先是在最前方的一角排列着一个弓弩手组成的小型方阵。秦代弓箭手有轻装与重装之分，轻装弓箭手称作“引强”，重装弓箭手称作“张”。这是以引弓的不同方式命名的。引强是指用手臂张弓，张则是用足踏张弓的强劲弩手。秦俑二号坑以334名弓弩手编成了一个独立的小方阵。
关于弓箭手的作用和在战争中发挥的威力，历代兵家均有论述，100年前恩格斯在论述古代战争时曾特别指出：“军队的力量在于它的步兵，特别在于它的弓箭手。”二号坑出土的弓弩方阵部队以及精良的装备，充分显示了弓弩在古代战争中的特殊作用。当历史进展到秦代时，弓弩手已成为一支完整而相对独立的兵种，在战术上形成与车兵、骑兵的密切配合，而且对射手的选拔也格外慎重与严格。从文献中可以看出，作为秦代的弓弩手，他们必须是年轻健壮的“材力武猛者”，经过至少两年的培训才可作为射手初入军阵。不难设想的是，二号坑弓弩手的形象正是这些“材力武猛者”的生动写照。立姿射手体形匀称，身材高大，均在1.80米以上，面部表情透视出青壮年特有的坚毅与刚强。而那阵容严谨、姿态整齐的跪姿射手，身着战袍，外披铠甲，身体和手臂向左方倾斜，二目向左前方平视，两手在身的右侧持弓搭箭，背部置有上下两个对称的负矢陶环，每个陶环装置铜镞[1]多达一百支，其负矢之多，比起当初魏国武卒“负矢五十”的数量多达一倍。由于射手面容和衣褶纹的不同，使这个特殊的军阵在整齐严谨中又充满了鲜活的个性，尤其射手头部那向左或向右挽起的高高发髻，髻根均用朱红色丝带系扎，有的飘于肩下，有的似被风吹动向上翻卷，显得英武神俊，潇洒自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特殊的方阵四周均是持强弩的立姿射手，方阵的中心则为持弓的跪姿射手。这种并非偶然的列阵方法，明显地告诉人们战争中的程序和步骤。当敌人接近时，立姿射手先发强弩，继之跪姿射手再发弓箭。一起一伏，迭次交换，从而保证矢注不绝，使敌人不得前来而毙于矢下。二号坑出土的立射俑和跪射俑，均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秦代军队军事素质与射击技术的规范化。立射俑面右背左，侧身横立，左腿微拱，右腿后绷，左足纵，右足横，两足之间呈“丁字不成，八字不就”状。左臂略举，右臂曲至胸前，手掌伸开，掌心朝下，是为典型的正射之道[2]。而跪射俑左腿支起，右腿下跪，左膝朝上，右膝着地，是古代军事中善射之法的充分写照。这种善射方法在保持身体平稳、正确击中目标的作用中，具有极为科学的依据。两千多年后的人民解放军在应用小口径半自动步枪无依托射击中，所采用的跪姿式与秦俑弓箭手的动作完全相同。
和弓箭手处于同等地位并密切配合的是弩机手。弩是一种源于弓而不同于弓的远射武器，“言其声势威响如怒，故以名其弩也”。汉代人认为弩是黄帝发明的，《吴越春秋》的作者则把弩的创始人说成楚人琴氏[3]，到底哪种说法更合乎事实本身已无法考证。但是从历史资料来看，青铜弩机在战国时期才大规模地登上战争舞台，《战国策》就曾有“天下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溪子、少府[4]时力、距来[5]者，皆射六百步之外”的记载。关于强弩最初大规模应用于战场的记载，恐怕要数下面这个战例。
跪射俑持弓姿式
弓箭手阵前姿势
势如彍弩，节如发机
公元前341年，魏国的大将庞涓率领军队围攻韩国的都城郑，战斗正在激烈之时，忽然接到本国的报警急报，齐国大军已攻进魏境，并直取都城大梁。
二号坑出土的跪射俑
庞涓看过警报，大吃一惊，于是立即下令：撤围班师，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迅速返回魏境，堵截齐师。同时又选拔了精锐部队，亲自带领，争抢点滴时间拦击齐兵。
齐国大将孙膑率领的军队，这时已突破了魏国的边境防线，正乘虚向西挺进。孙膑西进的目的不在于攻取魏都大梁，而在于解韩国之围，击溃魏军。大军正行之间，探马跑来报告：“庞涓已率军离韩返魏。”
孙膑得知庞涓回师的消息，率军埋伏在马陵道的两侧，等待魏军的到来。
马陵道是一条峡谷山道，两边是陡峭的高山，山道周围树木丛生，怪石林立，地形险峻奇特，正可以埋伏千军万马。孙膑察看了地形，命军队砍些树木和搬来巨石，将山谷的出口道路堵塞后，又特意选择了一棵大树，将靠路一侧的树皮刮去一片，用黑炭在上面写了六个大字“庞涓死于此地”。同时选出5000名弓弩手埋伏在大树的两侧，只等树下火光起时，一齐放箭。
庞涓率军一路风尘仆仆地赶来，到达马陵道的进口处恰是日落西山，夜色来临。救国心切的庞涓面对这条险峻的山道未加思索，打马驱车进入谷道。当大军已完全进入谷道后，前方传来报告：“路已被砍倒的树木堵塞，无法通行。”面对这不测的征兆，作为主帅的庞涓仍未警觉，反以为齐军胆怯，惧怕他的追赶才堵塞山道。他亲自走下战车指挥士兵搬树开路。这时有一士卒发现了道旁一棵大树上的字迹，急忙报告庞涓。天越发黑暗，并有乌云挡住了月亮。庞涓看不真切，忙呼士兵点起松明火把来到树下。当那六个刺眼的炭迹大字跃入庞涓的眼帘时，他蓦然醒悟，一句“我又中了孙瘸子的计了”的话还未喊完，四处已是强弩齐发，箭如飞蝗般向他射来，这位赫赫有名的将军顷刻毙命，所率大军除战死外全部被俘。这便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著名的马陵之战，在这一战役中，劲弩作为一种新型的兵器，在战争中发挥了它的巨大威力。
随着历史的进展，这种曾在古代战争中发挥了强大威力的劲弩，渐渐从兵器家族中消失。后人只能从文字记载中感知它的形貌，而对于弩的真实状况和应用方法却全然不知。二号坑近百架强弩的出土，无疑为后人对这种古代兵器的认识和研究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马陵之役在首次显示了弩这一新式武器威力的同时，也反映出当时齐国军队已广泛使用弩的事实。当时远在西部的秦军，对这种新式武器所发挥的强大作用，自然深知，也必然加以借鉴和应用。于是在他们后来的军事战术中，有了“强弩在前，锬戈在后”的最新式的排列方法，这种战术排列，在二号俑坑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二号坑出土的青铜箭镞
二号坑出土的弩机示意图
当然，作为一种在战争中足以发挥重要作用的弩，它自身的改进与发展随着战争的不断延续，变得越发精良和实用。秦俑坑出土的弩就有许多与史书记载不同，并且形制多样。考古发现，有一种形制极为特殊的劲弩，在长64厘米的弩臂上重叠了一根木条，还夹有青铜饰件，显然这些装置都是为了增强弩臂的承受强度，从而可以推断它是一种张力更强、射程更远的弩。这种推断，除弩有不同形制外，从其所配制的特大型号的铜镞也可得到验证。这些历经千年而不朽的铜镞，每支重量达100克，较其他铜镞长一倍有余，这是古代兵器史上发现型号最大的铜镞。可以想象，这种特殊的强弩，配以硕长沉重的铜镞，必然会产生一种其他劲弩所不能匹敌的巨大杀伤威力。当然，这种弩机与铜镞的出土，尚不能代表秦代弩兵器的最高水平，从史料中可以得知，秦代高水平的劲弩似乎比这更为先进和具有杀伤力。
弓弩手的施放法一直延续到应用火器的明清时代。此图为士兵阵前轮流装铳、进铳、放铳的情形（引自《军器图说》）。
秦军弓弩手阵前开弓放箭再现图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开始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巡。当他来到琅礎时，那个到东海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觅求长生不老药9年未回的徐福，突然来见秦始皇。狡诈的徐福怕多年耗费数万巨资未得仙药，会受到秦始皇的处罚，便称蓬莱仙药可得，只是海上有鲛鱼作怪，船行不到蓬莱就被鲛鱼掀翻，愿皇上派遣善射的弓箭手一同去寻，若见鲛鱼就连弩射之，此药可得。秦始皇求药心切，对徐福的话深信不疑，下令随行官员入海捕捉巨鱼。同时自己亲备连弩，乘船下海。船行至芝罘半岛的海域，果有一条大鲸鱼搏浪而来，秦始皇和身边卫士拉动连弩，将巨鱼射死海中。
在这场人鱼搏斗中，秦始皇和卫队到底使用了怎样的一种具有如此强大杀伤力的连弩？《史记》中记载的秦始皇陵墓道上曾装置的自动发射的“暗弩”，又是怎样的一种新型武器装备？这些至今仍是不解之谜。但纵观世界兵器发展史，最早将弩装备正规军并使之在战场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无疑是中国。当历史进展到中世纪时，西欧的诸国尚未制造出连弩这种具有强大杀伤力的兵器。
尽管二号坑的弓弩方阵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并形成一个独立的军阵，但这种独立只是相对的，它是整个二号俑坑军阵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和其他的兵种血肉相连，成唇齿之势。俑坑的发掘已为我们提供了活生生的例证。在弓弩方阵的右侧，便是一个庞大的战车军阵。它纵为8列，横为8排，战车共计64乘。每乘战车上有甲俑3件，御手居中，车左、车右居两侧。御手身高1.9米以上，双足立于踏板，两臂向前平举，双手半握，拳心相向，作握辔状，食指与中指留有空隙，以便辔索通过，在拇指的内侧有一半圆形陶环，似为勒辔时拇指的护套。三俑均身穿战袍，外披铠甲，披膊长及腕部，手上罩有护手甲，颈围方形盆领，胫着护腿外套，足蹬方口齐头履，头顶右侧梳髻，外罩白色圆形软帽，帽上又戴有卷尾长冠，嘴上的八字微须，潇洒飘逸，双目炯炯前视，显示了秦兵在阵战中凶悍威武的旷世雄威。面对如此古老庞大的战车军阵突现人间，不能不令人对它的发展历史及在战争中的作用追根求源，去作更深层次的探讨。
注释：
[1]镞：即箭头，后铸圆柱形的“铤”，与箭杆接附。镞有双翼、三稜等多种形式。商代至西周的镞多为双翼式，镞身由北分为左右两叶，叶外缘作刃状，向前聚成前锋，向浚为倒刺形的后锋；春秋时期；镞多为三棱式、圆锥式和双异式；战国时期则以三彼式镞为主。
[2]据《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记载，楚人陈音曾为越王讲述弩射的正确方法：“夫射之道，身若戴板（身体挺直，头若激卵（昂首扬头），左蹉（《太平御览》卷三百四十八作“左足纵”），右足横，左乎若附枝，右手若抱儿，举弩望敌，翕心咽烟（屏气凝神），与气俱发，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止分离、右乎发机，左手不知，一身异教，岂況雄雌？此正射持弩之道也。”
[3]见该书《勾践阴谋外传》：“越王问射，楚人善射者陈音对曰：‘琴氏以为弓矢不足以威天下。当是之时，诸侯相伐，兵刃交错。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橫弓著臂，施机设枢，加之以力，然后诸侯可服。’”
[4]少府：官名也是官署名。始于战国，秦汉相沿为九卿之一。一般认为少府掌山海池泽收入和皇室于工业制造，为帝王之私府。其实少府执掌不限于税收和手工业，还参与宫室陵园修筑等土木之功。
[5]《荀子·性恶》曰：“繁弱、巨黍，古之良弓也。”据清人王念孙《读书杂志》考订，“距来”为“巨黍”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