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兵的崛起

当战车退出战争舞台之后，取而代之的则是骑兵在战场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这一角色直到近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才逐渐告退。如果追溯中国古代骑兵何时登上战争舞台，当然以公元前3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1]的改革为标志。但通过考古资料可以发现，在殷代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记载骑兵作战的事例，可惜那时的骑兵并不普遍，只局限于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况且战争的规模比之战国时期要小得多，不足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因为在战国之前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毕竟是战车统治疆场的时代，随后它又陪伴车兵同步地度过了一百多个春秋。

应该说，骑士同战马的最早结合并进入战斗行列，就标志着骑兵的诞生。而骑战在中国古代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又以攻击力最强、机动性最大闻名于世。无论是战国时期的秦国，还是统一后的秦王朝，都不同程度地处在中国古老的车兵与年轻的骑兵结合的那段时间里。就作战手段而言，纯粹的车阵已被车、步、骑的多兵种协同作战所代替，并且经历着作战主力由车到步骑的较长过程。从秦始皇兵马俑二号坑和稍晚些时候出土的咸阳杨家湾汉墓[2]的骑兵队列来看，秦汉时期无疑是中国早期骑兵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这个时期骑兵由在战争舞台的配角地位，渐渐取代主角，到西汉的武帝时代，战争舞台正式完成了由车、步到骑、步的革命性的转变。

关于当时秦国的骑兵最早出现于何时，史书中好像没有明确的记载，也许正与恩格斯在《骑兵》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马匹用于乘骑和军队编有骑马的部队，自然首先发生在那些自古以来就产马，而且气候和青草适于马匹生长的国家”。

在中国的北部和西北部，是众所周知的广阔草原地带，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因而也就有了乘骑的方便条件，并理所当然地最早建立起自己的骑兵进行军事活动。像鬼方一支的狄族，南侵晋国的边境，竟于公元前730年打到了晋都的郊外。山戎和北狄也曾和齐、燕多次发生战争。公元前663年，山戎侵燕，燕向齐告急，于是齐桓公派军队伐山戎，并“擒狄王，败胡貉，破屠河，而骑寇始服”。从这些历史的战例中，可见中国骑兵似乎早在春秋初期就出现在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至于秦国的骑兵出现于何时，在留传下来的《韩非子·十过》一书中，曾有秦穆公发“革车五百乘，筹骑二千，步卒五万，辅重耳入之于晋，立为晋君”的记述。据考古学家王学理的释读，书中的“筹骑”二字，应该是指骑兵。而秦穆公派兵送重耳入晋是公元前636年发生的事，其所派的筹骑已是同战车、步兵并列的一个完整的兵种。从这点来看，秦骑兵产生的时间应早于秦穆公的那个时代。

秦人在入主关中之前，长期生活在僻处西北的秦地，那里的沟谷有丰沛的清水茂草，大自然的神奇造化，为秦人先期的养马业提供了优良的条件，并使秦人和马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从《史记·秦本纪》中可以看到相关的记载：秦人的老祖先造父，曾“以善御幸于周穆王”，西巡时得过良“驷”，并“一日千里”地驱车归周。试想，这样训练有素的宝马良驹，不经过长期调养是难以选出的。

历史上最早的秦人同戎人长期杂处，都过着逐水草而群居的游牧生活。随着内部关系的变化和矛盾的不断加剧，秦人同戎族的相互争斗也愈演愈烈，以致终于导致了兵连祸结的仇杀。当勇猛凶悍的西戎人一举灭掉了居于犬丘的秦大骆之族[3]，并杀掉了受周宣王支持而讨伐西戎的大夫秦仲时，秦人复仇的火焰越发旺盛。为了对付擅长骑术的戎人，秦人不但加快了养马驯马的步伐，而且也开始上马作战。到秦穆公时代，骑马作战的传统已经确立，正式组建一支筹骑队伍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雄才大略的秦穆公，也许正是仰仗着这支年轻的骑兵部队，才取得了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赫赫战绩。

从史料中可以看出，早在西周中期，当中原国家的武士在隆隆战车上称雄时，僻处西方的秦人已能上马搏杀了。由此可以说，秦骑兵作为一支具有作战能力的独立兵种，出现的时间不但早于中原诸国，而且也远在北方少数民族的“骑寇”之前。

尽管秦骑兵的出现时间开辟中国骑兵之先河，但似乎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其原因大概是它过早地同车、步兵配合，而被淹没在车、步兵混合兵种的大趋势中。与此相反的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就有些不同，它是在车兵同步兵的撞击中产生的独立兵种，即使是和车、步兵配合作战，也始终保持着独特的体系并发挥着独特的功能。所以，史学家把中国骑兵正式登上战争舞台的功劳让给了赵武灵王，也许自有他的道理。

尽管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已被公认地作为中国产生骑兵的标志，但它显然处于中国骑兵史上的“童年时期”，之所以说是童年时期，是因为除在战争中的作用不甚明显外，一个显著的标志是没有马鞍和马镫，武士们只是骑着一匹匹的裸马在作战。到春秋时代中期，秦国的骑兵才作为一支能够独立作战的兵种崭露头角。当然，因时代条件的局限，同样发挥不了太明显的作用。直至秦始皇歼灭六国的统一战争中，骑兵数量急剧增多，其战斗力也明显加强，但在车战仍充当着主力、步兵已承担起重要角色的情况下，无论从战略上还是具体指挥艺术上，骑兵还只能暂时作为一种配合性兵种来发挥它的作用，其性质依然属于一支机动力量。因此，在兵力的布置和指挥上，还是按照以车为正、以骑为奇的战术来适应战场的需要。当需要骑兵搏杀时，仍然遵循“用骑以出奇，取其神速”的战术原则，以便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当秦王朝建立后，军事重心转移到国防，接敌对象由原来的山东六国变为北攻胡貉、南攻扬越。对于强悍的匈奴骑兵，没有一支训练有素、强健精锐的骑兵是难于角逐的。所以，这时的秦军加强了骑兵部队的建设，并大规模用于军事行动，出现了大将军蒙恬率军击败匈奴骑兵，使之远退漠北，十余年不敢南下的战争胜况。特别是秦50万大军进军岭南，长途驰驱，当然更少不了骑兵的配合。此时的秦骑兵已作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纵横驰骋在各地战场上。遗憾的是，古代骑兵的装饰、布局及军阵的风采，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失落于茫茫烟尘之中，纵使后人绞尽脑汁，也无法从根本上领会它的真正内蕴和叱咤风云的壮观雄姿。秦俑二号坑骑兵俑的出土，为后人无声地打开了一扇神秘之窗，两千多年前骑兵军阵的一切再度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青铜兵马俑

武威雷台汉墓兵马俑近视

二号坑的骑兵俑群位于模拟营垒的左部，占有3个过洞，并呈现纵深的长方形小营。小营中的每一骑士牵一战马入编定位，行列整齐，纵向12列，横向9列，共计108骑。另外，在车兵、步兵混宿小营的3个过洞里，尚有8骑殿后，整个俑坑的骑兵总数为116骑。

骑兵俑的装束与步兵、车兵俑有着明显的不同。它头戴圆形小帽，帽子两侧带扣紧系在领下。身着紧袖，交领右衽双襟掩于胸前的上衣，下穿紧口连裆长裤，足蹬短靴，身披短小的铠甲，肩无披膊装束，手无护甲遮掩。衣服紧身轻巧，铠甲简单明快。这一切无不表明完全是从骑兵的战术特点考虑和设计的。由于骑兵战术所显示的是一种迅猛、突然、出其不意、抵之不及的特殊杀伤功能，这就要求骑士行动敏捷、机智果断。假如骑士身穿重铠或古代那种宽大的长袍，则显然违背了骑兵战术的特点。事实上，也只有穿着这种贴身紧袖、交领右衽的胡服才更能自由地抬足跨马，挎弓射箭，驰骋疆场。

从另一角度观察，秦俑坑的骑兵军阵，完全是模拟现实的艺术再现，每个骑兵的身高都在1.80米以上。从体型的修长匀称、神态的机敏灵活，以及身材和面部显示的年龄特点，完全符合兵书所言“选骑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七尺五寸以上，壮健捷疾，趋绝伦”的要求。那些站立战马身旁，抬头挺胸，目视前方，一手牵缰、一手提弓的骑士陶俑，其真实传神的造型姿态，成功地揭示了秦代骑兵待命出击、健壮捷疾的精神风貌。

兵马俑发现之前，有研究者认为，古代骑兵使用马鞍当是在西汉时期，此前尚无先例。秦俑坑陶马的出土，对这种理论做了彻底的否定。每个陶马的背上都雕有鞍鞯，鞍的两端微微翘起，鞍面上雕有鞍钉，使皮革质套固定在鞍面。同时鞯的周围缀有流苏和短带，鞍后有鞦，下有肚带，遗憾的是未配马镫。这些实物的出现，完全可以证明早在秦代甚至战国后期骑兵就已使用了马鞍。一个简单的马鞍的使用，当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它使骑兵的双手进一步获得解放，更加有效地发挥和增强了战斗能力。

二号坑发现的骑兵军阵，置于整个大型军阵的左侧，这种排列特点，使我们进一步认清了它在战争中所发挥的正是其他兵种所不具备的“迅猛”迎敌的战术特长。

当然，骑兵在战场上取胜绝不是靠单骑的速度，而是凭着一个有组织的队形；否则有如个人在体育场上的竞技一样，只能赢得一时的喝彩，而对一场战斗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著名的兵书《六韬》在说到骑兵作战时，往往把车骑并提，这显然是早期骑兵尚未独立的一大特点。而在《均兵》中，关于骑兵的作战能力，太公望（姜子牙）认为，如果对车骑运用不当，就会“一骑不能当步卒一人”。但是，列阵配备合适，又是在险阻地形上，也能“一骑当步卒四人”。由此可以看出，兵法家在这里明确地揭示了队形和地形是骑战威力所在的两大因素。车骑作为军中的“武兵”，如果安排得当，就能收到“十骑服百人，百骑走千人”的战争艺术效果。

秦俑二号坑的骑兵俑群，向后人提供的是一个宿营待发、配合车兵和步兵待战的实例，若从整体观察，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兵力配置上，骑兵俑群僻处一隅，其数量也远远地少于车、步俑之数。结合文献记载可以说明，此时的秦骑兵虽已是一支雄壮强盛的独立兵种，但毕竟还没有取代车、步兵而成为作战的主力。尽管如此，在统一战争的交响乐中，却是一支最强音。因为骑兵行动轻捷灵活，能散能集，能离能合，若远距离作战，可以快速奔驰，百里为期，千里而赴。不仅可以达到短时间内长途奇袭、使敌防不胜防的战争奇效，还可迅速转换作战方式，成为兵书中共誉的“离合之兵”。具有悠久的养马史的秦国，在骑兵的运用上自然优胜于山东六国，其高度的机动性和强大的冲击力，都是其他国家的其他兵种所无法匹敌的。

当然，历史的长河流淌到秦代之时，骑兵虽已初露锋芒，但迟迟没有形成战场主力，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很多，有一点是不可否定的，便是在骑兵的改革进程中很小又极为重要的一个部件——马镫的产生和利用。从秦俑二号坑的骑兵俑来看，骑兵们不但既无马镫，连踏镫也没有，由此可以断定骑兵在上马时，是双手按住马背跳跃上去的。上马后的骑兵抓紧缰索，贴附马背以防颠落。由于没有马镫，在奔驰时特别是作战时，就不能靠小腿夹紧马腹来控制坐骑，更谈不上腾出双手来全力挥斥武器与敌搏杀，攻击力与灵活性都大受限制。在这种情形下，就注定了不能使用长柄兵器更有效地杀伤敌人这一时代局限和遗憾。

那么，作为极具重要性的小小马镫是何时产生的这一问题，不同国籍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对中国发明的马镫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关于脚镫曾有过很多热烈的讨论，原先人们似乎有很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一发明属于西徐亚人（Scythinas）、立陶宛人，特别是阿瓦尔人（Avars），但最近的分析研究表明占优势的是中国……直到8世纪初期在西方（或拜占庭）才出现脚镫，但是它们在那里的社会影响是非常特殊的。林恩·怀特说：‘只有极少的发明像脚镫这样简单，但却在历史上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催化影响。’”因而“我们可以这样说，就像中国的火药在封建主义的最后阶段帮助摧毁了欧洲封建制度一样，中国的脚镫在最初却帮助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建立”。或许李约瑟的这个评价是有道理的。传说中的中国最早的马镫是受登山时使用的绳环的启发，但是绳环不适于骑马，因为如果骑士从奔跑中的马上摔下来，脚就会被绳环套住，飞奔的马也会把人拖伤。于是古人就对绳环加以改进，用铜或铁打制成两个吊环形的脚镫的雏形，悬挂在马鞍两边，这就是马镫。从考古发现来看，长沙出土的西晋永宁二年（公元前302年）陶骑俑的马鞍左侧吊有一镫[4]，于是被多数学者认为是中国最早的马镫。但因为只有一只，有的学者便认为不是马镫，而很可能是上马时的踏镫。

1965年至1970年，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在南京象山发掘了东晋琅礎王氏族墓群，在7号墓中出土了1件装双镫的陶马俑，墓葬年代为东晋永昌元年（公元前322年）或稍后。这件陶马的双镫是已知马镫的较早实例。

考古发现的不同形状和材质的马镫对比图。这组马镫分别为皮质、木质外部镶金铜片、铁片等。其中冯素弗墓出土的马镫为桑木芯外包鎏金铜片，制法是用断面作截顶三角形的木条，顶尖向外揉成圆三角形镫身，两端上合为镫柄，分叉处又填三角形木楔，使踏足承重而不致变形。柄上端有横穿，镫环内面钉薄铁片，上涂黑漆，工艺精细，总长23厘米，镫环宽16.8厘米。出土时镫体与金属包片均有残失。

1.孝民屯154号墓马镫2.万宝汀78号墓马镫3.七星山96号墓马镫4.固原北魏墓马镫5.表台子墓马镫6.禹山下41号墓马镫7.冯索弗墓马镫（引自齐东方《中国早期马镫的有关问题》，下图引文同）

南北朝时期，中原与其他地区马镫与拴系位置对比图。这组马镫都置于马鞍部中间偏前的方位，而且位置稍稍偏下，正是人骑在马上脚下垂之处。实用马镫和雕塑品上的马镫，说明南北朝时期中国各地区不仅出现了马镫，而且在北方和南方都得到了广泛应用。

1965年在辽宁北票西官营子发掘了北燕冯素弗墓。北燕是公元4世纪初迁到辽西的汉族统治者冯氏在前燕、后燕基础上建立的鲜卑族国家，冯素弗是北燕王冯跋的弟弟。这是一座时代明确的北燕墓葬，墓中出土了一副马镫，形状近似三角形，角部浑圆，在木心外面包镶着鎏金的铜片[5]。此外在敦煌石窟壁画中有不少马镫的形象资料。其中最早绘出马镫的是北周（公元前557—前580年）所绘的第290窟，该窟窟顶绘有规模宏大、构图复杂、内容丰富的《佛传故事》，在画面中有三处出现了备鞍的马，鞍上均画了马镫。在该窟的《驯马》画面中，马鞍上也画了马镫。从已发掘清理的山西太原北齐娄叡墓壁画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马镫、马鞍与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变化情形。该墓墓道绘有出行与回归图，图内绘有许多鞍马人物，其中马、镫、人三者关系表现极为充分。画中的马，或悠然前行，或奔驰如飞，有的作勃然跃起状，骑乘者靠脚下所踏的马镫可持身体平衡。据考证，娄叡墓的时代为北朝晚期（约公元前570年），足见当时中国不同地区的人们已经熟练地使用马镫了。

马镫发明以后，很快就由中国传到朝鲜，在5世纪的朝鲜古墓中，已经有了马镫的绘画。至于流传到西方的马镫，首先由中国传到土耳其，然后传到古罗马帝国，最后传播到欧洲各地。

俑坑出土陶马上的鞍垫

如此看来，作为一个小小的马镫，在产生骑兵之后的近千年才发明创造出来，也真令后人有些不可思议了。不过在西汉茂陵大将军霍去病墓前有一石牛[6]，牛背上也有一个镫的雏形，这个镫的雏形又给了研究者一个新的启示：难道在西汉有骑牛的习惯？如果有这个习惯并有镫产生，对骑兵达到鼎盛时期的西汉军队来说，不也是一个极重要的启示吗？那牛镫不正是马镫的另一种安排吗？如果看一下汉代骑兵的强大阵容和赫赫业绩，就不难推断出，在那个时代产生马镫或产生了马镫的雏形并用于战场上的骑兵部队是极有可能的。

北魏冬寿墓出土的壁画，仍没有马蹬。

西安北周墓出土的武士俑与甲骑具装俑，此时尚没有马蹬。

秦末汉初之际，中原战争纷乱，这个状况正好给了远在北方的匈奴一个扩充自己骑兵部队的机会，几年的时间，其骑兵总数便达到了三十余万。渐已强大的匈奴趁汉朝未稳之时，大举进兵南侵，并很快占据河套及北方的伊克昭盟地区。匈奴铁骑势如破竹，于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单于冒顿率部攻下马邑，并把刘邦亲率的32万汉兵围困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的白登山七天七夜，致使汉高祖刘邦险些丧命。平城之战，使西汉统治者强烈认识到：要战胜匈奴骑兵，只靠步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立强大的骑兵。基于这样一种明智的思考和选择，自汉文帝起，就开始正式设立马政，加强全国的养马事业，并很快收到成效。汉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匈奴大举进入中原北部上郡一带掠夺财物，汉朝廷命丞相灌婴率85000骑兵进击匈奴，取得了初步胜利。到了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单于率14万骑兵进入中原西北部的朝那、肖关一带，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周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兵10万，驻守长安一侧，“以备胡寇”。与此同时，还封卢卿为上郡将军、魏仁为北地将军、周灶为陇西将军、张相为大将军、董赤为将军，以车兵和骑兵大举反击匈奴，迫使匈奴再度退出中原属地和西北边地。

山西太原北齐娄叡墓壁画中的马镫、马鞍与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情形。

当汉朝到了武帝之时（公元前140—前87年），骑兵部队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并承担了抗击匈奴的历史使命。

汉武帝刚刚登上皇帝宝座之时，就极为重视马政建设，下令繁殖军马，扩建骑兵。经过六七年的努力，已拥有甲马45万匹，从而形成了一支精良的骑兵队伍。自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至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匈双方在阴山和祁连山一带进行了长达10年的争夺战，汉朝每次出兵都在数万骑以上，最多的一次达到18万骑。公元前128年，匈奴骑兵入侵雁门，杀死汉军千余人。汉朝大将军卫青率骑兵3万驰救，匈奴败退北还。次年，匈奴发兵攻上谷、渔阳郡（今北京市区以北地区），汉武帝命大将军卫青、李息率精骑数万，采取大迂回战略，暂置上谷、渔阳于不顾，而是西出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迅速沿黄河向西，绕至朔方侧后，对河南地区的匈奴楼烦王和白羊王进行袭击，一举歼敌5000人，缴获牛羊百万余头，迫使二王北遁。卫青率部一直追至高阙（今内蒙古杭锦后旗西北），尽得秦时河南地，从此，汉朝在此设立了朔方郡。河南之战，揭开了中国骑兵时代的序幕。从此，骑兵作为一股成熟和庞大的军事阵容，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力量。

匈奴失却河南之地，痛心疾首，过之者未尝不哭。右贤王曾多次进攻朔方郡，想夺回河南失地，但无不被汉军骑兵所击败。公元前121年，汉军发起了规模浩大的“河西之战”。骠骑大将军霍去病率数万骑兵，西进河西走廊，奔袭一千余公里，共歼匈奴四万余人，打通了西域通道。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又派大将军卫青与霍去病分率两个骑兵纵队约十万人，分别出定襄、代都，又发动了“漠北大决战”（今蒙古库伦东南地区），共歼匈奴主力九万余人，使漠南的匈奴王廷从此绝迹。这次战役，在反映了汉骑兵出现了第一个高峰的同时，也标志着独立的骑兵战术理论体系的形成。这一切，不但在秦汉而且在中国千年长河的骑兵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注释：

[1]赵国与东胡，匈奴、林胡，楼烦接壤，这些都是游牧民族，经常以骑兵侵扰赵国。为加强边防，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命令军队采用胡人服饰，改着短装，上褶（褶服，一种胡服）下挎（裤），腰束皮带，用带钩，穿皮靴，借以发展骑兵，训练在马上射箭的作战技术。

[2]咸阳杨家湾汉墓：西汉文帝、景帝时期的墓葬，位于陕西咸阳市郊杨家村附近。共两座，南北并列，编号为四号和五号墓。1970—1976年发掘，1965年曾在四号墓南面清理出兵马俑坑11座，出土骑兵俑583件、步兵俑1965件、舞乐杂役俑一百多件。又有战车坑一座，居于两列之间，已被扰乱。这批俑群步伍严整，人马都经彩绘，俱体现了汉初军阵的真实面貌。车坑居中，表明当时仍旧沿袭把战车放在主要位置的传统军制。骑兵俑数量虽不及步兵俑，但集中排列，自成方阵，表示骑兵已成为独立战斗的兵种。两墓因距汉高祖长陵较近，墓中又有银缕玉衣残片和兵马俑从葬坑，墓主可能地位不低于列侯，据推测可能是汉初名将周勃、周亚夫父子。

[3]大骆，秦人的先祖之一。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本为嬴姓，其世系在西周末年时一分为二——造父救乱有功，穆王封之于赵城，其后为赵氏；大骆因造父之宠，亦姓赵，大骆生非子，居犬丘，善畜马，孝王邑之秦，复姓嬴。秦人即是大骆这一支族的后代。

[4]50年代后期，湖南长沙市近郊发掘一批西晋砖室墓，其中的金盆岭九号墓出土了“水宁二年五月十日作”篆体铭丈砖，随葬品里有一组以青瓷制造、供墓主人出行的车马仪仗俑，是当时世家大族拥有众多属吏和部曲（私人军队）的真实写照。其中有骑吏俑14件，马上鞍具齐全，有3件在鞍的左前侧处作出三角镫形，可视为中国内地开始使用马镫的例证。

[5]冯素弗夫妇墓位于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村将军山东麓，为同冢异穴。1965年发掘，是十六国时期考古的重大发现。据《晋书》记载，冯素弗为北燕天王冯跋之弟，北燕国的建造者之一。墓中出土的两只马镫，以桑木为心揉作圆三角形，上悬长系，外包钉鎏金（古代金属工艺技法，系把金兴与水银合成，塗在铜器表面，加热烘烤，使水银蒸发，金则附着于器表）铜片，是早期马镫中有确切年代的一副，成为研究马具发展和断代的重要资料。

[6]霍去病墓位于陕西兴平县，为茂陵陪葬墓之一。墓前有象、牛、马、鱼、猪、虎、羊、“怪兽食羊”、“人与熊门”、“马踏匈奴”等16件石刻。作风浑厚朴素，雕刻手法极为简练传神，是中国现存时代最早而又保存完整的成组石刻，堪称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