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埃拉通常不会在下班后和同事去喝瓶啤酒。通常她会直接驾车回到兰德的家中,确认母亲吃了晚餐,一切安好。

在瑞典语的语境中,“喝瓶啤酒”总是意味着至少灌下三四瓶,意味着要喝到打车回家,而埃拉的家距离酒吧将近十公里。

尽管如此,埃拉还是主动提出了。当他们重新梳理在跑马场得到的关键信息时,奥古斯特的语调透着点悲凉。他们走出门的时候,他问她是否知道有什么好看的电视节目,不过大多数好看的节目他已经看过了。

“不然在克拉姆福什的晚上还能干什么?”

“你有没有去过克莱姆酒店?”话一出口埃拉就后悔了。即使他觉得孤单,那也不是她的责任。

“听起来很带劲。”奥古斯特说。

“等着瞧吧。”

克莱姆酒店的霓虹灯招牌缺了几个字母。在遥远的过去,埃拉曾在这里度过许多醉酒之夜,还碰到过一两次疯狂的一夜情,只有肉体,没有清晰的面孔。

奥古斯特从吧台走回来,拿着两瓶滨海高岸啤酒。

“你觉得强奸犯这事怎么样?有关系吗?”

“在酒吧里谈论案子——你觉得这样真的好吗?”

“我们还在餐馆里谈呢。”

“那时你只是告诉我最新消息,再说了,那里不会有人听的。”

两人环顾酒吧:铺满地板的地毯,软垫椅子,一群四十多岁的本地女人,几个神情阴郁的生意人。

奥古斯特拿起酒瓶喝了一口:“一辈子待在同一个地方,所有人都认识你,是什么感觉?”

他往后靠,眼睛闪着光。埃拉感觉到第一股酒劲在此刻直冲上头。没事的,他太年轻了,再说了,他告诉自己他有女朋友了。

“我在斯德哥尔摩住了几年。”埃拉说,“我总是想一旦我自己能做主,我就离开这里。”

“然后被爱拖了后腿,对吧?”

“从某种意义上说,没错。”她透过窗户向外望,看着柏油路面和停着的汽车。是她母亲拖了她的后腿,可是这个话题太过沉重,太过私密。母亲的病,她的责任,害怕自己格格不入——这正是她去年搬回来的原因。这个当然能归因为“爱”。

他用酒瓶轻敲她的酒杯。

“埃拉。”他说,“真是个好名字,不同寻常。”

“在阿达伦这里可不算。”她等着看他有没有反应,看他没反应,接着说道,“1931年,一个女孩被流弹击中而死亡。她名叫埃拉·索德伯格,我的名字就是来自她。”

“哇,酷啊!”

埃拉还是拿不准他有没有听明白她的意思。她原本不想成为那种随时随刻都能讲一段故事的人,可现在她不管了。不管怎么说,阿达伦的枪击事件已经是人尽皆知了。埃拉·索德伯格死时只有二十岁,她甚至不是抗议队伍中的一员。当她被子弹击中时,她只是站在一旁,看着抗议的人群。那一刻从本质上改变了瑞典,后来所谓的“瑞典模式”也是从此刻开始发展。在这片和解之地上,工人和资本家和谐相处。

埃拉将剩下的啤酒一饮而尽。

“好吧,为这个干杯。”奥古斯特说罢站起来,再去买一轮酒。

三四瓶啤酒下肚之后,她站在酒店门前,拨打克拉姆福什出租车行的电话。奥古斯特去了洗手间。屋顶的霓虹灯闪闪发亮,灯光映射在金属车身上。她听到他走出来,来到自己身后。她转过身,突然之间只觉得他靠得太近了。不知怎的,她落入他的怀中,紧贴着他的嘴。他的嘴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她自己也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你在干吗?”她嘟囔道。

她不明白。可是他太年轻,太帅了。我真是饥渴难耐,她心想,太久了。

“我们是同事。”她说。他们停下来喘气的时候,她的话蹦了出来。

“你就不能不出声吗?”

“你说你有女朋友。”

“不是那种关系啦。”

出租车总是怎么等也不来,埃拉都忘了她曾经叫过出租。他的临时公寓太远,转头回到酒店前台更方便。她任由他以他的名字开房,用他的卡付款。“用的是从丹纳罗跑马场赢来的钱。”当他将她压在电梯内壁上,抵着电梯按钮,让电梯停在错误的楼层时,两人都笑了。当值的夜班服务员是从叙利亚来的,是最后一波难民潮过后留下来的人。那人不知道她是谁,不会到处乱说的。

当奥古斯特胡**索,弄掉了房卡,埃拉心想:不管怎样,就一晚,没事的。

阳光直射在她脸上。此时是凌晨四点一刻。奥古斯特趴在她身边,舒展双臂,如同某种耶稣像。

她悄悄地穿好衣服,悄悄地踮着脚走出去。那个夜班服务员已经不见踪影。克拉姆福什正在沉睡,不过于奥默又或者是班加罗尔的出租车调度中心居然还在营业。

二十分钟后,她坐上一辆开往兰德的出租车。当她想到回家后可能面对的景象,一股惊恐在她心中不断膨胀。

像往常一样,那栋黄色的房子依然立在那里。门没有开,母亲没有四处晃**,或落入河中。没有烟雾飘在空中,也没有人因摔倒在地而胯骨骨折。

埃拉设法请到了白日护工。护工在这里逗留的时间不长,不过会定期过来。护工会加热食物,检查她母亲的身体,喂她吃药,甚至会一周为她沐浴两次。如果埃拉离家的时间较长,她会打电话给邻居,又或是打给她母亲硕果仅存的某位朋友。只是后者的数量越来越少,她们或是因工作而搬走了,或是被“祖母迁徙大潮”给卷走了——她们的孩子在大城市安家落户,而她们为了离孙子辈更近,也跟着迁徙到那里。

她发现母亲正躺在自己卧室的**。克里斯汀和衣睡着了,阅读台灯还亮着,眼镜歪歪斜斜地挂在脸上,书掉落在地板上——那是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书页污渍斑斑,书脊的胶水已经开裂。几行字映入埃拉眼帘:

他告诉我等一会儿。他和我说,说他在我们渡河时已经知道了。他知道我在拥有第一个情人之后就会是这样的,知道我所爱的是爱本身……

当她合上书时,一枚书签落下来。埃拉把书签塞回去,不过位置错了。发现自己的母亲阅读情色文字,让她感觉到一种孩子气的羞耻。

或许是因为情人在她的肉体上留下的痕迹如此新鲜,任何一个鉴识科的技术人员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她突然想到自己对母亲在过去十九年里的爱情生活一无所知,十九年前的情况她也不知道。她的父母勉强达成一致,离了婚,而她父亲在离婚不到一年后再婚,这让她怀疑他们离婚都是她父亲造成的。可如果事实正好相反呢?

她把书放在床头柜上,暗下决心总有一天要读读这本书。这样就有话题可谈了——或许每天早上都有话题可谈,因为克里斯汀似乎忘记了自己所读的内容。埃拉不清楚母亲是否还能从语言和故事情节中获得相同的乐趣,又或是她之所以还要躺在**读书只是习惯使然。

她走到浴室洗澡。她的躯体仿佛又存在又虚无,某些地方还有刺痛感。她刷牙刷了三遍,然而那气味却不愿消退。

那是醉酒的气味,他的气味,一切的气味。

她赶到时会议已经开始,有点晚了。埃拉颇为谨慎地往嘴里塞了一块口香糖,和同事打招呼时屏住了呼吸。

她还是没搞清楚究竟有谁参与了这起案件的调查工作。过去他们的探案团队更为稳固,而现如今人们时而加入时而退出,这取决于需要,以及将他们从别处调来的是什么人。所有一切都是灵活变动的。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和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变化不乏相似之处:“团队”一词只是一个流动不定的概念,信息在不断变化的庞大的人群中传播,知识量不断扩大,然而其中的联系却越来越难以把握。埃拉不知道明天这些人中哪一个还在,哪一个或许再也见不到了。

“假设你发现自己的父亲死了,被残忍地谋杀了。”说话的是西尔婕·安德森,埃拉只是在和松兹瓦尔连线时听过这位办案人员的声音,“或者就是你亲手捅死他的。那你干吗还要在那房子周围转悠?什么样的人才会想要待在那里?”

“比如说《惊魂记》[3]里的那家伙?”博施·林恩说。埃拉以前见过他几次。他是有三十二年警龄的老人了,从警之前还在军队里混过。他长着一个鹰钩鼻,看上去像个拳击手,戴着薄薄的眼镜。

声音具有欺骗性。连线会议也有视频功能,可是大多数人都懒得打开摄像头。西尔婕·安德森深沉的嗓音略显嘶哑,光从声音判断,埃拉还以为她是一个中年妇女,花白的头发漂染过,戴着老花镜,而不是眼前这个胸部丰满、头发呈白金色的美人。这样的人或许能让罪犯心甘情愿地跟着她回警局。埃拉为自己留意到这些事而感到不安。

“说实在的,那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博施继续道,“他没有杀死自己的母亲,对吧?”

“谁?”乔乔从自己的电脑上抬起目光。

“《惊魂记》里的那个家伙啊。他只是把她藏在阁楼里,又借用了她的扶手椅,对吧?”

“顺便说一句,我找到了关于欧洛夫·哈格斯特洛姆的几份报告。”西尔婕说,“其中一份来自他少年时被送去的那间少管所。他曾几次殴打其他孩子,不过没有造成严重伤害。在那之后,他最终被送到乌普兰区的某个领养家庭。他没有从学校毕业,在过去这些年做过好几份工作,包括在当地木料场的一份工作。有不同的临时地址,但没有犯罪记录。”

“或许是因为他从来没被抓到?”博施说。

“让我感到蹊跷的是作案手法。”西尔婕继续说道,“那样的刀伤不需要很大的力道,不过却需要一点技巧,这透露出自信和冷血。一个紧张的凶手会不停捅刺受害者,确保他已经死亡。假如是有仇怨或受到过某种感情伤害的,涉及个人恩怨的,那凶手可能对受害者泄愤。”

埃拉想象着那具苍白的尸体,咽下一阵恶心。

“斯凡的全科医生回复了。”她开口说,“他说斯凡在四年前因从梯子上跌落而导致股骨骨折。而那张沐浴椅原本只是临时借给他用的,但似乎没人想过要叫他归还。”

“答应我,万一哪一天我需要坐着洗澡,你就把我毙了。”博施说。

之前埃拉还顺便取了一杯咖啡。她啜饮着咖啡,感觉这咖啡和口中的薄荷味口香糖简直是绝配。乔乔转向她。她觉得他看上去很疲惫,眼睛红红的,仿佛没有充足的睡眠。

“我们正在讨论你早些时候在跑马场搜集到的信息,你怎么看?”

“还不确定。”埃拉因自己迟到而感到难为情,“信息来源似乎可靠,不过那是三手或四手的信息了。”

“先放飞一下想象力,那个女人在五金店见到的有没有可能就是斯凡?就是那个原本叫作……什么名字的人?”

“亚当·维德。”

“斯凡过去的记录没有显示他曾经改过名字。”西尔婕说。

“或许他在泡妞的时候给自己起了这个名字。”博施说,“人们在外晃**时可以给自己随便起个名字。我有一个朋友,他曾经问我们在确认某人真实身份时到底使用了什么技巧。他说他和一个女人聊过天,那女人说自己叫作‘大胸妹’。”

“‘我有一个朋友’?”西尔婕轻声说道,“这句话在社交媒体上和在心理咨询师面前意味着同一件事,你知道吧?没人真的会为了自己的朋友去打听的。”

“西尔婕,你和埃拉一起去。”乔乔说,“去找那个女人,看看能不能从中发掘点什么。如有需要,再和传播这个流言的其他人聊一聊。”

他和博施要去工地看看,对那些人施加点压力。那些立陶宛建筑工正忙着把一栋老旧的校舍翻修成一间B&B品牌家具店,他们坚持说他们每天早上六点就开始工作了。

“我们得查证他们的说法。还有一些关于逃税和薪水减少的信息,这样的事通常会让人议论纷纷。”

他们还计划将本地一些有可疑历史的人纳入调查,而这些人名来自埃拉列出的名单。

“这些人之前曾因攻击他人或攻击他人未遂被定罪。”她说,“不过他们并没有谋杀或过失杀人的嫌疑。”

“凡事总有第一次。”乔乔说,“不说别的,我敢肯定他们藏着点小道消息。他们能捕捉到任何流言蜚语,知道人们在小木屋里藏了什么,谁又去度假了。他们总是在不适宜的时间跑出去晃**。”

“斯凡几乎不去旅游。”西尔婕说,“他的护照在上世纪末就过期了。”

“或许他们还会吐露点别的什么。”乔乔说。

我们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埃拉心想,没人觉得这样做能取得进展,我们却不得不这么做,假装还有希望。

“有没有人考虑过这实际和钱财有关?”西尔婕问道。她列举了受害者的财务状况:在做了一辈子的林木业季节工后得到的一笔微薄的养老金;一栋课税价值为19000克朗的房子,13700克朗的存款。“我敢打赌那是他为自己的葬礼存下的。他那代人不想成为别人的负担。”

“我们要进行彻查。”乔乔对她说,他的声调稍显尖刻,“这意味着在结果完全确定之前,我们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日子一天天过去,其他老人会越来越焦虑。有人开始锁门,还有人会写文章说警察不尽责。”

就是两周前的今天,几乎就是这个时候,有人将一把刀捅进斯凡的腹部,切断了动脉。

然而他们还没有找到凶器,也没有找到关键的目击证人。

乔乔真有必要提醒他们吗?

为了压下恶心的感觉,埃拉买了一瓶可乐。现在她们正驾车穿越博尔斯塔布鲁克。埃拉放缓车速,拿起可乐喝了几口,店铺从她们身边掠过。在这个经济萎缩的锯木业小镇上,那些店铺都装了门板,透出一股荒凉。

和新同事的对话总是一样的,实际是遵循了某种模式,比如:你从警多久了?你怎么会来到这儿?唯一稍有不同的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过话说回来,西尔婕也不是刚从警校毕业的菜鸟。

“实际上,我想成为一名地质学家。”她说,“所有女孩都沉迷于马、狗和男生乐队,可我却沉迷于岩石。我的心理医生说这和我的童年经历有关。”

在这个看上去很不可靠的世界里,岩石是持久之物,要花上几千年才能消磨它们,让它们转换形态。这一信息让埃拉开始用一种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同事。在决定从警之前,西尔婕还攻读了心理学学位,完成了一半学业。

收音机开始进行新闻播报,两人便不说话了。

几天前,这起谋杀案已经从当地头条撤下,现在媒体的关注点放在一条被曝光的消息上:富有的斯德哥尔摩市政府暗中将福利领受人员,送到诺尔兰郡更贫穷的地区。只要有空的公寓,市政府就组织集体租赁,给福利领受人发放旅费和一个月的租金,然后就撒手不管了。直到那些初来此地的人出现在当地福利救济中心,克拉姆福什当局才得知此事。

“你觉得和乔乔共事怎么样?”西尔婕问道。

“我觉得他还好吧。”埃拉说,“挺有经验的。”

“你觉得他为什么让我们俩管这事?”

“感觉挺合理——我们要对一个女人进行询问,事关一起性侵案。”

不用追踪本地瘾君子已经让埃拉感激不尽了,他们肯定会让她向马格纳斯转达问候。不过她没提起这事。当她们经过不甚有名的贝尔伯格山,她也没提起这座山的典故——在这座山里被当成女巫斩首或烧死的女人数量比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都多。在十七世纪晚期某年的六月,一天之内该教区四分之一的女性在这座山里被杀害。

“或许只是因为他女朋友不喜欢他和我混在一起。”西尔婕扫了埃拉一眼,“你也小心。”

“什么意思?”

“他挺有品位的,你觉得呢?乔乔名声不好,不过或许还没有传到那么北边的地方?”

“我尽量不和同事闹出绯闻。”埃拉对她说,她们正朝那个女人位于帕拉茨蒙的住址驶去。“对名声不好的男人也是一样。”她补充道。只有在紧随而来的沉默中,她才意识到自己可以那么迅速而轻易地转变成一个伪君子。

“当然。”西尔婕微笑着说,“在出事之前都这么说。”

那个女人名叫伊丽莎白·弗兰克,五十岁出头。不过当她坐下,西尔婕让她讲讲事情经过时,她仿佛又变回了十六岁。她将双手塞进两腿间,拨了一下并不存在的刘海儿,看上去比前一刻缩得更小。

“你们为什么问这个?”

她丈夫握着她的手。

“他是不是又犯事了?”她问道,“就是这个原因吧?”

“如果你能和我们讲讲事情经过,那就很好了。”西尔婕说。

他们的房子是她丈夫从父母那儿继承来的,经过了颇有品位的翻修。或许那房子立在十七世纪的地基上,或许曾经有个女巫住在这里。油光滑亮的地板,巨大的木柴炉子,淡丁香色的窗帘在微风中轻轻飘动。户外的大片草坪上,两台小型自动除草机“嗖嗖”地跑动,正在碾平任何不平之处。伊丽莎白穿着一条阔腿裤和与之相配的上衣,两者皆出自一个昂贵的瑞典服装品牌。她丈夫解释说他们在哥德堡过冬,不过他妻子来自更远的北方。

“杰弗里德尔,不知你听说过没有。”

杰弗里德尔位于斯凯勒夫特和皮蒂耶之间,坐落在两个最北部郡的交界处。而伊丽莎白再也不会踏足那个社区。

“开始时我还不确定。”她说,“我听到背后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感觉我还没来得及思考,我的身体就已经知道了。我开始发抖,你能相信吗?”她向外望去,顿了一下,不知是要忍住眼泪还是别的什么。

西北方的天空暗下来,一场暴风雨从山上席卷而下。

“你以为你可以忘记,很久以来你不再想那件事。然后你碰上一个好男人,和他结婚,建立家庭。你拥有美好生活,开始以为那事已经永远过去了,消失了。可是并没有,它永远不会消失。”

“花点时间去适应,无论要花多少时间都好。”西尔婕说。

“说得我好像真需要时间似的,你真那么想吗?”

伊丽莎白端详着警探。

“知道吗?你让我想起她。她是那样一个金发碧眼的美人,那么自信,那么漂亮。我看自己的老照片时还觉得自己挺漂亮的,可站在她身边我根本就没机会。我觉得像你这种人不会明白这种感受。”

“什么感受?”

“被拒绝的感受,总是被拒绝。可是和其他人相比,我还是想和她在一起,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像阳光。”埃拉说,“我们都想沐浴阳光。”

伊丽莎白缓缓点头,可她继续仔细地打量着西尔婕警探,仿佛想从她的皮肤下方挖掘出什么。

“你能否告诉我们,那天在尼兰五金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埃拉问道。

“我真希望那天去那里的是我。”她丈夫说,“不过她坚持要去,为了我的六十岁生日。”

伊丽莎白去尼兰是为了买些生日派对所需的小玩意儿,还要取回他们订的酒。这家五金店也是城里国有售酒店的取货点。

“我想找到合适的灯泡——这可没那么容易,瓦数和我们用的对不上。我就站在那里,听到他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他在谈论钻头。我体内的某样东西肯定马上认出了那声音,当时我很忙,家里还有很多事等着做,可我还是停下来听着。那人正和一个店员说话,看来他们都认为某个牌子的钻头比其他的要好。可他还是不能下决定。然后我听到他说出那句话,一阵震颤突如其来,仿佛瞬间就把我击穿了。”

她丈夫将手放在她的背上,温柔地抚摸。

“我清楚地记得他说的话,他流露出以前的那种语调,那种北地口音。我看到的只是他出现在架子上方的后脑勺,不过我知道是他。我脱口叫道:‘亚当·维德。’他转过身。当时没有别的人在店里,只有他。那双眼睛!和以前一模一样。他看向别处,放下钻头,匆匆忙忙地走到收银处,走出门。不过我可以肯定就是他,以前我听他说过同样的话。”

“他说什么?”

伊丽莎白让丈夫去弄些咖啡来。他离开房间后她继续说下去,语速急促,嗓音低沉。

“‘在这里面她是最正点的’,当天晚上他说过同样的话。只不过当时他说的是那个‘金发碧眼的美妞’,不是钻头。亚当·维德就是这样的人,只不过当时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是后来庭审的时候……我们当时是在加油站,吃着热狗,我看上他了……他们有一群人,我觉得他挺帅的,但又不至于帅过头,你懂我的意思吧?我以为他对我有意思,他正在看着我。我觉得他的眼睛很漂亮,蓝中带绿,像假日时的大海。可是他想钓的是安妮特。当然了,总是安妮特。我去卫生间时经过他们身边,‘如果你想,你可以撩另一个’,我听到他对他的朋友说——‘另一个’显然说的是我——‘不过别惦记着那个美妞’。”

伊丽莎白当天晚上在洗手间待了很久,当她走出来的时候,安妮特已经任由亚当·维德搂着,嘻嘻哈哈地离开了。她喝醉了,所有人都醉了。当时他们是在赛车短程拉力赛上,那也是杰弗里德尔最大的年度盛会。人们从周边地区蜂拥而来,那些男孩也不是本地人。当一群人跌跌撞撞地走出去,朝车子走去,安妮特朝伊丽莎白大叫,让她跟他们一起走,那些男孩在湖边的帐篷里还有更多的酒。“来吧,别扫兴。”

“我最后看到她时,她正夹在两人之间,坐在一辆车身上绘有火焰图案的凯迪拉克的前排。她坐在亚当·维德的腿上,他正对她上下其手。她则拎着一个酒瓶喝酒。当时雷鸣般的歌声在赛车场上回**,她也跟着哼唱。后来他们在庭审时说那些酒是私酿酒。我一点都不想喝那些东西。之前我曾经和几个我并不是真正喜欢的男孩睡过觉,好让自己不显得那么‘扫兴’。有时我假装爱上他们,这样感觉会好受点。”

当她丈夫回到房间,她坐直身子,伸手拍拍他的脸颊——那姿态中透着爱与保护的意味。

“最好让我和她们单独谈谈。”她说。

“你用不着为任何事感到羞愧,你明白吧?你知道我一直都在。”

“我明白。”

他亲了一下她的前额,然后退到房子里的另一处。

“他并不是什么都知道。”伊丽莎白解释道,“从那时起我也想过这事,这件事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应该把她从车子里拖出来。我感觉到不对劲,可因为很生她的气,所以什么都没做。我现在仿佛还能看见她:他们驾车离开时,她的手还在空中挥舞。可我做了什么?我只是跺脚哭喊,穿过树林走了两公里路回家。我觉得自己很可怜。”

第二天下午晚些时候,她接到了安妮特妈妈的电话。此时已经有人在帐篷里发现了安妮特,并报了警。

七个年轻男子参与了**,其中最小的只有十六岁。当伊丽莎白知晓事情经过时,安妮特已经进了手术室,她**撕裂。

“第一轮庭审时我参加了几次,可再多我就受不了了。我转学了,新学校位于更南边,这样那群人被开释后我就不会在街上碰到他们了。他们只被判了一年。我不知道她怎样了,是不是还活着,能不能生孩子。或许我离开的真正原因是为了避开安妮特。我偶尔会在脸书上找她,想看看她是否还好,是否努力创造自己的生活。可是我从来都找不到她。我猜她或许是改名了。”

“你丈夫说得对。”西尔婕说,“这不是你的错,那些性侵者才应该感到羞愧。”

伊丽莎白转过身。埃拉有一种感觉:她把那身昂贵的服装当成戏服,有点像是在掩藏身份,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护自己。

“看看那家伙,他还在为买哪一个钻头犹豫不决,好像之前的事根本没有发生……过后我发现自己在琢磨,当时我身边有那么多沉甸甸的物件,都是些危险玩意儿,我可以拿起一把铁锹或灌木割除机,或者任何一样东西,砸到他脑袋上。可我什么都没做,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他离去。”

一道闪电点亮了外面的天空,把三个女人惊得跳起来。暴雨云显现出蓝黑色,如同某个人遭受严重侵害后带着瘀伤的皮肤。然而外面并没有立刻开始下雨。伊丽莎白站起来,关上窗户。她停了下来。十秒钟后,一连串雷声响起,这意味着暴风雨大概在三公里之外。

“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没有去过尼兰。”伊丽莎白说,“哪怕要绕远路我也宁愿去索莱夫特奥。我和我丈夫经常在河里划独木舟,可现在我不让他往下游去,不能往那个方向去。”

“你怎么知道那人住在贡格尔登?”

“他走出去时有人和他说话。当时我正躲在架子后头,不过我听得到他们的话:‘贡格尔登怎么样了?那里装了光纤宽带吗?’没有,我是说没装光纤。他还抱怨说等了那么久。”

直到那人离开五金店,她才敢走到收银处。她总得说几句话。“那人是叫亚当·维德吗?”她问。

不是,那人不叫这个名字。

“你没有问他叫什么?”

“没有,我做不到。”

西尔婕让她描绘她认为是亚当·维德的那个人:高个子,比一般人高,或许有六英尺两英寸;作为一个将近六十岁的人,体形保持得还可以——正是这一点让伊丽莎白生气。她宁愿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残废,只要是能表明他日子过得不好的,什么都行。他的头发还是那么浓密,不过已经花白了。

埃拉和西尔婕对视一眼——这样可以排除斯凡了。斯凡年过七十,而且要矮得多。

“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西尔婕说。

“再过不到两周就满三十八年了。”伊丽莎白轮流端详她们俩,“还有他的动作和声音。如果不是他,为什么我喊那个名字时他要转身呢?他甚至没买钻头,没有买下他认为很不错的那个钻头。”

当天她付钱买了灯泡,不过却把取酒的事忘得一干二净,所以后来她丈夫还得跑一趟。也正因如此,在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在客人们到来之前,她最终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他可以看透她。她向来把家庭的集体记忆和他们的项目经理摆在首位。伊丽莎白尽力保持神态如常——不管怎么说,他们毕竟是在开派对。可她还是烧煳了馅饼,打碎了一个玻璃杯,然后为此崩溃痛哭。

这是她丈夫头一次听说那个夏天在杰弗里德尔发生的事。

“我想从他身上发现某种变化,我不停地找,可却找不到。你能相信吗?他居然还爱我。有时候这让我很生气。我觉得如果他没能完全看清我的真面目,那他必定是个傻瓜。他爱着他自以为了解的某个人,可那并不是我。”

在那个派对即将结束时,当只剩下几个最亲密的朋友时,他提议伊丽莎白把这事告诉他们,那样他们就能理解这氛围为何会变得如此诡异。无论如何,他们置身于亲友之间,置身于爱她的人之间。他觉得这样会对她有好处。

这或许能让她最终卸下担子,获得自由。

她任由他说了,但条件是他们不能再告诉其他人。

之后伊丽莎白就上床睡觉了。

“不过我想肯定还是有人多嘴说出去了,告诉了其他人。人无法保守他人的秘密。”

暴风雨越逼越近。她丈夫走下楼,把插头拔出来,防止电击损坏电视和其他电器。

“我今天之所以还会谈论这事,”伊丽莎白说,“是因为感觉你们为什么事逮住他了。”

当他们在门厅里道别时,她丈夫站在她身后,他的姿态中透出保护的意味。

“我真心希望这消息很重要。”他说。

“我们也不知道。”埃拉说,“只是在调查另一起案子时收到这一线报,我们要从所有角度进行调查。”

“是强奸案吗?”

“谋杀案。这一信息或许重要,或许不相干。”

当伊丽莎白和她们握手道别时,她的手又冷又湿。

“现在我再也不要想起这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