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埃拉提前离开警局，驾车前往哈纳桑去取庭审记录。该案件的庭审记录被封在厚厚的信封里，尚未拆封过。八十年代的案件记录都没进行过数字化处理，而皮蒂耶区法院也早就关闭了。国家档案馆的女档案员花了不少时间才将它找出来。
然后就该吃晚饭了。
“你得离开这里。”克里斯汀嘟囔道。此时她们正在清理餐桌，她手里拿着奶酪切片机，停了下来。
“什么意思？”
“你本该成就一番事业，可你却留在这里原地踏步。”
“或许我喜欢我的工作呢？”埃拉说，“从实际角度出发，我也应该留在这儿。”
“可是你那么有才华……”
“我知道。”埃拉对她说，一边把奶酪切片机放进洗碗机中。很久以前，从她开始记事时起，人们就开始对她说这些话。他们说多亏了前人的努力，现在才有那么多机会摆在她面前。人们告诉她，她可以心想事成。
感觉她的人生在她尚未出生时就开始了似的。
成为一名警察让人失望，几乎与背叛无异。对于大多数老一辈的人来说，制服依然会让他们想起1931年的事。
她本可以学习人文科学或自然科学，成为任何人；前人已经为她建造好了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锯木工人的子孙也有机会读书。他们可以脚踏树苗和锯木，向上攀登，最后投身文学，站在食物链顶端。然而埃拉却要做具体、现实且明确的工作，避开书籍和那些夸夸其谈的文字，要站在对的一边，不能滑向错误的一边。
有一次，埃拉说出自己的职业选择后，仿佛一枚炸弹落入了家中，让整个家庭四分五裂，支离破碎。当时埃拉大叫：“我没干坏事，你们就该偷着乐了！”
她随意选了一集瑞典电视台的电视连续剧《谢特兰群岛》，然后把一杯茶放在母亲面前。她不知道克里斯汀是否真能跟上屏幕中的剧情，不过至少她挺喜欢看那些帅气的警察——这一幕让人既开心又伤心。
自西北而来的火烟味飘过河流。本地电台的新闻播报说雷电引发大火，着火点位于玛丽堡，一直延伸到盐湖。土地干燥的状况点燃了所有人的恐惧。他们都记得上个夏天的大火：大火摧毁了大片森林，迫使人们逃离家园。
埃拉拿着皮蒂耶区法院的庭审记录，在厨房餐桌旁坐下。
记录很厚，其详尽程度异乎寻常。哈纳桑的档案管理员说这桩案子记录得非常详尽，她声称这简直是前所未见。“其详细程度令人难以置信。”她反复念叨了好多次。埃拉因此意识到这东西让她大受震撼。
庭审日期是1981年11月。
七名年轻男子面临指控。第一个侵害受害人安妮特·里德曼的是亚当·维德。根据其他人所说，整件事都是他挑起的，也是在他的帐篷里把她剥光的。
根据亚当·维德的记忆，是她自己脱掉衣服的，她完全是自愿的。他觉得她很乐意做这事，她还跟着他去到他的帐篷里——这当然可以证明她想做这事，对吧？
不然他还能怎么想？
其他人作证说他们到达营地的时候，安妮特已经醉到快要断片的程度，没人扶着她都走不了。
在八十年代早期，DNA鉴别技术尚未成为罪案调查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因此，尽管检查时在安妮特体内发现了大量精液，也无法说清究竟有谁。
亚当·维德声称自己醉得厉害，只是趴在她身上。后来他把她扔在那里，跑出去呕吐。
在帐篷外面，他碰到一个不认识的家伙。他也说不清为什么，不过他告诉那人自己的帐篷里有个性感妞儿，那人应该和她结交一下。
或许他只是说：“你应该上她。”
不同人的证词在这里开始出现分歧。
亚当·维德跑到其他地方去，喝得更醉了。不过那家伙听了他的话，钻进帐篷里，一起去的还有他的一群朋友。没有人抗议，也没有人阻止他们。事实上，他们轮流犯罪，还鼓动自己的朋友快上——甚至还有人拍其中一人的屁股给他加油。
一个接一个，一页又一页，详细讲述了每次强奸的过程。没有一个人有所反应，去叫停这件事，阻止他们进行下去——这怎么可能呢？！或许有人想这么做，不过最终还是保持了沉默。
其中一个说她反抗了，其他人说她已经失去意识。究竟是谁剥下她衣服的还不清楚。最后一个是那个十六岁少年，也是这群人中年龄最小的。有人告诉他用其他方法，他照做了，直到他意识到自己满手是血。
亚当·维德在第二天上午才回到自己的帐篷，发现安妮特一丝不挂地躺着。当他问她怎么样时，她没有回答，然后他就离开了。
最后终于有人报了警，安妮特被送到医院。她依然昏迷不醒，她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0.4%。
她不知道自己遭遇了什么。
亚当·维德和另外五人因性侵罪被判一年有期徒刑。从法律的角度来看，那不算强奸，因为女孩没有进行任何反抗。年龄最小的那个同时被判犯有故意伤害罪，移交至社会服务部门。
埃拉站起来，再煮点开水泡茶。
她意识深处某个地方在隐隐作痛，事关她曾上过的一堂法律课里的一个细节。在针对这起案件进行了一番激烈的讨论之后，法律变得更为严格——那是九十年代初的事吗？她用谷歌搜索一下，找到一份国会文件，里面在提到该法案时也提到了杰弗里德尔性侵案。要放在今天，那七个强奸犯不可能仅判一年徒刑就算了。
她坐下来，找到她一直等待的那一部分。为此她怀着几乎无法忍受的耐心，如同一个孩子慢慢学会了不再偷偷看一眼自己的圣诞礼物。
埃拉再次翻看庭审记录，查找每个被告的细节。在瑞典要改名字很容易，不过身份证号终身不变——除非发生某种特殊情况，政府才会同意让当事人完全告别过去。
这并不适用于一个被判犯有性侵罪的人。
全职办案人员才有可以带回家的办公笔记本电脑。如果不去警局，埃拉无法获取各种注册号码和数据库的使用权限。不过有几个对公众开放的网站可以查找身份证号。虽然她目前不知道身份证最后四位数字，不过问题也不大。
她输入亚当·维德的身份证号。出生于1959年8月，最近就快到他的生日了。生日快乐，亲爱的亚当，她心想。同时她输入“尼兰”——那是包括贡格尔登及其周边的邮编地址。
点击一下。
老天爷！她心想，在厨房里走了一圈，然后再坐下，盯着屏幕上闪现的名字。
埃里克·特里格夫·奈达伦。
她之前居然没有发现？就在庭审记录里，就在那个方框里，写着被告的全名。
亚当·埃里克·特里格夫·维德。
他把“亚当”去掉，结婚时换上了妻子娘家的姓——这种伪装算不上高明。
可这意味着什么？
她回想起他们在院子里碰面的时候，特里格夫·奈达伦握手有力。当然，他很高，头发浓密，可他的眼睛是蓝色的吗？埃拉疑心如果自己当真出现在犯罪现场会是一个糟糕的证人。每当她与他人对视，她通常会集中注意力想要看透潜藏其下的东西。
奈达伦一家容易情绪激动，有时甚至会歇斯底里。而特里格夫是这一家子中头脑最冷静的人，是最理智的人。
埃拉意识到她听不见电视的响声。那集《谢特兰群岛》已经结束。埃拉走进去时，克里斯汀抬眼瞄了瞄她。显然克里斯汀刚才睡着了，此刻一脸茫然。
“嘿，你好啊，是你吗？”
脱衣，换上睡衣，刷牙。做这种一成不变的日常小事让埃拉感到开心。这是透着宁静安详的小小胜利，这意味着又度过了一天。
母亲拿了本书上床睡觉，拿的还是昨天那本。埃拉在一张便笺背面列出时间线。
五月，转瞬即逝的春天，始于融冰时，终结于夏季。五月刚开始时，斯凡听到流言，得知一个性侵犯就住在他家附近。
还是五月，他联系图书馆。埃拉或许记不清眼睛的颜色，不过却能记住日期。在5月14日和16日，即将成为谋杀案受害人的斯凡打电话求助，希望能查看北方的报纸，八十年代的旧报纸。
她记下：给另一个图书馆员打电话，此人或许了解得更多。埃拉披上一件开襟毛衣，走出门。火烟已经形成一团黄色的浓雾，遮住了河对岸的森林。
给警局打的电话是在6月3日。或许斯凡想要投诉，或问些问题，或朝某人大吼大叫，只是他改变主意，挂了电话。
或许他并不相信警察。
这个老人并不是搜集信息的高手——他没有电脑或手机。埃拉只花了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把亚当·维德和特里格夫·奈达伦联系起来，而斯凡有那么多时间——几周、一个月乃至几年，那他是不是也能做到？
晚春时节，凯琳·贝克说她最后一次见到自己以前的“零工兼情人”。那肯定是五月末。他站在海边，看向海湾对岸自家的房子。他哭了，这个从不倾诉感情的男人。他说了些话，关于双重真理，关于两种真理能否同时存在。
她当然可以等到明天档案馆开门的时候，再去申请调阅二十多年前那起案件的调查记录——尚未经过数字化，从未送交庭审，因而一直封存，埋在几十年的罪案记录之下。
然而，她只是找出一个号码——一个她存在手机里但许久没有拨打过的号码。
响了七声，之后她听到他的声音——沙哑而亲切。
“抱歉，我吵醒你了吗？”
“哦，不，老天！我正在练习萨尔萨舞步。”埃勒特·格伦兰说。
“祝贺你呀。”埃拉说，“听起来你真的是在享受生活。”
“非常享受。”她的老同事答道，并响亮地打个哈欠，“但愿你是为了有意思的事才来打扰我的。”
“为了斯凡·哈格斯特洛姆的事。”她说，“虽然你一直说要停止看报纸，不过我猜其实你一直在看吧？”
“我听广播。”埃勒特说，“得知他一直活着简直让我吃惊。想想他儿子那件糟心事。一个人居然能熬过那样的难关，简直难以置信。”
“在办案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问题。”埃拉说，“我可以为这事打扰你吗？”
“现在你是办案警探了，对吧？”他为她所取得的进步表示祝贺，这让她颇为感动。埃拉有时会怀念老同事在分享信息时那牛气冲天的样子，还有他那深入骨髓的丰富经验。“那些浑蛋肯定要瑟瑟发抖了。”他叫道，声音大得让埃拉不得不把手机挪远一点。
埃拉想说句风趣的话，以回应他的戏谑。不过她所感受到的只是一种愚蠢的感觉——想哭。或许这源于过去一周加诸她身上的压力。没有哪个暴力犯罪小组的警探质疑她的能力，唯一质疑她能力的是她自己，向来如此。
“不管怎么说，那件事真是糟透了。”埃勒特咳嗽一声。埃拉想起了他的小雪茄冒出的青烟，但愿她听到的咳嗽不是因肺癌引发的。
她的老同事曾说自己盼望着退休，那样他可以在任何时候睡觉，不会被该死的报警电话吵醒。他还可以教孙子、孙女记鸟儿的名字，诸如此类的。不过埃拉觉得她能从他的话中听出一丝疑虑。现在她为自己没有早点打电话而愧疚。真是奇怪，一些你每天都见到的人可以如此迅速地退出你的视野。
“当时你参与了那起案件的调查工作，对吧？”她问道，“你记不记得曾经对一个名叫特里格夫·奈达伦的人进行询问？”
“我们对很多人进行询问，问他们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不过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如果我没能马上想起来，你可得原谅我。”
“他有案底，根据当时的法律标准，他因性侵罪被判入狱。我看了庭审记录，受害者失去意识，**壁破裂，七人参与性侵。如果你看过类似的东西，你不会忘记的。”
“老天！不，我不记得我们曾经有询问过……不过我记得那起案子。是发生在北方某地吧？如果我想的没错的话，那起案子还导致了法律的修改。你能肯定吗？”
“很肯定。”
电话另一头陷入沉默。
“你要知道，对于莉娜·斯塔弗雷之死的调查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谋杀案调查。”他最终开口了，“找不到尸体，没有犯罪现场。开始几天那只是一起人口失踪案，直到我们收到指向欧洛夫·哈格斯特洛姆的线报才当成谋杀案进行调查。有确凿的证据，我们要做的是让他认罪，然后结案。把这事告知那女孩的父母时我也在场，你可以肯定我会记得这事……你想从这里找到什么呢？”
“不知道。”埃拉说，“我在调查中碰到了他的名字……”
她突然后悔了，自己不该给他打电话的。她听着自己的话语，如同从河对面埃勒特·格伦兰小屋里传来的回响。
她感觉那话听起来像是猜疑。
“或许没什么。”她说，“抱歉那么晚打扰你。”
“没事的。”他开心地答道，只不过那嗓音中多了一丝踌躇，就像他聊起退休或鸟儿时一样，“你知道，你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