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不，妈妈，仲夏前夜是昨天，”埃拉打开几罐鲱鱼，第三次解释道，“我告诉你了，我们今天过节。”
“对，对，都一样。”
埃拉撕开三文鱼片的塑料包装，摆好餐桌，切点香葱。她设法让母亲坐下来擦洗土豆。参与，亲切感——这是需要固守的东西。
“别的土豆还没备好吗？”克里斯汀·舍丁嘟囔道，“我拿不准这些是不是够所有人吃。”
“今天就我们俩。”埃拉说。透过窗户，她冲着土豆地里的杂草微微点头。她没有告诉妈妈，现在她清洗的土豆来自超市。
“那马格纳斯呢，还有孩子们？”
把病人裹进茧子里，隐瞒真相——这可不是应对日益严重的痴呆症患者所应采取的正确方法，对吧？
“我邀请他了，”埃拉说，“不过他来不了，马格纳斯现在状态不好。”
前半句是假话，她没有给哥哥打电话。不过后半句倒是真的，几周前她在克拉姆福什主广场看见过他。
“孩子们不在他那里过周末吗？”克里斯汀原本在不屈不挠地擦洗土豆，现在她停下来。她的目光变得茫然而沉重，手无力地落入泥水中。
“这个周末不在。”埃拉说。
她们的身影落在摆着两人份食物的餐桌上。那束仲夏节花朵和毛茛看上去挺孩子气的。埃拉想说“我还在这儿”，可她知道没有用。
相反，她问道：“你还记得莉娜·斯塔弗雷吗？”土豆煮上了，她们小口地吃着草莓。她打开两瓶啤酒——淡啤酒给妈妈，印度爱尔啤酒给自己。她喝的这种酒产自纳姆索斯新建的精酿酒厂。对任何够胆在那种地方开办企业的人都应给予全力支持。
“记得吧？就是那个失踪的女孩。”
“不，我不记得……”
“行了，妈妈，你记得的。1996年的夏天，她刚十六岁。就在玛丽堡，在河边的那条路上，锯木厂的堆木场旁边，靠近旧的工友浴室。”
她小心地提起具体地名。这些重要而具体的东西，那些她母亲曾经了解还可以紧抓着不放的东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就在厂子倒闭之前，她外祖父在那里工作。她母亲童年时代的第一个家也在那附近。埃拉突然想到那地方几乎每一处都能被称为“旧的……”“以前的……”，那是过去的记忆。
“你在那里有个叫尤妮的朋友，她在其中一栋旧的工人宿舍里租了一套公寓，她们管那儿叫作‘天堂’。我记得她来过这里——她一个人住，所以那件事发生时她就待在我们家。”
“对，对，虽然你觉得我老糊涂了，可我还没有完全糊涂。她搬走了，什么时候的事？她碰到了一个松兹瓦尔的爵士乐手。有的女人应付不了独居生活。”
克里斯汀用钎子戳戳土豆。煮得恰到好处，软而不烂，仿佛她体内安装了一个报时器。埃拉心想：还是有这样的时候，她的本事还留存了那么多。
“那个十四岁的少年，”她继续道，“记得吗？就是干那事的那个男孩。他回到贡格尔登了，昨天我见到他了。”
“哦。”母亲把奶油压进一个土豆里，再加上酸奶油搅一搅，吃了好大一口，太大口了。鲱鱼和三文鱼一起吃，狼吞虎咽，无论吃什么都吃得太快了。对食物的欲望是病症的一部分。或许她忘了几个小时前她刚吃过，或许她害怕再也吃不到食物，或许她害怕无法掌握自己的生存。“我不明白他们干吗要把那种人放出来。”
“你认识斯凡·哈格斯特洛姆吗？”
紧接着是一阵沉默，咀嚼。
“你说谁？”
“欧洛夫·哈格斯特洛姆的父亲，就是杀死莉娜的凶手的父亲。看来这些年他一直待在贡格尔登。”
母亲将椅子往后一推，站起来，在冰箱里翻找。
“我记得我把一瓶酒放在这里，可是找不到了。”
“妈妈。”埃拉举起放在柜子上的那瓶苦艾杜松子酒，晃了晃。刚才两人已经各喝了一小杯，可母亲又倒了一杯。
“嘿，圣诞老人！”克里斯汀唱了一首圣诞老歌中的一句，一饮而尽。
随着病情的加重，她眼睛的颜色似乎也发生了变化。她对时间的把握感越差，眼睛就变得越黯淡。每当她找到一个“落脚处”，她的眼睛就会闪闪发亮。现在，她的眼睛看起来呈深蓝色。
“昨天有人发现斯凡·哈格斯特洛姆死了，”埃拉说，“我想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那种事对一个人会造成什么影响。当你儿子……”
“他和埃米尔·哈格斯特洛姆是亲戚吗？”
“不知道，谁呀？”
“那个诗人！”她的眼睛再次闪现一抹亮蓝色，刹那之间，克里斯汀·舍丁又恢复了以前那强势自信的模样，“就算你不读书，你也应该听说过他。”
她伸手拿酒，给自己又倒了一杯。埃拉掩着自己的酒杯，想说她当然看书——至少是听书。有时候她去跑步时就会听书，最喜欢把播放倍速调高一点，这样不会太过枯燥。
不过她并没有说这话。她只是重复道：“斯凡·哈格斯特洛姆。”她回忆起昨天他们已经确认的基本事实，当时他们正等着当值的主管警官过来：“他出生于1945年，和爸爸一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时和父母一起搬到贡格尔登，所以很可能和你有交集。在木材水运业停滞之前，他在桑兹兰的木材拣选场工作。事实上，他还曾经是曲棍球队队员，参加了一两个赛季……”
“不，我不认识这人。”克里斯汀又灌下一杯酒，咳嗽了几声，用餐巾擦了擦嘴。她那茫然不定的目光中透出焦虑，“你爸爸也不认得，我们都不认得。”
“我去到他家里。”埃拉继续道。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继续推进这无望的对话。而且从职业的角度来看，这么做模糊了询问的边界。或许因为又一次没有得到任何答案这一事实让她恼怒。或许这是报复——谁让他们在她小时候对所有一切守口如瓶、窃窃私语？！再说了，就算她没有尽到保密职责，这事也会被克里斯汀迅速忘记。
“我看到他有很多书，几乎摆满了一整面墙。或许他从流动图书馆借书？以前你总是能记住每一个人，你知道他们到底喜欢读哪一类书。你为他们找书，在装车的时候把他们想读的书放上去。或许你认识他的妻子甘奈尔·哈格斯特洛姆？他们离婚了，就在莉娜被杀之后，在欧洛夫被送走之后……”
刺耳的电话铃声打断了她，工作电话终于来了。她拿起手机，走出厨房。埃拉在准备午餐时一直想打电话询问情况如何，不过她按捺住了这股冲动。第一个二十四小时已经过去了，这是拘押时长的上限。现在欧洛夫·哈格斯特洛姆或许已经被放走了，或许还没有。
“嗨，”奥古斯特·恩格尔哈特说，“我猜你想知道最新情况，假如你不是太过看重自己的闲暇时间的话。”
“他还被拘押着吗？”
“对，我刚听说，我们有七十二小时。”
“我们？”她脱口而出。大多数谋杀案调查工作不会在他们手上停留太久，他们倾向于将案件直接交送松兹瓦尔警方和暴力犯罪小组。开始时他们总是尽力动用一切资源：当值警探、当地警员、民间调查员——甚至实习生都可能被指派加班任务，以确保获得最确凿的证据。不过大部分重要工作是在南边一百多公里外那个海滨城市里进行的。那天早上她手里握着手机，犹豫良久。现在厨房里还有一个烹饪计时器在转动，她还得扔下电话从炉子里取出西博滕奶酪饼——这时候自告奋勇地要加班合适吗？之后她看到她母亲采来的花束，感觉自己也没心思继续她们的仲夏节庆典了。
“他们发现了什么吗？”她问道，一边跌坐进一张吊床里。吊床“吱呀”作响，她放下脚，让脚着地，停止摇晃。
“和昨天比没什么进展，”奥古斯特说，“他们还在等电信运营商、铁路公司和交通摄像头的信息，所有的信息。不过他们已经有足够的理由拘押他了，妨碍司法，逃遁风险。”
“他说了吗？”
“还在抵赖。明天早上他们要把他带到松兹瓦尔，在那里继续审问他。”
这样负责审讯的警察就可以及时赶回家吃饭了。埃拉心想。
她想象欧洛夫窝在狭窄的审讯室里，就像昨天她主导的第一场审讯一样，他仿佛塞满了整个审讯室。
那种紧张感源于人们都知道他曾经干了什么。凶手或许会因愤怒或惊慌而下手，但强奸完全是另一回事。当他最终抬起眼睛，她打定主意绝不能让他触碰自己。他的呼吸。他放在桌上的粗大的双手。埃拉死死盯着他那硕大的腕表，指针式手表，还嵌入了指南针和多种配件——现在很难看到这样的东西了。她看着秒针转了一圈又一圈，等他开口。
所有审讯都严格遵照规程。如果一个嫌疑人开始信口开河，她应该打断他，不让他在律师到达前吐露太多。可是对欧洛夫·哈格斯特洛姆来说这不成问题。当埃拉向他宣读权力，解释他为什么会在这里以及被怀疑犯了什么罪时，他一直保持沉默。她只问了他一个问题：对此你如何辩驳？
她发觉他的沉默很顽固，几乎带有攻击性。她只得重复问题。接着他嘟囔了一句含糊不清的话语，仿佛在喃喃念着一句祷词。
“我没做。”
“我没做。”
他重复了多少遍？
“谢谢你打来电话。”埃拉说。她拍死一只在脚踝上吸血的蚊子。
她在吊**坐了一会儿，倾听风声和吱呀声，以及从附近门廊传出的杂音。她母亲的声音在屋内响起，虚弱而紧张：“你好？外头有人吗？”
他们的话语仿佛追着他，话音渗进他的囚室，穿透他的天灵盖。尤其是那个女人，暴脾气，死磨硬泡，就是那种想从他身上榨出点什么的人。
刺探她不该管的事。
你如何辩驳？
那个女人在脑海里叽里呱啦。
欧洛夫在囚室里踱步。往前五步，往后五步。他只是一头困兽，感觉就像回到从前，虽说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他那间囚室更像样，就像他那样的孩子应该被送去的地方。不过感觉还是一样，他被关起来了。午餐和晚餐用托盘端上来，食物没问题——牛排、土豆加酱汁。只是这窒息感和炎热让他比平时出了更多的汗。他们给他的饮水口有尿味。他们想让他喝尿，还声称他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就好像他真有个父亲似的。
在从松兹瓦尔来的男警官面前保持沉默相对更容易。男人们对沉默有所了解，他们明白不信口开河是一种长处。这是战斗，看谁先撑不住，用实力抗衡，看谁更强大，看你有什么本事。
欧洛夫再次在地板上躺下，不舒服，不过比床好。那床对他来说太小了。他盯着天花板，透过天窗看那片天空。如果闭上眼，他就会看到父亲苍老的躯体，会想起过去的这些年。
父亲从淋浴喷头下站起来，朝他走来。
“在这个家里，我们不撒谎。我怎么教你的？男子汉要为自己做过的事负责。”
然后他打他。
“说实话，你这臭小子。”
在他的脑海中，父亲的声音听起来并不老，没有一丝虚弱，也不会让人觉得可悲。
“他们正等着，你是要像个男人一样自己走出去，还是要我抱你出去？行啊，看看你让你母亲丢脸到什么程度？你没有脚吗？看在老天的分上，现在就滚出去……”
他根本想不起母亲的声音。记忆中他坐在一辆车的后座上，转过头，透过后车窗看着自己的家消失，没人站在门外。
欧洛夫尽力撑着眼皮。
云朵在头顶竞逐奔跑。这片云像宇宙飞船，那片云像条龙，或者像条狗。对了，他们把那条狗怎么样了？射杀了它，还是把它送到犬舍去？他也好奇那辆车怎么样了。依然停在屋外，还是被他们开走了，就像拿走他的手机、驾照和身上的衣服一样？他不愿想老板会说什么，不愿想到现在为止，老板给他发了多少条大吼大叫的语音信息，问他那辆庞蒂亚克到底在哪儿。或许老板正在过仲夏节，自我安慰说那车该来时总会来的。送车这份工作欧洛夫向来做得很好，也因此拿到了不错的提成。事实上，关于那车要送到哪里，他一个字也没对警察说。他只是说那车是他从哈拉茨一个私家车主那里买的。这话大体不错，只不过钱不是他出的。
或许这份工作就到此为止了。这是他找到的最好的工作——独自一人在路上，好过在木材厂和仓库的工作。在那里总是有人窥探他，对他发号施令，让他出错。
最后他闭上眼。门“咔嗒”一声，看守走进来。欧洛夫翻个身，用胳膊肘支起身子。
“怎么了？”
那个看守是个劲头很足的人，头发剃过了，一身施瓦辛格式的腱子肉。看上去他在微笑，或许在嘲笑自己。欧洛夫已经习惯别人瞪着他看了。
“你可以保留那身衣服。”看守说。
“不然怎样？难道要我光着膀子撒尿？”欧洛夫扯了扯套头衫的袖子——有点短。这条运动裤是他被收监时那些人从箱子里翻出来的。他自己的衣服或许已经被拿去分析检测，放在显微镜下细细查看。他纳闷儿那些人是否会在那衣服上发现血迹，并以此作为控诉他的铁证。他没有看到任何血迹，即使有，也被水冲走了。
看守依然站在门边，说了一句什么。
“什么？”
“我说你可以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