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博尔斯塔布鲁克发生了一起疑似醉驾的事故，一辆萨博汽车在弯道处驶离了路面。警方当时接到了几个不同的报警电话，但提及的都是同一辆车。当时车子撞坏了路边护栏，不过没有撞上岩面，撞毁的车身在路边冒起了烟。
当他们把司机拽出车子时，那家伙嘟哝道：“哦，该死！你是马格·舍丁的妹妹？”
埃拉隐约记得他。那是在读高中的时候，他是一个比她大一两届的帅哥。她抓起灭火器，对着火烟喷洒，一边转动脑子，回忆自己以前和这家伙合不合得来。
“我正要回家，”那人含糊不清地说，“周六的时候我女友和我分手了，你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我觉得那个卖酒小子给我的是低酒精啤酒。我发誓，我只是急转去避开一个笨蛋司机，在弯道上急转，哈哈！”
酒精测试仪显示，他每毫升血液酒精含量2毫克。
“马格现在怎样？好久没见到他了。行了，爱娃，你认识我的。”
当他们把他送回克拉姆福什时，他还坐在车后座上继续说胡话：“那些家伙、女权主义者还有道路封闭警示——全是骗人的！看看一个无辜者会遭遇什么！弯道的弧度完全不对，他们应该找当局解决问题，而不是抓我。”
当他们把那家伙收监拘押之后，奥古斯特说：“逮捕一个老朋友不容易吧？”
“他可不是我的朋友。”
“可是在这种地方总会发生这样的事。”
“可以对付的，”埃拉嘟囔道，她的话音中多了一丝意想不到的气恼，“只要你够专业就没问题。”
她让奥古斯特写报告，并送杯咖啡到她桌前。他不会在这里待太久的，埃拉猜他只能坚持三个月，撑不到半年。
她收到两条信息，一个名为英吉拉·伯格·海德的人想和她联系，另一条是暴力犯罪小组的谋杀案警探乔格·乔格森想和她谈谈。在接到博尔斯塔布鲁克的报警电话之前，埃拉曾在走廊里瞥见过他。这人身高六英尺五英寸，稍显邋遢，穿着一件定制的外套，显摆自己是个城里人。
“嗨，你好，我们总算见面了，爱娃·舍伯格，对吧？”
当她走进门，乔格·乔格森把报纸放到一边。他的握手充满力度，透着急切。之前他们至少见过三次：一次是去年冬天的一起纵火案调查，一次是他在某个会议上发言，以及之前的走廊。
“是埃拉·舍丁。”她说。
“好吧，好吧，我老是搞不清楚名字。你能来，很好。”
他在办公桌边缘坐下。这个办公室已经消过毒，窗台上摆着两盆耐寒盆栽。墙上没有挂家人照片或孩子的涂鸦。这是一个没有个性的空间，是来访警探工作的地方。她听说在松兹瓦尔，其他人都管他叫作“乔乔”。
“周五干得不错，你抓到的可不是一条小鱼。”
“谢谢夸奖，不过那是‘我们俩’。”
“假如不是那做儿子的陷入俄狄浦斯情结，把自己的父亲干掉了，那我们还有什么发现呢？”乔乔拿着一支笔，敲击自己的手掌，仿佛在打拍子。或许在接下来这几天他想回家，埃拉心想，逃离克莱姆酒店某间客房的沉闷孤独——当然了，这是假设他不用两头跑的情况。“有人认为我们对这种事并不重视，”他继续说道，“认为我们巴不得赶紧释放罪犯，认为住在乡下的老年人并不是我们的首要考虑目标。”
“据我所知，事发时他根本不在那一片。”
尽管埃拉没有参与调查，她也听说了检察官释放欧洛夫·哈格斯特洛姆的理由。他们讨论的可不是绕几英里的远路——这是完全可行的，而是五百公里的长距离。而技术人员已经仔细验证了欧洛夫的说辞。
根据初步调查报告，斯凡·哈格斯特洛姆的死亡时间是周一。当时欧洛夫还在自己家中，他家所在的乌普兰区是斯德哥尔摩的一个郊区。直到周三他才乘坐列车北上，前往哈拉茨买了一辆车。他花了十八个小时进行这趟旅程，路上好几次换乘转车，而数字检票系统可以追踪到他在这趟旅程的每个阶段的动向。
如今当个警探就跟过家家似的——假如埃拉的一个老同事没有退休的话，他肯定会这么说的。毕竟在过去，都是列车员手工检票，你可不能指望他们能记住人群中某一张脸。现在确认行踪却那么容易。
在网上出售那辆庞蒂亚克的寡妇也证实了欧洛夫的说法。她称那一天为“解脱的一天”。那辆车在冬天时毫无用处，放在车库里又太占地方。她丈夫已经去世，什么都带不走——哪怕是一辆火鸟也带不走。
通过交通摄像头，警方可以追踪欧洛夫沿着E4高速路南下的踪迹，一直追踪到多克斯塔。当欧洛夫在周四午夜前后来到他儿时的家附近，克拉姆福什地区唯一一座电信基站捕捉到了他手机的信号。此时距离他父亲遇害已经过去将近四天了。
“你当时在现场，你对他有什么看法？是他干的吗？”
“没有证据证实这一点。”埃拉小心地斟酌词句。
“你还年轻，”乔乔说，“不过你也在这里干了一段时间了。你我都知道，绝大多数时候总是某个和受害人关系亲近的人下的手。家人可是很危险的。”
埃拉在掂量可以给出的答案：赞同或不赞同，要不要做出推论。过早得出结论，感觉不太专业，而嫌疑人是她逮捕的，得考虑到个人声誉。
“没有。”埃拉说。
“什么？”
“你刚才说‘如果不是欧洛夫·哈格斯特洛姆干的，那我们还有什么发现’。据我所知，几乎没发现什么。喷头的水冲走了所有证据。在屋里不同的地方有一些不明指纹，没找到凶器，不过据鉴识人员说，凶器应该是一把开刃的大刀，长110毫米左右，就像那一片几乎所有人都有的那种猎刀。”
“斯凡·哈格斯特洛姆也有，”乔乔表示赞同，“只不过他那把刀放得好好的，就锁在楼梯下的枪械储存柜里。”
这位首席罪案调查员身上洋溢着躁动。他总是朝窗外张望，或是看向走廊。
“而且没有目击证人，”埃拉继续说道，“但是在阿达伦，人们并不总是主动去向警察汇报。尤其是在警探不是本地人的情况下，他们更不愿说了。”
乔乔微微皱眉，一抹近似微笑的神情掠过他的脸庞，不过他的嘴唇却抿得紧紧的。他比埃拉至少年长二十岁，不过却洋溢着一种魅力——自信的魅力，让人颇为不安的魅力。
“也可能是一把厨房用刀，”他说，“一把锋利的好刀。”
“我希望能协助侦破这桩案子。”埃拉说。
没有人能夺走她的夕阳时光。傍晚她要去游泳，地点就在“秘密海滩”——孩子们都是这么叫的。
每天傍晚，当孩子们坐定观看卡通片，而她的公婆也回到了面包坊，索菲·奈达伦便拿起浴巾和化妆包去游泳。今晚也不例外。她亲吻了趴在电脑前的帕特里克，对自己的恐惧没有吐露半点。
“你想让我陪你一起去吗？”
“宝贝，”她笑着说，“你真想在十七度的水里游泳？”
他们必须让笑声持续，只是这并不容易。她丈夫很勇敢，但必须承认自己更愿站在岸上。他一手搂住她的腰，想要把她留下。
“我的意思是，考虑到发生了这些事……”
“好了，现在都过去了。”
索菲决定像往常一样，穿过树林的捷径。她不会放弃。她认为对黑暗的恐惧是毫无理性的，全都是鬼扯淡，那只是孩童想象出来的幽灵，是想象的碎片潜藏在阴影中。再说了，天也不会真正黑下来，只是光线渐渐暗淡，变幻出不同的深浅，在夜里闪烁着微光。
当她的脚落在柔软的灌木丛中，她几乎听不到自己的脚步声。
当他们第一次来这里消夏的时候，帕特里克就对她说“对我来说森林是个安全的地方”。当时他正急于分享造就了他的一切。
河流，辽阔的景致。
还有森林，森林是最重要的。庞大的森林，有的地方无法穿越。那些林中小径，她怎么也找不到，可是却深深刻在帕特里克的心中。那些泛灰的树干让她想到了苍老。
森林不会伤害你，它会保护你。如果林里有熊，森林会警告你。如果有危险，树叶、地上的枯枝、鸟类和小动物会告诉你。如果你仔细倾听，森林还会和你说话。
有熊吗？
长久以来，她一直以为只要她走到户外，就能看到熊潜藏在树木之间的阴影中。
但帕特里克告诉她：从统计数字上看，在城市里独自行走比遇见熊还要危险一百倍。
嫁给一个男人也一样危险，索菲说。
然后他们在树林里拥抱。树枝在头上形成穹顶，周围的苔藓起起落落。她认为她就是在那一次怀上了卢卡斯。
当然，现在，在她脱下衣服扔在沙滩上之前，她更加小心地审视四周。她滑入水中，唯一存在的只有自己划开水面的躯体和脚下的深水。几只黑鸟飞入高空，或许是乌鸦，或许是渡鸦。远处传来一艘摩托艇的声响，孤零零的房子立在海湾对岸。
她游了一小圈，很快又回到浅滩。在这里她可以感觉到脚下的泥土和沙砾。她站在海边洗头，想要捕捉这种纯粹而宁静的感觉。通常她会绕着整个海湾游完一圈，不过今天她只是再次潜入水里，漂洗头发，然后比计划中更快地擦干身子。
当她往回走时，感觉森林更暗了。一根树枝断裂，一只鸟儿在树叶间弄出窸窣的响声。恐惧包裹着她，仿佛有邪恶的存在。更多树被连根拔起，似乎是大地在尖叫。她感到一股怒气在体内涌动，为她竟然任由自己这个样子而生气。
索菲不喜欢紧张而脆弱的自己。因此她在自己的“特选地”停下脚步，拍了一张夕阳的照片。平时她总是这么做的。岩石后头的天空仿佛在燃烧，河流消失在西北方——这是同一块世界的碎片，整个夏天，夜复一夜，皆是如此。然而没有哪两张照片是一模一样的，景致总是在不停变化。光线，云彩，时间，其中包含着某种流动不定却又令人安心的特质。
她的“特选地”距离斯凡·哈格斯特洛姆的房子不远。警戒线已经撤走，索菲可以从上方和旁边打量这栋破败的屋舍。一根老式的电视天线立在锡皮屋顶上，门廊在后头，她猜那个是他的卧室窗户。她想象那老人独自一人住在那里，窗帘半掩，过着沉闷孤独的生活。那是纯粹的死寂。昔时不再，过往却流连不去。想想可能发生的事。
想一想，想一想，如果……
如果帕特里克没有迅速行动，如果哈格斯特洛姆家那病态的儿子逃跑了……这一切就发生在这里，离他们那么近。
太阳沉入树木之后。
“不要再想这件事了，”他们对彼此说，“最后一切都好。”
现在都结束了。
一幅窗帘在飘动。或许那是她的幻觉？其中一扇窗肯定没有关，索菲心想，如果那些警察任由窗开着，那他们可算是疏于职守。那窗帘似乎又动了，一股恐惧攫住她，她害怕得无力自卫。那是他的鬼魂，索菲心想。不过她从来没有和丈夫说过类似的话。那些无法理解的东西，那些人们死后残留的东西。
屋里亮起一盏灯，出现了一个黑影，什么东西动了一下。
还没完，一个阴影占据了整个窗户。索菲举起手机，镜头很难聚焦。她在柔和的暮色中放大焦点，拍下的形象模模糊糊的。不过一旦她拖着双腿跑下岩坡，小跑着走完最后几米回到家中，她会细细查看的。
她确信自己看到了以为是错觉的景象：有人在那房子里。不管怎么说，这反而让她稍稍安心。索菲没有出现幻觉，她没有神经错乱，没有发疯。
她的丈夫也表示赞同，此时她向丈夫展示了那照片，两人在谈论警察居然会放了那种人，真是令人气愤。她枕着丈夫的胳膊，而他抚弄她的秀发。他亲吻她，她的内心冷静下来。不，她没有发疯，发疯的是他们所在的这个世界。
“乡村，”乔格·乔格森说着一挥手，他指间的香烟冒出的烟雾飘过田地和农场，“在这里，人们鸡鸣则起，在早上六点喝咖啡，向外张望，渴望发现不同寻常的东西。”
“现在没多少人养鸡了。”埃拉对他说。
“不管怎样，习惯和责任这类东西根深蒂固。怎么就没人看到或听到什么呢？”
他们刚刚见过斯凡·哈格斯特洛姆的第三位邻居——基尔·斯特里涅维克，他的房子距离大路最近。当然，所有住那附近的人都接受了询问，可他们还是有可能又记起点什么。
现在他们对整件事的时间点有了更清晰的了解。
当天早上七点二十分，斯凡打开了淋浴喷头。水务公司安装的计算机系统可以精确计算他的用水量。受害人通常在早上用掉六十升水，相当于五分钟淋浴所需的水。然而，在事发的周一，以及接下来的三天，斯凡的用水量高出天际。
基尔·斯特里涅维克坚持说当天他的邻居像平常一样，在六点左右出来取报纸。
没错，他总是在六点前醒来。他上次睡懒觉或许是1972年的事。
“你有没有听到不同寻常的声响？有没有在七点左右看到陌生的车子？”
“没有。”
询问结束之后，两人站在户外，俯视信箱和通往大道的岔路口。埃拉说：“这真是理想的作案时间。晚上人们对陌生车子会更加注意。这里有个本地志愿者巡逻队，遇到类似的事他们会报告我们。可是在早上，没人在意车子。”
“你觉得这是计划好的？”乔乔问道。
“我在想那条狗。”埃拉说，“那个男人或女人肯定带着吃的东西，引开那条狗，不然哈格斯特洛姆会听到狗叫。还有前门，很显然，受害者取报纸进门后可能没有锁门，但是他儿子来到的时候门却锁着。问题在于那个男人或女人是否知道钥匙藏在石头底下。”
“那个人。”乔乔说。
“什么？”
“你用不着每次都说‘那个男人或女人’。”
“抱歉。”埃拉说。她迷失在自己的笔记、思绪以及她想发掘真相的行为模式中了。
乔乔抬眼看着那条消失在转弯处的林中道路。
“一个曾经杀过人的儿子回家了。要我说，这也太过巧合了。”
“你想和他谈谈？”
整个早上两人都在这一带转悠，避开众人目光，紧贴着边缘地带。欧洛夫已经回到父亲的房子里，人们发现他现身于尼兰的超市里，某天晚上有人看到他在海滩洗澡，有人经过他家时发现他出现在窗前。而正是他们把他放走的，几个邻居毫不客气地指出来，表示反对、恐惧乃至愤怒。
“还不行！”乔乔说，“我们得困住他，推翻他的不在场证明。我们要查看其他道路的交通摄像头，给其他人打电话，直到发现某个见到他周一就出现在这儿的人，证实那个父亲曾受到威胁的人，等等。”
乔乔甚至派人前往斯德哥尔摩及其周边，对欧洛夫的邻居进行询问。或许他们会看到他离开，或注意到他不在家。总会有人看到什么。
“等我们有进展了再和他谈。”乔乔说。
“前提是他还在这儿。”
“假如不在，我们就追到他。”
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那是本案调查组的一个成员在晨会上提出的。身处松兹瓦尔的几个人也通过视频连线参与了会议。
欧洛夫·哈格斯特洛姆把手机放在家中。
欧洛夫在周日晚去到案发地，杀死自己的父亲，然后驾车回家。两天后他再乘列车北上，打开手机，让人以为他只是无意中发现自己父亲被杀。
当然，这只是推测而已。不过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在欧洛夫离家二十三年之后，那房子里仍满是他的指纹。
乔乔用脚踩熄香烟。他打算退休了——他在几小时之前点燃第一根香烟时就说过这话。他答应他的新女友要退休。
“附近有什么地方能吃顿像样的午餐？”
他们在滨海高岸酒坊的餐厅里坐下，坐在这里能看到河流和远处蓝色山峦的美景。这时埃拉的手机响了。她走到露台上接电话。严格地说，这个新酒坊并不靠近海岸，然而“滨海高岸”一词能引发人们对壮丽自然和世界遗产的想象。过去，阿达伦河谷总是和罢工联系在一起——这可没什么吸引力。
即便是机场也以“滨海高岸”命名。同样，你在那里也看不到海岸。
手机里传来一个女声，深沉，略显迟疑。她自我介绍说自己是英吉拉·伯格·海德。
“很高兴你能打来电话。”埃拉说。昨天她曾几次想联系英吉拉。
“我想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葬礼该如何进行。”听起来她有些心不在焉，语速也慢，显然她对此大为震惊，埃拉想。这是失去父亲的感觉——失重感，沉坠感。
英吉拉·伯格·海德是斯凡·哈格斯特洛姆的女儿，欧洛夫的姐姐，比他大三岁。她正是那个在草坪上晒日光浴的女孩，当时她的名字还是英吉拉·哈格斯特洛姆，而埃拉还在钻树丛。当时英吉拉将近二十岁，胸部已经发育，戴着耳机，穿着豹纹比基尼，短发，强势——拥有一个九岁女孩梦寐以求的所有特质，而身为凶手姐姐这点反而微不足道了。
埃拉解释说她父亲的遗体现在还在于奥默的法医检验处，还要等几天，甚至几个星期。
“我只是想处理好这些事。”英吉拉说。
“你对事情经过了解多少？”
“一个警员打电话告诉我父亲死了，然后我看到了报纸。还有人在我上班时打来电话，不过我没记下号码。我上网查了查，认出了你的名字。你是有个哥哥吧？”
新建的露台散发出亚麻籽油的气味，从地板向上升腾，如同船上的日光甲板。酒坊就在旁边，位于以前的砖砌发电站里。
根据资料记录，英吉拉·伯格·海德现年四十岁，是全国电视台——瑞典电视台的一名导演，已婚，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儿，家住索德马尔姆区的史威登堡街。埃拉将斯德哥尔摩的那一区与世纪之交的石砌建筑联系起来，那是位于马里亚托吉附近的一个理想社区。她想象那前门上挂着门牌，上面写着两个姓氏——“伯格＆海德”，但肯定不会写“哈格斯特洛姆”。
“你上回和你父亲谈话是什么时候？”
“我有几年没见到他了。”
“你和你弟弟有联系吗？”
“换你你会联系吗？”
埃拉感觉落下了几滴雨。河流变得苍白，化为银灰色。她走到延伸出的屋檐下。
“我们希望对你父亲最近的生活进行更清晰的了解，”她说，“你知道他有什么亲近的人吗？”
“不知道。”
“比如说童年时的朋友，老同事……”
“不知道。我十七岁就离开家了，就在欧洛夫那事发生三个月后。即使在那之前，我父亲也不是好相处的人，在那之后就更糟了。再加上他酗酒、暴怒……诸如此类的。我一直为把妈妈一个人扔在那里而感到愧疚，她花了两年时间才逃离那里。无论如何，至少现在她不用再经历这一切了，去年她因癌症去世了。”
当埃拉回到桌边，乔乔已经吃完了三文鱼，正心不在焉地浏览酒水餐牌。
“现在小酌一杯还嫌早，你觉得呢？”
她把通话内容告诉他。这次通话没什么收获，只是她隐约觉得不安。从英吉拉说话中她感受到一丝挑衅，一丝冰冷的寒意，仿佛她们所谈论的与她根本无关。
“现在最好避开那些怒气冲天的邻居，”走回车子时乔乔说道，“至少给我们点时间消化午餐。”
“不然去找桑兹兰的工友？”埃拉提议道。
“叫什么名字来着？”
那张名单上的人或许认识斯凡·哈格斯特洛姆，或许不认识。名单很短，其不确定程度令人气恼。但不管怎么说，好歹有张名单。
埃拉打开对基尔·斯特里涅维克的询问录音，快进到最后。当时他们试图让他回忆什么，比如可能认识斯凡的人，无论什么都行，哪怕是以前的事。
“……几年前，一个木材拣选场的老工友来敲门，可哈格斯特洛姆没应门。那家伙跑来敲我的门，问我是不是知道点情况，斯凡是不是生病了。当时他的车还停在那儿。他们为了什么周年庆想联系斯凡，但斯凡从不回复邀请。”
“那人叫什么名字？他说他住在桑兹兰，能记住的就只有这个……不过名字嘛，那么多名字……”
“罗尔！”
埃拉从停车位倒车出来。
“家住桑兹兰的罗尔。”她说，“就像地址一样清晰明了。”
乔乔笑了：“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喜欢乡下？”
桑兹兰如同一首催人入眠的小田园曲，沿着河岸流淌。一条窄窄的河沟将此地和小岛隔开，人们曾在小岛上拣选木材。在木材水运业的黄金年代，大约有七百人在这个拣选场工作。当时河道里挤满了上下沉浮的木材，顺流而下供人拣选，然后再卖给锯木厂或造纸厂。桑兹兰曾拥有三家不同的超市和一支参加全国联赛的曲棍球队，不过那是过去的事了。
一台孤零零的自动除草机在草坪上缓缓前行，如同一只硕大的甲虫。两条独木舟在河上漂过。他们来到第一户人家，来应门的是一个在博尔斯塔布鲁克长大、最近刚从斯德哥尔摩回来的卡通画家。他不认识什么叫罗尔的人，不过他边指边说住在那边那栋黄色房子里的寡妇很早以前就住在桑兹兰了。
埃拉走向下一栋房子，而乔乔则打了几个电话。她尽量将询问时间缩短，以免显得不礼貌。那位女士八十三岁了，因为背痛交谈时得坐下。不过她说会过去的。
哦，罗尔，她认识。她当然认识罗尔·麦特森。
他们一起在木材拣选场工作。在那项工作机械化之后，人们发现年轻姑娘最适合这项工作，她因此进了拣选场。她大可以把“快姐（捷）”刻在自己的墓志铭上——这是他们给那些在控制塔里工作、手脚麻利的姑娘们起的绰号。多亏了新技术，这项工作所需的只是精准和纵观全局，这意味着他们可以避免和浮木冲撞——这绝对会死人的，眨眼之间人就会被淹没在浮木之中，然后就完蛋了。她有个叔叔就是这么走的。
斯凡·哈格斯特洛姆？
她知道这个名字，她听说了那件恐怖的事，可她不记得他了。对于你不感兴趣的人，要忘掉可是很容易的。他们的脸的轮廓像水粉画一样洇晕，而名字就更模糊了。不过罗尔·麦特森“就住在蹦床后头的木头房屋里”，从这里数过去第三户。
埃拉在车边和乔乔碰面。他享用着一根“最后的香烟”，给松兹瓦尔的其他组员打电话，询问最新信息。调查工作很大一部分是在室内进行的——查看通话记录和数据库，分析尸检报告。警探们可以和家人一起吃饭，把加班时间降到最低。不过如有需要，他们也可以在几小时之内到达现场。
“欧洛夫联系我们了。”他们朝木屋走去时乔乔说。突如其来的阵雨没有落到这里，前方的柏油路面还是干巴巴的。
“他想怎样？”
“想知道我们怎么处置那条狗。看来这父子俩根本没有联系。斯凡只是用他的座机投诉那一片的道路维护问题。事实上，他还给图书馆和你们警局打了几个电话。”
“为什么给我们警局打电话？”
“没有记录，”乔乔说，“每次通话时间不到一分钟。或许他想要报告什么，后来又改变了主意。”
“他没有手机？”
“至少我们没找到。”
罗尔·麦特森正忙着修剪草坪。他推着一台老式旋转式除草机，敞开胸膛，手臂细瘦结实。
当他在花园椅子上坐下时，豆大的汗珠从他身上滚落。
他让埃拉进屋拿一瓶比尔森啤酒——如果警察可以在出勤时喝酒，就拿三瓶；如果不行，她还可以在储存室找到果汁。
他的房子没有半分压抑之感，没有透出哀伤和苍老。房子经过精心打理，整齐干净，气味也好闻。厨房餐桌上摆着盛放的芍药，和外面花圃里种的一样。她听说以前人们把这种花叫作“穷人的玫瑰”。
“谁会对那个老家伙做这种事？”喝了几口啤酒之后罗尔嘟囔道，“现在一个人待在自己家里都不安全，简直是岂有此理。”
他在六十年代就认识斯凡·哈格斯特洛姆了，是通过工作、工会还有曲棍球队认识的。当他在父母土地的一角建房的时候，斯凡还帮他运木材——用的是次等木材，几乎等于白送，也看不出什么差别。那房子现在还像石头一样坚固，曾经住过四个孩子和一个妻子，不过妻子现在进了一家养老院。
一抹悲哀掠过他的脸庞，不过他还是笑了：“整整四十七年了，熬得比大多数人都久。”
当木材水运业停滞，最后一批浮木也运走了，他就去了博尔斯塔布鲁克的锯木厂，斯凡一直在森林里工作。最近几年老工友们也不怎么联系了。事实上，自从莉娜和他儿子那事发生后就不联系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斯凡的家人也离他而去，就剩他一个。
“那件事打碎了他体内某样东西，就像这样。”罗尔举起酒瓶，朝花园和森林的方向晃了晃。
“斯凡有没有提起他儿子？”
“从不提起，就当他不存在。欧洛夫小时候我就认识，他以前还和我的孩子一起玩。我不禁会想：我怎么会看走眼呢？他笨手笨脚，会发脾气，就像普通男孩一样。他从不直视我的眼睛，不过我一直以为他是个正常孩子。”
罗尔将剩下的啤酒一饮而尽。几只固执的黄蜂围着他们打转，其中一只爬上空瓶的瓶颈。
“是他儿子干的吧？”他问道，“不然呢？”
“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乔乔说，“我们正设法弄清楚。”
“还有谁想害斯凡？”
“欧洛夫想要加害他父亲吗？”
“斯凡从来不说，啥都不说……不过你忍不住好奇。他就这样被送走。有时候我想：他还是个孩子。不过我从不和斯凡提起。身为自己儿子的父亲——这是他没法逃避的事。我不知道你们在松兹瓦尔是什么样的，不知道那里是不是也变了，男人会不会到处谈论自己的感受？”
“有时候会。”乔乔说。
罗尔又打开一瓶啤酒：“总是保持沉默，守口如瓶。如果你看到一个人扬扬一侧眉毛，你可得小心。他或许已经怒火中烧了。”
他们又轮流问了一些问题：以前斯凡会和谁一起消磨时光，罗尔在那天上午做了什么。
那天，罗尔的孙子孙女过来玩，他们可以亲自问问孩子——假如他们愿意取信一个三岁孩童和一个五岁孩童的话。如果他没记错的话，他们看了一部卡通片，吃了巧克力麦片。他知道在七八年前，斯凡曾经是瑟维肯某个人的“零工兼情人”。那女人是个卖小玩意儿的寡妇。
“或许她能让他多说点，或许这事得女人才办得到。”
“打零工的求爱者？”
罗尔笑了：“对于两个孤独的人来说，这种小小的安排挺不错的，是吧？男人去到女人家，女人为他煮饭，他帮女人干完所有男人该干的家务活。两人快快乐乐地度过一段时光，然后他回家，不用过夜，没有义务。不用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不会把一切搅得一团糟。”
埃拉以为自己看到罗尔飞快地扫了那栋房子一眼——就是之前拜访的那一家，那个喜欢将人比作水粉画的寡妇。他的话音中多了一点笑意。
“听起来像做梦。”乔乔说。
“现在我想起来了，”罗尔说，“斯凡也从不提起他女儿，在她离家后一次都没提起。如果我没记错，那是个强势的小女孩，挺叛逆的。不知道她怎样了。大部分人不管自己孩子混成啥样都会吹嘘的。”
“所有人的孩子都是天才。”乔乔赞同道。
“她在电视台工作，住在斯德哥尔摩，”埃拉说，“她还有个孩子。”
罗尔抓住一只黄蜂，把它赶走。那晕头转向的黄蜂“嗡嗡”地飞走了。
“那他干吗不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