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邸精英荟萃

元宪宗元年(1251)六月，蒙哥登上蒙古国汗位。继而，幸运之神又随之降临，忽必烈奉汗兄之命担起了总领漠南的重任。

总领漠南期间，忽必烈在延请四方文学之士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号称“金莲川幕府”的谋臣侍从集团。这个谋臣侍从集团，对忽必烈总领漠南乃至以后缔造元帝国的人生历程，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金莲川幕府”,其名源于忽必烈奉命总领漠南军国庶事后的驻牧开府地点。该驻牧地在原金桓州附近的金莲川。

此地原名曷里浒东川，因夏季盛开美丽的金莲花，金世宗时故易名为金莲川。这批藩邸谋臣侍从随之被称为“金莲川幕府”。

幕府侍臣有刘秉忠、赵璧、王鹗、张德辉、张文谦、窦默、姚枢、许国桢、郝经、许衡、廉希宪、商挺、刘肃、宋子贞、王恂、李昶、徐世隆、李德辉、张易、马亨、赵良弼、赵炳、张惠、李冶、杨奂等人。

这些人都是中州精英和硕德耆儒。他们多为是较长时间留在漠北或漠南金莲川藩邸，一小部分汉地名士或因年迈者旋召旋归，并不久留。

他们地域种族各异，技能职业有别，学术派别林立，志趣主张也不尽相同。

大体可分为邢州术数家群、理学家群、金源文学群、经邦理财群、宗教僧侣群及王府宿卫群等若干群体。他们分别从自己的学术志趣出发，阐扬各自的政见方略，希望为忽必烈所采用，竭力在总领漠南的施政中留下一些属于己方主张的印迹。

邢州术数家群。这一群体的领袖是刘秉忠，成员有王恂、张文谦、张易、马亨等人。

刘秉忠是邢州邢台人，1242年随禅宗海云法师北上觐见忽必烈，留侍于漠北。

刘秉忠学贯儒、佛、道三教，特别是“通晓音律，精算数，善推步，仰观占候，六壬遁甲，《易经》象数，《皇极邵氏》之书，靡不周知”。

刘秉忠不仅“学术通神明，机算若龟策”,还娴熟治国之术。如前述，到漠北之初，刘秉忠曾上书数千百言，“皆尊王庇民之事”。但忽必烈最赏识的是“其阴阳术数之精，占事知来，若合符契”,而且有所谓“唯朕知之，他人不得与闻”的神秘约定。

据说，刘秉忠与忽必烈“情好日密，话必夜阑，如鱼得水，如虎在山”,这又是其他藩府旧臣无法比拟的。

王恂是中山安喜(今河北定县)人，曾从刘秉忠学于邢州紫金山。“蚤以算术妙天下”,在藩府担任太子伴读。

张文谦是邢州沙河(今河北沙河县)人，与刘秉忠自幼同窗，“年相若，志相得”,早年受刘秉忠的影响，“洞究术数”。

后来，又与许衡等交结，潜心义理之学。他被忽必烈“擢置侍从之列”,司教令笺奏，日渐信任。

邢州术数家群的成员，多数是刘秉忠的同乡、同窗或门人，并且是由刘秉忠荐举进入藩邸幕府圈的。学术上也以阴阳术数为主。因为刘秉忠的缘故，邢州术数家群在藩邸幕府中称得上是最早投靠忽必烈，最受忽必烈信任的。

理学家群。这一群体主要由窦默、姚枢、许衡三位北方著名理学家组成。

窦默是广平肥乡(今河北肥乡县)人，初业医，又学伊洛性理之书，一度隐于大名，与姚枢、许衡朝暮讲习。

1249年，窦默应召于漠北，首以“三纲五常”为言。忽必烈对此说有所领会，亦称“人道之端，无大于此。失此，则不名为人，且无以立于世矣”。窦默又说：“帝王之道，在诚意正心，心既正，则朝廷远近莫敢不一于正”。

忽必烈对此颇感兴趣，一日三次召见与之交谈，奏对皆称旨，自此对窦默敬待加礼，不令暂去左右。窦默是理学家群中最早进入忽必烈藩邸的。曾奉命教授太子真金，姚枢、许衡皆由他举荐。

姚枢是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人，曾从赵复处得程颢、朱熹二子性理之书，潜心研读，遂成北方理学领袖之一。

1250年北谒忽必烈，上治国平天下及救时弊之八目三十条，“本末兼该，细大不遗”。姚枢所言讲究现实，也比较注重这位蒙古宗王的认同接受程度。忽必烈奇其才识，“动必见询”,视姚为藩邸的主要谋臣。

忽必烈虽然对空言性理的理学不甚感兴趣，但窦默、姚枢二人“诚结主知”,一直受到格外的眷顾和信赖。

至于许衡，因其被举荐的时间较晚，起初仅奉王府令旨教授京兆，又兼性情古怪，所言迂阔空泛，藩邸时期的忽必烈并不喜欢他。尽管许衡在理学家群中学术造诣是最高的。

金源文学群。这一群体大多数是前金朝辞赋进士出身，率以诗赋文章相标榜。王鹗是这一群体的领袖，成员主要有徐世隆、李冶、刘肃、宋子贞、李昶人等。

王鹗是开州东明(今山东东明县)人，金正大状元。

1244年，王鹗召赴漠北藩邸，忽必烈对他格外优待，每每赐座，呼状元而不名。他曾给忽必烈进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常常到深夜。忽必烈颇为所论感动，说：“我今虽未能即行，安知它日不能行之耶!”王鹗“以文章魁海内”,“一时学者翕然咸师尊之”。

王鹗向忽必烈所举荐的多是金朝的辞赋文士。忽必烈还命令近侍阔阔、廉希宪、柴祯等五人以王鹗为师，学习汉文化。

徐世隆是陈州西华(今河南西华县)人，金正大进士。他“古文纯正明白”,“诗歌则坦夷浏亮”,“四六则骈俪亲切”。

1252年，徐世隆北上，见忽必烈于日月山帐殿，以孟子“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说，劝诫忽必烈征云南之行。

李冶是真定栾城(今河北栾城县)人，金正大末进士。他“聚书环堵”,以做文章为乐，“经为通儒，文为名家”。1257年，随使者北谒，也是忽必烈问以治道的汉文士之一。

其他属于此群体的刘肃、宋子贞、李昶等人，也都是喜好文学诗赋的进士出身者。

以上王鹗、徐世隆、李冶三人进讲治道时，言必称孔孟纲常，就很能说明问题。

不过，他们在崇尚标榜诗赋文章之余，兼学兼通的多是传统的孔孟儒术，而非程朱的性理之学。

经邦理财群。这个群体的人员，率以治国经邦为直接任务，或喜好谋划经略，或善于理财会计。郝经、赵璧是其代表人物。

郝经是泽州陵川(今山西陵川县)人，金朝亡后，侨居保定，充世侯张柔家塾教授。郝经虽然“上溯洙泗，下迨伊洛诸书，经史子集，靡不洞究”,但又强调“不学无用学，不读非圣书”,“不为利益拘”,“不作章句儒”,立志“务为有用之学”,“以复兴斯文，道济天下为己任”。

应召赴藩邸后，郝经充任重要谋臣，上下数千年，旁征博引，援据古义，为忽必烈呈献诸多救弊更化的良策。忽必烈喜其所言，凝听忘倦，还在日后的施政中多有采用。

赵璧是云中怀仁(今山西怀仁县)人。1242年，即被忽必烈召至漠北驻地，是忽必烈最亲近的汉人侍从之一。

忽必烈让王妃亲自为他缝制衣裘，派他驰驿出使四方，招聘名士王鹗、姚枢等人。还奉命学习蒙古语，在马背上替忽必烈译讲《大学衍义》。

赵璧被忽必烈称为秀才，颇善于草拟表章檄文，且教授蒙古生徒儒书。

然而，他“刻意吏学，以经济为己任”,后来又“经画馈运”,“手校簿书”,忽必烈任命其为中书平章的制书中也有“素闲朝政，久辅圣躬，柱石庙堂，经纶邦国”之语，故更像是一位经邦理政的精敏儒吏。

此外，“能理财赋”“调军食”的李德辉，“博学有经济器”的张德辉，“文武才兼备，有经济略”的商挺，被忽必烈命为抚州长，“城邑规制，为之一新”的赵炳，担任邢州安抚司和陕西宣抚司幕官的赵良弼，“尽通诸国语”,后任制国用司副使的张惠，出身察必皇后斡耳朵媵人，又与李德辉“偕侍潜邸”的阿合马等人，也大致属于这一群体。

宗教僧侣群。代表人物是吐蕃萨加派僧师八思巴、禅宗僧人海云、太一道教大师萧公弼等人。

这个群体人数不多，但对忽必烈的个人宗教信仰，对日后元王朝的宗教政策及治理吐蕃影响颇大。

王府宿卫群。顾名思义，这一群体是由忽必烈王府怯薛宿卫士组成。如廉希宪、董文用、董文忠、贺仁杰、阿里海牙、许国祯、谢仲温、姚天福、高天锡、谒只里、昔班、阔阔等人。

这些人来自蒙古、色目、汉人等不同种族，平时负责王府的生活服侍和护卫。

除廉希宪以外，王府宿卫士大多没有什么突出的政见主张，也不常参与藩邸的治道问答。但他们始终是忽必烈最信赖的藩邸人员。

以上六个群体，只是就其基本特征的粗略划分。实际上，六群体部分人员在志趣流派方面常呈现一定程度的交叉或复合。总之，六种类型或群体的划分，使我们对“金莲川幕府”内部构成及其与忽必烈的关系，一目了然。尽管这种划分只是相对或粗略的。

忽必烈对“金莲川幕府”及其他应召人员的态度是比较理智的。这些侍从和应召人员五花八门、形形色色，所持主张及所怀目也各不相同：有的希望获取赏赐，有的希望免除本派别门人的劳役赋税，有的希望改善民众的生活并恢复中国的统一与秩序，有的则主张以华化夷，促使蒙古人逐渐汉化。

此时的忽必烈，对这些人大抵是礼贤下士，虚己而问，兼容并蓄，不明显地抑此褒彼，以多听多问为主，择其有用有益而从。即使是对个别不友好、不合作者，也不发怒，不失礼。

“金莲川幕府”的形成，是忽必烈主动吸收汉法制度，并与中原士大夫实行政治联合的良好开端。它加强了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贵族与汉族士大夫间彼此沟通、认同，对忽必烈履行其总领漠南的使命产生了深刻而积极的影响。

由于这些士大夫中的相当部分来自汉世侯幕僚属吏，“金莲川幕府”的形成，又在一定程度上密切了忽必烈和汉地世侯的联系。

从长远看，它又为元帝国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政策方略、社会支持和官员准备。

中统至元年间，这些幕府侍从“布列台阁，分任岳牧”,成为忽必烈政权的主要班底。他们有关汉地统治方式的论列，也为忽必烈君临整个华夏描绘了一幅行之有效的政治蓝图。

简而言之，此蓝图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以汉法治汉地；二是原有蒙古制度参考汉地等先进方式予以变通，以适应君临南北的形势需要。之后，忽必烈总领漠南和建立元朝的整个政治生涯，差不多都是基于这幅蓝图而实践和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