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藩邸卧龙待时机 集结汉族儒士

1232年拖雷逝世，这对十八岁的忽必烈而言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不过，一定程度上促使忽必烈迅速成熟，锤炼了他的意志和应付复杂事变的能力。

在乃马真皇后称制时期，忽必烈进入而立之年。那时，成吉思汗诸子先后谢世，孙辈驰聘沙场的时刻即将来临。

忽必烈无时不在思考：如何为大蒙古国干一番事业，如何大有作为于天下?身为蒙古宗王和拖雷嫡子，他现在有责任和实力，也有这样的机会和可能。

忽必烈热衷于访求前代帝王的功业逸事，特别是喜欢听唐初李世民广延四方文学之士，讲论治道，终成大业的事迹，而且由衷钦佩，锐意模仿。

忽必烈千方百计延请召集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总是兴趣盎然地询问治理国家的方略办法。因为这一系列努力，忽必烈周围渐渐汇集了一批“亡金诸儒学士及一时豪杰知经术者”。

在临时应召和长留漠北的汉族士大夫中，比较系统地向忽必烈献上治国之道的，当数张德辉、刘秉忠、姚枢、李冶。

1247年，河东交城人张德辉被召到漠北藩邸。忽必烈首先发问：“孔子没已久，今其性安在?"

张德辉回答：“圣人与天地终始，无所往而不在。王能行圣人之道，即为圣人。性固在此帐殿中矣。”

忽必烈又问：“或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张德辉回答说：“辽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亲睹。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则武弁世爵，若论军国大计，又皆不预。其内外杂职，以儒进者三十分之一，不过阅簿书，听讼理财而已。国之存亡，自有任其责者，儒何咎焉?"

忽必烈深表赞许，又问：“祖宗法度具在，而未设施者甚多，将若之何?"

张德辉指桌案上的银盘为喻：“创业之主，如制此器。精选白金，良匠规而成之，畀付后人，传之无穷。今当求谨厚者司掌，乃永为宝用。否则不惟缺坏，恐有窃之而去者。”忽必烈思索良久后说：“此正吾心所不忘也。”

忽必烈还问：“农家作劳，何衣食之不赡?”张德辉答道：“农桑，天下之本，衣食所从出。男耕女织，终岁勤苦，择其精美者输之官，余簏恶者将以仰事俯畜。而亲民之吏复横敛以尽之，民则鲜有不冻馁者矣。”

忽必烈继续问道：“今之典兵与宰民者，为害孰甚?”张德辉回答：“典兵者，军无纪律，专事残暴，所得不偿其失，害固为重。若司民者，头会箕敛以毒天下，使祖宗之民如蹈水火，蠹亦非细。”

忽必烈沉默许久，又说：“然则奈何?"

张德辉答道：“莫若更选族人之贤如口温不花者，使主兵柄，勋旧如忽都忽者，使主民政，则天下皆受其赐矣。”

1242年，刘秉忠随禅学海云法师赴和林论道。海云南返后，刘秉忠留在漠北忽必烈藩邸，上书数千百言论及天下形势与应对之策，颇有远见的建议皆使忽必烈获益匪浅。

1250年，原燕京行台郎中、营州柳城人姚枢应召至漠北忽必烈藩邸。姚枢见忽必烈“聪明神圣，才不世出，虚己受言，可大有为”,就融会二帝三王之道和治国平天下之大经，归纳为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八目。

又详细列举救治时弊的三十条：立省部，辟才行，举逸遗，慎铨选，汰职员，班俸禄，定法律，审刑狱，设监司，明黜陟，阁征敛，简驿传，修学校，崇经术，旌孝节，厚风俗，重农桑，宽赋税，省徭役，禁游惰，肃军政，明匮乏，恤鳏寡，布屯田，通漕运，倚债负，广储蓄，复常平，立平准，却利便，杜告讦。

刘秉忠和姚枢之言，多是针对蒙古国时期的弊政，又概括地总结了汉地王朝的丰富统治经验，所以给忽必烈的影响和震动似乎更直接、更深刻。忽必烈自然高兴地接受。而且，相当多的内容又成为忽必烈创建元朝以后主要政策的滥觞。

李冶，字仁卿，真定栾城人，金末进士。忽必烈闻知其贤，派遣使者召至藩邸，还特意让使者转达“素闻仁卿学优才赡，潜德不耀，久欲一见，其勿他辞”之盛情。

忽必烈问：“天下当如何而治?”李冶回答：“为治之道，不过立法度，正纲纪而已。”忽必烈问：“魏徵、曹彬何如?"李冶答道：“徵忠言谠论，知无不言，以唐诤臣观之，徵为第一。彬伐江南，未尝妄杀一人汉之韩、彭、卫、霍，在所不论。"

忽必烈问：“今之臣有如魏徵者乎?”李冶回答：“今以侧媚成风，欲求魏徵之贤，实难其人。”又问：“今之人才贤否?”李冶回答：“天下未尝乏材，求则得之，舍则失之，理势然耳。今儒生有如魏璠、王鹗、李献卿、菌光庭、赵复、郝经、王博文辈，皆有用之材，又皆贤王所尝聘问者，举而用之，何所不可，但恐用之不尽耳。”

忽必烈问：“回鹘人可用否?”李冶答道：“汉人中有君子小人，回鹘人亦有君子小人，在国家择而用之耳。”

李冶所言，主要强调侧重于识才用人。他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忽必烈求才若渴的心愿，忽必烈当然愿意接受。

这些献纳问答，都是极好的汉地先进文化启蒙，都是治国平天下的经验之谈，不仅为忽必烈增加了许多可贵的知识和信息，而且为他了解中原汉地和日后以汉法治汉地，提供了很好的思想准备。

在这些汉族儒士的影响下，忽必烈有了一定的尊孔礼儒的倾向。

乃马真后三年(1244),前金朝状元王鹗应忽必烈之召，携孔子画像赴漠北，在忽必烈的支持下举行释奠礼，忽必烈还与左右饮食其胙物，由此受到尊孔仪礼的初步演习。

元宪宗二年(1252),应召北觐的北方文学巨擘元好问及张德辉，尊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忽必烈竟欣然接受。

应该承认，此时的忽必烈不一定完全懂得上述释奠和尊号的真实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