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财失败丢性命

这里所要讲述的卢世荣理财及其失败，揭示的是汉法派内部义理派与功利派之间的斗争，实际上是蒙、汉义理派同蒙、汉功利派的一次较量。

阿合马被杀以后，皇太子真金推荐和礼霍孙为中书右丞相，耶律铸为左丞相，甘肃行省左丞麦术丁为中书右丞，张雄飞为参知政事，张文谦任枢密副使，董文用为兵部尚书。

真金和和礼霍孙都是倾向于汉法的官员，真金自幼就受儒家思想熏陶，成了儒家思想的忠实信陡。

主掌中书省大权以后，更是注意学习汉人的统治经验，他曾遣使征召原南宋工部侍郎倪坚，访以古今成败得失，倪坚对曰：“三代得天下以仁，其失也以不仁。汉唐之亡也，以外戚阉竖。宋之亡也，以奸党权臣。”告诫真金，要以“仁”治天下，真金深以为然。

真金曾经劝蒙古贵族子弟阿八赤入学读书，阿八赤即遵令进入蒙古国子学，学习蒙古文化，过了一年，真金又见到阿八赤，问其读什么书，阿八赤回答说读蒙古书。

真金心中不悦，说“我命汝学汉人文字耳，其亟入胄监”,改学汉文。真金还曾对新提拔上任的参议省事何玮、左司郎中徐琰说“汝等学孔子之道，今始得行，宜尽平生所学，力行之”。

可见真金就是要用孔子的“仁学”思想治理天下，属于义理派的代表人物。和礼霍孙也倾向于汉法，真金为了鼓励他放手更改阿合马在经商思想指导下实行的功利法，特对他说“阿合马死于盗手，汝任中书，诚有便国利民者，毋惮更张。苟或阻挠，我当力持之”。

真金与和礼霍孙开始加大力度更改阿合马时期的政治、经济等政策。他们大力查处阿合马党羽，起用一批忽必烈幕府仍健在的元老旧臣，又征聘了一批汉人儒士，如郭佑、何玮、徐琰、马绍、杨居宽、杨恭懿、刘因、何荣祖、杨仁风等，极大地扩大了义理派的势力。

随后，他们就着手改善吏治。

至元二十年(1283)正月，和礼霍孙上言：“阿合马专政时，衙门太冗，虚费俸禄，宜依刘秉忠、许衡所定，并省为便。”马上得到忽必烈批准，裁撤了阿合马所滥设的一百七一所官府，汰除了不少冗官。

政府相继规定，民间贷钱取息，应以三分为率，不许多取；禁止本路长官任用私人担任所属境内府、州、司、县的官员；整顿盐法和钞法；检校京师及其附近地区隐漏田土，按亩征税，令权贵所占田土归还各户；裁汰江南所括十九万匠户，还籍为民。

同时，忽必烈又规定，中书省和御史台等机构如有处理不公之事，允许人们赴登闻鼓院击鼓上诉。

真金和与礼霍孙整顿社会秩序，主要是更改阿合马所行各项措施。其中，主要是从政治制度方面清除阿合马时期的积弊，而在发展经济和增加政府财源方面未提出任何积极有效的措施。再加上阿合马死后“朝廷之臣讳言财利事”,人们只谈“仁义”,而不敢谈理财富国，“皆无以副世祖裕国足民之意”。

忽必烈见阿合马死后重新改组的中书省官员，个个只会空谈“义理”,谁也不能为富国裕民提出新的举措大失所望。开始积极寻求能够帮助他理财富国的人。

总制院使桑哥很为忽必烈信任，他见忽必烈积极寻求理财之人，便把汉人卢世荣推荐给忽必烈，说卢世荣“有才术，谓能救钞法，增课额，上可裕国，下不损民”。

忽必烈所说有此等奇才非常高兴，忙下诏召见，奏对之间，颇合忽必烈之意，准备大用。

至元二十一年(1284)十一月，忽必烈特召中书省官员与卢世荣在御前廷辩，各自讲述自己的施政方针与救弊政策，互相也可诘难。

辩论中，忽必烈对和礼霍孙等中书省官员的发言和论辩越来越不感兴趣，而对能言善辩的卢世荣的富国裕民新设想大为欣赏。辩论的结果，以卢世荣的胜利，和礼霍孙等中书省官员的失败而告终。

忽必烈下决心重新改组中书省，任用卢世荣推行他的理财新措施。这时，安童和皇子那木罕已从被俘的海都处及钦察汗国处释放还朝，卢世荣建议仍以安童为中书右丞相，当即为忽必烈所采纳。

于是，忽必烈罢免和礼霍孙、麦术丁、张雄飞等人，以安童为中书右丞相，卢世荣为右丞，前御史中丞史枢为左丞，不鲁迷失海牙、撒的迷失并为参政，前户部尚书拜降参议中书省事。

卢世荣被破格提拔为右丞的第二天，就与安童一起向忽必烈建言：“阿合马专政时所用大小官员，例皆奏罢，其间岂无通才?宜择可用者仍用之。”忽必烈表示同意。于是，卢世荣起用前河间转运使张弘纲、撒都丁等多人，开始实施他的理财新措施。

卢世荣的理财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整顿钞法。中统钞发行之初，印数有限，币值稳定，信誉较高。阿合马专权之时，为了搜刮财富，大数量印行纸钞，使中统钞不断贬值，物价上涨，纸钞的信誉逐渐降低。卢世荣为了稳定币值和扩大财政收入，确定金银价，准许民间使用金银交易，又大括天下铜钱，计划铸造至元钱和发行另一种绫卷，与中统钞相参行用，用这些本身具有价值的货币，稳定中统钞的币值。

卢世荣又将各路平准库改为平准周急库。平准库所存本来是因发行纸钞而存贮的准备金，专门负责纸钞与金银兑换等，以保证币值稳定。

卢世荣将平准库改为平准周急库以后，“轻其月息，以贷贫民，如此，则贷者众，而本且不失”。

将平准周急库的纸钞准备金轻息贷给人民，既可起到稳定纸钞币值的作用，又可从高利贷者手中夺回些商业经营利润，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第二，实行盐、铁、茶、酒、粮食国营专卖和提高商税政策。为增加政府收入，卢世荣也主张实行部分商品专卖政策，由国家和商人联合经商，并提高一些商品的价格。

如盐法，以往“盐每引十五两”,而“官豪诡名罔利，停货待价，至一引卖八十贯，京师亦百二十贯，贫者多不得食”。商人牟利在三倍至四倍以上。

卢世荣建议食盐由国家专营，将“二百万盐引”卖给商人，让商人代售。留一百万引散发诸路设立的常平盐局，由各级政府直接出售。

如果商贩随意增加盐价，政府即将自己直接控制的盐引按规定的市平价格出售，以平抑物价。这样做，既保证了“庶民用给”,又增加了国家收入。

卢世荣在经营盐引时适当地提高了盐价，对老百姓并无损害，而政府则从商人手中夺回大量金钱。

对于铁也实行官营制度，对于酒的专卖，主要是针对富豪造酒质量低劣且价格昂贵提出来的。当时，“京师富豪户酿酒酤卖，价高味薄，且课不时输”,卢世荣建议“一切禁罢，官自酤卖”仅酒专卖一项，据卢世荣估计，可以“增旧课二十倍”。茶和粮食也实行国营专卖政策，在粮价控制上，充分利用各地的常平仓，在谷价贱时，政府收购大量粮食，存储起来，以备粮价上涨时再按原来市平价格出售，以稳定市场粮价。至于茶叶，也没有增加老百姓的负担，而是削夺了茶商的利益。在对外贸易方面，卢世荣“于泉、杭二州立市舶都转运司，造船给本，令人商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即政府造船并承担经商资本，而由政府选中的商人去经营对外贸易，获利按三七分成。这种官本商办的对外贸易形式，在元代被称为“官本船”制度。后来长期沿用。

第三，设立规划钱谷和管理经商的机构。卢世荣在全国州郡城市设立市易司，管领牙侩(中间人),商人货物四十分取一，其中四分给牙侩，六分作为地方官吏俸禄。又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二月，请罢行御史台，各地按察司改为提刑转运司，兼管钱谷等事，设立了真定、济南、太原、甘肃、江西、江淮、湖广等处宣慰司兼都转运使司等。又请中书省立规措所，以规划钱谷，用善于经商者作为官吏，不管是不是自身人(一般百姓),只要善于理财能够赚钱就行。

第四，发展畜牧业。卢世荣又建议在上都、隆兴等路设群牧都转运司，以官钱买布帛于北方易羊马，选蒙古人放牧，畜产品中的八成交官，余下的二成归牧民所有。牧养的马匹还可以充军用，羊可以供赐予。

第五，减轻地税与劳役。卢世荣曾建议“免民间包银三年”;“免大都地税”;“乡民造醋者，免收课”;“官吏俸免民间带纳”;“江淮民失业贫困，鬻妻子以自给者，所在官为收赎，使为良民”;“逃移复业者，免其差税”;“江南田主收佃客租课，减免一分”;“怀孟诸路竹货”,“从民货卖收税”,并“罢各处竹监”;江湖渔业，“贫民恃以为生”;“今后听民采用”;等等。

原来驿站事繁役重，站户除供应马、车等交通工具外，还要供应往来使臣的食宿等，有些站户因此穷困潦倒，往往“卖妻鬻女以当站役”,卢世荣规定，“今后除驿马外，其余官为支给”。这些减免赋役的措施，对人民是有好处的，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卢世荣理财，曾自称：“我立法治财，视常岁当倍增，而民不扰也。”又曾上奏忽必烈说：“臣言天下岁课钞九十三万二千六百锭之外，臣更经画，不取于民，裁抑权势所侵，可增三百万锭。”

卢世荣以“不取于民”“裁抑权势”作为理财裕国的方针，通过限制豪商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其做法是可取的。但这种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讲究功利为主要目的的做法，与传统的儒家“义理”学说背道而驰，特别是卢世荣以“裁抑权势”为方针，不能不与“权势”官员发生冲突，也不能不侵犯蒙、汉和色目地主、商人的经济利益，不可能不遭到他们的反对。

卢世荣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在理财之初就向忽必烈说：“臣之行事，多为人所怨，后必有谮臣者，臣实惧焉，请先言之。”

忽必烈回答说：“疾足之犬，狐不爱焉，主人岂不爱之。汝之所行，朕自爱也，彼奸伪者则不爱耳。”大力支持卢世荣，并让丞相安童增其从人，加强防卫。

不久，卢世荣又向忽必烈奏告说：“臣愚以为今日之事，如数万顷田，昔无田之者，草生其间。臣今创田之，已耕者有焉，未耕者有焉，或才播种，或既生苗，然不令人守之，为物蹂践，则可惜也。方今丞相安童，督臣所行，是守田者也。然不假之以力，则田者亦徒劳耳。守田者假之力矣。而天不雨，则亦终无成。所谓天雨者，陛下与臣添力是也。惟陛下怜臣。”

忽必烈回答说“朕知之矣”,仍然表示支持卢世荣。

时势发展，未出卢世荣所料，卢世荣受任理财不到十天，御史中丞崔或就上书“劾奏卢世荣不可居相职”,请求忽必烈罢卢世荣之官。

可是当时忽必烈支持卢世荣，不仅没有罢卢世荣的官，反而倒罢了崔或的官。

后来，监察御史陈天祥又上书弹劾卢世荣，说卢世荣“苛刻诛求，为国敛怨，将见民间凋耗，天下空虚。考其所行与所言者，已不相副：始言能令钞法如旧，弊今愈甚；始言能令百物自贱，今百物愈贵；始言课程增至三百万锭，不取于民，今追胁诸路，勒令如数虚认而已；始言令民快乐，今所为无非扰民之事。若不早为更张，待其自败，正犹蠹虽除而木已病矣”。

陈天祥上书之时，卢世荣主政不到四个月，由于天下积弊已深，不可能马上见效，况且，卢世荣所提出的理财措施还有好多没有施行，怎么能谈到收效呢?陈天祥所言确实有点儿吹毛求疵。

他们抱着“仁义”思想不放，提不出任何理财措施，而别人提出理财措施，他们又说这也不行，那也不对，似乎人人都在那儿空谈“仁义道德”而不去考虑增加国家收入倒是正确的了。

陈天祥上章弹劾卢世荣时，忽必烈尚在上都，立即命安童召集老臣、儒士和诸司官吏听取弹文，又驿召卢世荣和陈天祥同去上都辩论。

同时，御史中丞阿剌帖木儿、郭佑，侍御史白秃剌帖木儿，参政撒的迷失等人又查出卢世荣的罪状，上奏说：“卢世荣不白丞相安童，支钞二十万锭。擅升六部为二品。效李瓊令急递铺用红青白三色囊转行文字。”不与枢密院议，调三行省万二千人置济州，委漕运使陈柔为万户管领。以沙全代万户宁玉戍浙西吴江。用阿合马党人潘杰、冯珪为杭、鄂二行省参政，宣德为杭州宣慰，余分布中外者众。以钞虚，闭回易库，民间昏钞不可行……"

其实，这些“罪行”根本算不上罪行，顶多是卢世荣工作有点儿个别失误，可在当时却引起了轩然大波。于是，人们一哄而起，纷纷反对卢世荣。

短时间内就有这么多人反对卢世荣，恐怕与皇太子真金有关。卢世荣刚开始言理财时，真金即深以为非，曾说：“财非天降，安得岁取赢乎。恐生民膏血，竭于此也。岂惟害民，实国之大蠹。”这位义理派的代表人物，应该是这次反对卢世荣的幕后指挥者。

忽必烈

忽必烈原来是大力支持卢世荣的，后来见众怒难犯，为了平息人们的愤怒之情，下令逮捕卢世荣入狱，命安童与各位老臣、儒士商议，卢世荣所行，当罢者罢之，当更者更之。

几月后，忽必烈问忽剌出：“汝与卢世荣有何言?”忽刺出回答说：“近汉人居中书省者，言世荣款伏，罪无遗者，狱已竟矣，犹日养之，徒费廪食。”于是，忽必烈下令杀死了卢世荣。

其实，卢世荣所行理财措施大有可取之处。他确实死得有些冤枉，卢世荣是朝廷中义理派同功利派斗争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