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蹈覆辙亦丧身

自阿合马被杀到卢世荣下台，看上去是汉人儒臣集团与阿合马党羽组成的色目官僚集团的相互倾轧和斗争，汉法派与回回法派(色目法派)之间的斗争。实际上，汉法派中有蒙古人和色目人，回回法派中也有汉人和蒙古人，因此上，也可以说是义理派与功利派的矛盾和斗争。

卢世荣下台，以真金为首的义理派官员又一次获得胜利，由真金荐用的御史中丞郭佑入居中书，义理派官员再一次占据主导地位。

这一派官员以真金为领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真金一身，希望真金代表他们的利益主掌国家大权。

所以，他们在同卢世荣斗争胜利之后十分得意，开始积极筹划拥立真金继位。

其时，忽必烈已年近古稀，加之中年总有足疾，行动不便，宰相和大臣常常不得相见，只好向南必皇后奏事(真金之母察必皇后于1281年病死，弘吉利氏南必在1283年被立为后)。

江南行台监察御史就以此为借口，上章说忽必烈春秋已高，宜禅位于皇太子，并建言南必皇后不得干预外朝政事。江南行台欲逼迫忽必烈退位，其事非同小可，真金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十分恐慌。

当时，御史台中的汉人御史全部空缺，担任都事的汉人尚文深感此奏关系重大，不敢上达，偷偷地压了下来。

反真金的阿合马党人答即古阿散闻听此事，就上言忽必烈说，海内钱谷，省、院、台内外监守，上上下下，皆有欺瞒，请求检查内外百司吏案，以理算“天下埋没钱粮”。

答即古阿散名义上请求理算积年钱谷，实际上是想查抄此份奏书，以倾陷真金。忽必烈不明真情，觉得理算积年钱谷甚有意义，当即批准，下令诸司，不得沮格。

于是，答即古阿散乘机查封御史台案卷，开始查抄此份奏书。尚文偷偷将此奏藏匿起来，答即古阿散查抄不到，便公开索要。

尚文偷偷请准于右丞相安童和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谎称没有此奏，拒不付予。答即古阿散无可奈何，只好向忽必烈明奏。忽必烈一听勃然大怒，命令大宗正薛彻干前往索取。真金非常害怕，不知道如何才好，安童与玉昔帖木儿也束手无策。

唯独尚文还保持冷静，他向玉昔帖木儿献策说：答即古阿散查抄此份奏章，“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流毒天下之民，其谋至奸也。”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把此份奏章交出来。

实际上，答即古阿散是阿合马的余党，“赃罪狼籍”,随手撮拾，即可置其于死地，为今之计，“宜先发以夺其谋”。尚文建议玉昔帖木儿与丞相安童商议，共同面奏忽必烈，揭发答即古阿散等人的罪行，以攻为守，可以渡过这次危机。

玉昔帖木儿认为这是一条好计，急忙找到安童，抢先以答即古阿散的罪状入奏。忽必烈听后怒气未消，指着他们两人说，你们难道就没有罪吗?安童镇静地说：“臣等无所逃罪，但此辈名载刑书，此举动摇人心，宜选重臣为之长，庶靖纷扰。”经再三劝说，忽必烈的怒气才稍稍消释。这时，又有人揭露答即古阿散收受贿赂等罪行，经调查，情况属实。于是，忽必烈将答即古阿散及其党人坐奸赃之罪处死。

一场风波虽然平息了，但真金经此一吓大病不起，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十二月，忧惧病死，年仅四十三岁。

真金一死，朝廷中汉法派(主要指义理派)势力大为削弱。色目(主要指功利派)势力有所回升。这时，朝廷财政还是入不敷出，亟待经理。

忽必烈有些束手无策，于是，又想任用桑哥帮助他理财，以解决朝廷的财政危机问题。

至元二十四年(1287)闰二月，忽必烈采纳麦术丁建议，重新设置尚书省，主持理财，以桑哥、铁木儿为尚书省平章政事，阿鲁浑撒里为尚书右丞，叶李为尚书左丞，马绍、忻都为尚书参知政事。其中，叶李为南人，马绍为北方汉人，其余主要是色目人。这是一个色目人占优势的班子。

同时，忽必烈又改中书六部为尚书六部，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桑哥主持的尚书省控制了朝中主要大权。

桑哥是畏兀儿人(也有人说他是土蕃人),原是国师胆巴的弟子，通晓诸国语言，通过胆巴的关系才得与忽必烈接近，并逐渐得到忽必烈的赏识。至元中，被任为总制院使。就是他推荐的。

史书记载，中书省曾令李留判卖油营利，桑哥毛遂自荐，要代替李留判去卖油。和礼霍孙不同意，说此事“非汝所宜为”,桑哥不服，以至于当堂相殴，并扬言：“与其使汉人侵盗，曷若与僧寺及官府营利息乎?”和礼霍孙没有办法，只好以油万斤交给他去经营。

后来果然获利颇丰，得到一些人的赞扬，和礼霍孙也不得不说：“我初不悟此也。”因此，更加得到忽必烈的信任。

至元二十四年(1287)十一月，忽必烈提拔桑哥为尚书省右丞相兼总制院使。

至元二十六年(1289)闰十月，忽必烈又将中书省保留的对任向的官吏颁发宣敕的权力也并归尚书省，中书省虽然照常设置，但已没有实际权力了。

桑哥所控制的尚书省掌握了朝廷的主要大权。

桑哥主政之后，为解决政府的财政亏空问题，大力度地推行他的理财措施。主要有以下几项：

第一，更改钞法。阿合马为解决政府的财政收入问题，大量印行中统钞，并将各路钞库换到金银以及原来发行纸钞时的钞本银逐渐搬运京师，使民间钞无从兑换，成为无本虚钞，导致钞币贬值，物价飞涨，引起了社会动**不安。

卢世荣理财想解决钞法问题，但因理财不到百天，钞轻物重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政府的财政收入。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桑哥建议更改钞法，得到忽必烈的批准。

至元二十四年(1287)三月，正式颁行新钞“至元宝钞”。至元宝钞分二贯至五文共十一等，每一贯折合中统钞五贯。桑哥发行新钞，是想用新钞代替中统钞，但为了保证社会稳定，允许中统钞和至元钞共同通行，而在通行过程中，通过兑换，一点儿一点儿将中统钞收回。

至元二十六年(1289),桑哥又上奏忽必烈说：“初改至元钞，欲尽收中统钞，故令天下盐课以中统、至元钞相半输官。今中统钞尚未可急敛，宜令税赋并输至元钞，商贩有中统料钞，听易至元钞以行，然后中统钞可尽。”

但桑哥并没有收尽中统钞，终元一代，中统钞始终行用不废。桑哥在发行至元钞时，停止起运各路钞库库银，使钞值稳定了一段时间。至元钞的发行，南人叶李的贡献最大，其想法也是叶李最先提出来的，也是叶李设计的。

第二，理算钱谷。理算是阿合马理财时检查各地钱粮欺隐并追征积欠的一项措施，桑哥又重新拿过来推行。

至元二十五年(1288)九月，桑哥又奏请设置征理司，专门负责理算钱谷，诸司仓库，无不检核。又委派参知政事忻都、参议尚书省事阿散等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肃、安西等六省财赋，每省委派二人，颁给特别印章，并派兵士随从，以备保卫和使令。其余地区也先后派官理算，如湖广委派其亲信要束木等。

理算的范围很广，包括元朝建国以来历年所欠征的赋税。桑哥清理中央和地方各机构的欺隐和积欠应该说是一种可行的措施，但他把打击面搞得过宽，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致使一部分人无辜死亡。

第三，增收赋税。至元二十六年(1289),桑哥向忽必烈建议通过增收赋税的办法解决政府财政收入不够支出的问题。忽必烈表示同意。桑哥增收赋税，也把主要目光放在商业上，以增收商税为主。

在桑哥的策划下，腹里地区的商税增至二十万锭，江南地区商税增至二十五万锭。盐税由每引中统钞三十贯增加为一锭，茶税由每引五贯增加为十贯，酒醋税课，江南增额至十万锭，内地增至五万锭。只输半赋的协济户增收全赋。

此外，桑哥又在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等地创设木棉提举司。每年征收木棉上万匹。又在江南等地调查户口，清理田税，以增加政府收入。

第四，限制对贵族的赏赐。元代对王公贵族的赏赐，耗费很大，是国家财政的一项沉重负担。桑哥希望对此有所限制，节约开支，来解决政府的入不敷出问题。

由于桑哥实行了以上一系列理财措施，多方筹划和搜刮，所以确实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一度补救了政府收入不够支出的问题。

从此，桑哥的声望大增。大都居民史吉等提出要为桑哥立碑颂德，忽必烈听说以后说，“民欲立则立之”,并将其事告诉桑哥，让他欢喜。后由翰林制文，题为《王公辅政之碑》,立于尚书省门前。

然而，桑哥控制朝廷大权以后，横行无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任意调动和任免中央和地方官员，“势焰熏天”,“中外为之不寒而凛”。

他为了获取钱财，不择手段，就连官爵也随意出卖，“则当刑者脱，求爵者得”,“上自朝廷，下至州县，纲纪大坏”。人人言利，鄙视仁义。为了获得私利，“在官者以接刻相尚”,在民者以巧诈骗人为荣，社会秩序大为紊乱。

这种只言财利不言仁义的做法，遭到义理派的反对。尤其是桑哥的一些措施直接触犯了蒙汉豪商的利益，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对。因此，自桑哥理财始，这些斗争就连绵不断，愈演愈烈。

还是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初置尚书省的时候，丞相安童就上奏忽必烈说：“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桑哥，别相贤者，犹或不至虐民误国。”忽必烈不听，坚持用桑哥主掌尚书省。

刑部尚书不忽木，从小就在太子真金的东宫，师事王恂，又从许衡学习儒学，受儒家“仁义”思想熏陶颇深，是拥护真金的汉法派中义理派官员，他反对桑哥只讲财利的做法。

在桑哥处死汉人杨居宽、郭佑时，他曾出面力争，因此桑哥对其极其仇视想方设法想降掉他，桑哥曾乘忽必烈去上都之机，唆使西域商人贿赂不忽木“美珠一箧”,以便借口惩处不忽木，哪知不忽木丝毫未收，桑哥妄图迫害不忽木的阴谋失败了。随后，桑哥又乘不忽木回家吃饭之机，诬“以不坐曹理务”,妄图严加惩处，后经全省官员跪地求情，方才得免。不忽木因此大病一场，桑哥便以不忽木患病为由，罢免了不忽木的官职。

御史中丞董文用亦反对桑哥，常常与其辩论，并密奏弹劾桑哥。桑哥知道以后，请求忽必烈治董文用之罪。忽必烈不同意，说“他是御史，职任所在，何罪之有”。

至元二十六年(1289),集贤学士、江南行台御史程钜夫入朝，上疏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择相，宰相之职，莫大于进贤。苟不以进贤为急，而惟以殖货为心，非为上为德、为下为民之意也。今权奸用事，立尚书钩考钱谷，以剥割生民为务，所委任者，率皆贪饕邀利之人，江南盗贼窃发(指人民起义),良以此也。臣窃以为宜清尚书之政，损行省之权，罢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于国为便。"

公开反对桑哥“殖货”“邀利”。桑哥大怒，奏请忽必烈杀死程钜夫。

这时，忽必烈虽然信任桑哥，但头脑冷静，未按桑哥的意见随便杀人，保证了言路畅通。

中书右丞崔或与中书平章政事麦术丁亦上奏揭发“桑哥当国四年，中外诸官，鲜有不以贿而得者。其昆弟故旧妻族，皆授要官美地，唯以欺蔽九重，胺削百姓为事”。

义理派与功利派的斗争日渐激烈。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初，忽必烈去柳林狩猎，彻里在忽必烈面前“具陈桑哥奸贪误国害民状，词语激烈”。忽必烈听了心中不悦，说他“毁诋大臣”,命令左右打他的嘴巴。

彻里毫不畏惧，冒死进谏说：“臣与桑哥无仇，所以力数其罪而不顾身者，正为国家计耳。苟畏圣怒而不复言，则奸臣何由而除，民害何由而息。”

忽必烈见彻里说得恳切，开始重视其言，于是三次遣人将出使在外的不忽木召来以问究竟，不忽木说彻里所言皆为实情，桑哥壅蔽聪明，紊乱政事，不杀桑哥，深为陛下担忧。反桑哥的官员也乘机纷纷上疏劾奏桑哥，很快形成墙倒众人推的局面。

于是，忽必烈命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等台官勘验辩论，又召御史台和中书、尚书两省官辩论，在辩论中，众口一词，基本上是一边倒，尽管桑哥能言善辩，也无力招架。

其间，忽必烈曾向桑哥索要几颗珍珠。桑哥说“没有”。木八剌沙向忽必烈揭发说，我曾亲眼看见“桑哥家中有一大堆珍珠和珍饰”。建议忽必烈把桑哥留在身边，而后至桑哥家中，拿来一对箱子，“打开箱子，其中有无与伦比的珍珠和贵重物品”。

桑哥见状，开始认罪。

于是，忽必烈下令将桑哥“下狱究问”,推倒大都民所立桑哥辅政碑，又派三百羽林军查抄其家，发现桑哥家收藏的珍宝有宫廷内藏库的一半之多。七月，忽必烈下令将桑哥斩首。接着，其党徒要束木、八吉、纳速剌丁灭里、忻都、王巨济等人也先后被处死。桑哥理财以彻底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