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著锤杀阿合马

因李瓊叛乱之影响，忽必烈认为汉人并不可靠，不可以委以大任，开始对汉人产生猜忌心理，于是逐渐和汉人疏远起来。

其实，忽必烈与汉人疏远还另有原因，更重要的则是汉人儒士本身的问题。

汉人儒士，多数是程朱理学之徒，他们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不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崇尚空谈，不务实际；讲究义理，反对功利，主张“存天理，去人欲”,等等。这种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对人们的影响极为深刻。

这种"仁义"思想，在蒙古初入中原时期，对改变蒙古的杀掠政策以及帮助蒙古统治者确立各项统治制度和政策，都曾起到过积极作用。

但是，形势不断发展变化，汉儒仍然死守着“仁义”思想，反对“功利”,有时就显得特别迂腐和不识时务。

比如，至元十年(1273),忽必烈攻破襄阳、樊城以后，急召姚枢、许衡等人商讨灭亡南宋之事。

当时，灭宋的条件已经具备，应该不失时机地发动灭宋战争。

在朝的文武大臣都看到了这一点，纷纷劝忽必烈及时攻宋，并积极献计献策，以邀功求赏。

唯独迂腐的许衡，死抱着“仁义”思想不放，反对兴师灭宋，他建议忽必烈，"当修德以致宾服。若以力取，必戕两国之生灵以决万一之胜负”,仍然主张“统一天下，以德不以力”。

“统一天下，以德不以力”的仁义道德思想有一定道理，因为光靠野蛮的武力征服是难以统一天下的，必须辅以思想征服及其拉拢招抚等才会奏效。

但把这种思想发展到极端也是不切合实际的，因为光靠仁义道德思想也是不会统一天下的，必须辅以武力征服才能成功。

许衡在元朝具备统一条件的形势下仍然主张以德征服，而反对武力进讨，就像春秋时期的宋襄公一样，讲究的是一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这种不切实际的主张，理所当然地要受到崇尚实际的忽必烈的反对。

再如，至元十二年(1275),南宋首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即将攻破之际，忽必烈命阿合马与姚枢、徒单公履、张文谦等儒臣商讨在原来南宋统治地区实行中统钞法问题。

原来南宋统治地区也发行纸币，称为“交子”和“会子”,统称“交会”。毫无疑问，忽必烈占领江南，就应该用自己的货币中统钞倒换南宋的交会，这应该是一种比较浅显易懂的道理。

可姚枢和徒单公履却反对用元朝的“中统钞”倒换南宋的“交会”。姚枢说：“江南交会不行。必致小民失所。”徒单公履说：“伯颜已尝榜谕交会不换，今亟行之，失信于民。”两人都认为用中统钞倒换南宋交会会导致老百姓不便，给江南人民带来灾难。

其实，当时的情况并非如此，亡宋的交会已形同废纸，如果让交会继续流通的话，不但会给老百姓带来灾难，也不利于巩固国家的统一。因此，忽必烈说：“枢与公履，不识事机。”忽必烈的批评是对的，他毅然决定用中统钞倒换交会，在江南地区推行中统钞法，使江南地区很快稳定下来。

汉儒不仅有时表现出迂腐和无知，更重要的是他们讲求仁义道德，而反对功利，满足不了当时战争不断、百废待兴的金钱需要。

因此，忽必烈开始意识到满嘴仁义道德的汉儒们作用的有限性，对儒士们吟诗作赋、崇尚空谈、不务实际的风习渐渐不满起来。他曾说过，“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充分反映了他的这种思想变化。

汉儒们不能帮助忽必烈解决财政上的巨额需求，忽必烈开始把眼光转到善于经商和理财的色目人身上，在采用汉法的同时又吸收了一些色目法。这样，又引起了汉法派和色目官僚集团的矛盾和斗争，终于爆发了王著锤杀阿合马的事件。

忽必烈对色目法的吸收，是从任用阿合马开始的。阿合马是回回人，出生于中亚费纳喀忒(今乌兹别克塔什干西南锡尔河右岸)。最初服务于蒙古弘吉剌部按陈那颜帐下。

自从成吉思汗娶了弘吉刺部特薛禅之女孛儿台以后，汗族与弘吉剌部就确立了世代为亲的规矩。成吉思汗曾特殊下旨，弘吉剌氏“生女为后，生男尚公主，世世不绝”。阿合马所服务的按陈那颜就是特薛禅之子。按陈有女察必，后嫁忽必烈为皇后(顺圣皇后),阿合马得以随察必入宫，开始接近忽必烈。

阿合马特别善于经商和理财，在和忽必烈的接触中，其才能逐步显露出来，慢慢获得了忽必烈的信任。中统二年(1261),被任为上都同知，次年又受任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开始负责管理财赋。

至元元年(1264),阿合马又升任中书平章政事，掌握了朝中大权，正式开始了他的理财生涯。

阿合马理财，善于运用经商的经验，在结合汉族剥削方法的同时，又采用西域色目人的一些剥削方法，大力进行搜刮。

阿合马理财，主要实行以下几种措施：

第一，整顿税收，实行包税制。为了加强对财政的管理，至元三年(1266),忽必烈在阿合马的建议下，正式设立“制国用使司”作为主管全国财政的专门机构，以阿合马为制国用使司最高长官。

至元十二年(1275),以对宋战争和对北方诸王的斗争，军费不足，以及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经费等，阿合马请求重新设立诸路转运司十一所，并派使进驻京各所，负责整顿税收，筹措经费。

阿合马在整顿税收过程中，在全国推行包税制。包税，也称“扑买”或“买扑”,即将某一地区应交税额，承包给税官。承包税额确定以后，朝廷不再过问征税的方式，也不管他们怎样加税征收，只要各地区按数额上交赋税就行。

这种包税法主要来自西域，宋金时期曾经在矿冶河泊等局部地区实行过类似的包税法，但影响极为有限。

大蒙古国时期，中亚地区流行的这种包税制大量传入内地，窝阔台时，奥都剌合蛮曾经任用色目商人，在各地实行包税。富民刘忽笃马、涉猎发丁、刘廷玉等人曾想以银一百四十万两的数额承包天下课税。阿合马推广此法，为了增加政府收入，谁能增加税额就让谁去办理。

安西王相府官赵炳向阿合马建言，“陕西课程岁办万九千锭，所司若果尽心措办。可得四万锭”。

阿合马即命赵炳负责陕西地区税收。赵炳大肆搜刮。两年以后，京兆等路税收就超过了四万锭，达到了“五万四千锭”。饶州总管姚文龙认为，江南财赋岁可办钞五十万锭，阿合马即任姚文龙为江西道宣慰使，管理江南税赋及茶法。

阿台马推行包税制，确实保证和增加了国家税收。但承包人为了获取利益，常常随意加税，额外多取，这就极大地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

阿合马在推行包税制的同时，对商税也进行了整顿。当时，京师大都有一些蒙古贵族和色目大商人，依仗权势，无所不为，经商拒不交税。阿合马建议：“凡在京权势之家为商贾，及以官银卖买之人，并令赴务输税，入城不吊引者同匿税法。”

忽必烈深表赞赏，并令其制定商税法。至元七年(1270),于是颁行“三十分取一之制，以银四万五千锭为额，有溢额者别作增余”。阿合马整顿商税，并制定商税制度，令富商大贾缴税，这是正确的。

第二，实行盐、铁、药材、茶叶等专卖政策。阿合马理财，规定食盐由国家专卖，不准走私。

中统四年(1263)正月，阿合马请设东平等路巡禁私盐军，查禁食盐走私。

至元十二年(1275),元兵南下，姚枢与徒单公履等上言，建议北盐及药材，可以让老百姓从便货卖。

阿合马不同意，特上奏说：“臣等以为此事若小民为之，恐紊乱不一。”坚持食盐和药材专卖，并建议在南京、卫辉等路籍括药材，在蔡州发盐十二万斤，由政府专卖，禁止私相贸易。

对于金、银、铜、铁等矿冶及其器物制造，更是规定由国家专营和专卖。

中统四年(1263)正月，阿合马就“请兴河南等处铁冶”,后来又推荐礼部尚书马月合乃“兼领已括户三千，兴煽铁冶”,大力发展冶铁业。

阿合马还“榷民铁铸为农器，厚其值以配民”,收购老百姓家中废铁，再加工铸造成农具，加价卖给农民。民间不便买用，阿合马便强行抑配。此外，阿合马还禁止私造铜器等，均由官府专营专卖。

阿合马实行盐铁官营并没有错，历史上自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以来，各个朝代基本上实行官营政策，均收到一定效益。

阿合马所实行官营政策。与历史上不同的是，一切从商人眼光着眼，以获利为前提，因此在经营和专卖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其功利思想也遭到一部分人反对。

第三，理算钱粮。理算也称“拘刷”“根刷”“打勘”等，意思是检查各地官司钱粮收支情况。查其欺隐，追征历年积欠。

阿合马理财，屡次大规模进行理算，特别是统一江南之后，理算更加频繁。阿合马理算钱粮，检查各级官府的欺隐、积欠及贪污等，本身并没有错，只是阿合马及他所任用的理算官员均有一颗商人脑瓜，分赴各地以诛求获利为务，只要给他一些好处，理算即可顺利过关，否则必然要理算个翻天覆地。

因此，各级官员争相贿赂理算官员，使理算活动有名无实，成为额外搜刮的一种手段。

州县上下司务，每年打勘一两次，贿赂归于官长，州县官吏皆以为苦。各级官吏层层搜刮，有如鸬鹚得鱼满颔，即为人索取；鸬鹚再去取鱼，人又来索取。各级官员所获，最后都被阿合马等人索取。

各级官员无所得，继续向下级官员索取，最低一级官员无所取，只好加重对老百姓的搜括。结果，不但未能理算清楚各级官府的欺隐、积欠及贪污，相反倒助长了各级官员的贪污受贿，进一步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

第四，滥发纸钞。中统初年发行中统交钞，以丝或银为本，印数有限制，每年不过十万锭。至元十一年(1274),灭宋战争和平定北方诸王叛乱战争开始以后，阿合马为了搜刮钱财，开始大量印行交钞。增加纸钞的发行量，是政府搜括财富的一种手段，在一定时期内确可以缓解政府的财政亏空。

但纸币大量发行，引起纸钞贬值，物价飞涨，使持币者蒙受巨大损失，导致社会动**不安，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无疑于饮鸩止渴的一种做法，不宜提倡。

阿合马通过以上一系列措施，确实为朝廷搜括到不少钱财，因而得到急需金钱的忽必烈的宠信。忽必烈高兴地说“宰相明天道、察地理、尽人事，能兼此三者，乃为称职”“回回人中阿合马才任宰相”。对阿合马作了高度评价。阿合马依恃忽必烈的信任，专权自恣，“光荣地履行宰相职责约二十五年”。

但是，阿合马大量引入色目人的剥削方法，管理国家像经商一样，追求利润，大肆搜刮，极大地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普遍不满，逐步激化了阶级矛盾。

阿合马还依仗忽必烈的信任，排斥异己，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各个要害部门。

阿合马自恃力量强盛，肆无忌惮地诋毁汉法，贪污受贿，无所不为，又引起了蒙古贵族和汉人地主中汉法派官员的极大不满，他们纷纷起来与阿合马抗争。

中统三年(1262),阿合马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总管财赋，请求将有关事务直接上奏皇帝，不经中书。

忽必烈令廷臣讨论，张文谦坚决反对，说“分制财用，古有是理，中书不预，无是理也”。忽必烈听了张文谦的话，以为很有道理，给予支持，不准阿合马所请。

至元元年(1264),总管财赋的阿合马党徒自相攻击，忽必烈命中书省调查其事，“众畏其权，莫敢问”,中书平章政事廉希宪以与阿合马斗争为己任。“穷治其事”,将调查到的真实情况报告忽必烈，忽必烈下令“杖阿合马”,撤销阿合马所领中书左右部，并入中书省。

至元三年(1266),忽必烈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在阿合马的建议下，设置了制国用使司，总理财政，并以平章政事阿合马兼领使职。

阿合马大权在握，更加变本加利地排斥汉儒官员及倾向于汉法的蒙古贵族。丞相线真和史天泽屡次与阿合马辩论，都被“多智巧言”的阿合马所击败。

大将木华黎四世孙安童以勋旧子弟任中书右丞相，忽必烈令许衡做他的汉文辅导老师，安童又奏请儒臣姚枢入省议事。

阿合马见安童亲近汉儒，大为不满，也想予以倾陷。

至元五年(1268),阿合马奏请以安童为三公，以解除他在中书省的实权。忽必烈将其事交给儒臣们讨论，商挺说：“安童，国之柱石，若为三公，是崇以虚名而实夺之权也，甚不可。”

众人纷纷附合商挺之意，阿合马的阴谋没有得逞。

阿合马想要架空安童的阴谋虽然没有得逞，但其后他奏事不经中书，越过安童。直接向皇帝上奏，安童知道以后非常气愤，他对忽必烈说：“臣近言尚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宜各循常制奏事，其大者从臣等议定奏闻，已有旨俞允。今尚书省一切以闻，似违前奏。”

忽必烈也觉得阿合马太过分了，说：“汝所言是。岂阿合马以朕颇信用，敢如是耶!其不与卿议论非是，宜如卿所言。”

但阿合马擢用私人，仍然“不由部拟，不咨中书”,安童没有办法，只好固请，“自今唯重刑及迁上路总管，始属之臣，余事并付阿合马”。只好向阿合马妥协。

许衡在朝，一直坚持同阿合马斗争。至元十年(1273),朝廷议设行枢密院，阿合马欲以其子忽辛兼掌兵权，许衡再次起来抗争，他认为“国家事权，兵、民、财三者而已，父位尚书，典民与财，而子又典兵，太重”。

忽必烈听了许衡的话，说：“你担心他会造反吗?”许衡回答说，阿合马虽然不反，但这是“反侧之道也。古者奸邪未有不由如此者”。

忽必烈把这些话转告给阿合马，阿合马非常生气，质问许衡说：“公何以言吾反?”许衡回答说：“吾言前世反者，皆由权重，君诚不反，何为由其道?”

阿合马自知无话可答，只好反唇相讥道：“公实反耳，人所嗜好者，势利、爵禄、声色，公一切不好，欲得人心，非反而何。”

虽然汉法派官员纷纷奏劾阿合马“蠹国害民”,但都被阿合马这种巧辩所掩饰过去，阿合马仍然得到忽必烈的信任。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忽必烈身边有影响的汉法派官员，特别是汉法派中的义理派官员，已经日渐减少。

至元十一年(1274),刘秉忠病死；至元十二年(1275),史天泽亡故；至元十三年(1276),赵璧去世；姚枢在阿合马掌权不久就被排挤为昭文馆大学士，主持详定礼仪，退居闲散职位，到至元十五年(1278)离开了人世；同年，董文炳也病死了；廉希宪被罢相闲居以后出放外任，身体欠佳，至元十七年(1280)病亡；同年，窦默、李德辉也进了阴曹地府；许衡在至元十年(1273)因阿合马排挤而被迫辞职还乡，至元十八年

(1281)忧郁而死；王恂也于同年而亡。工部侍郎董文用虽然身体尚好，至元十三年(1276)也被阿合马谗陷，出为卫辉路总管。

这样，在朝廷中的汉法派官员，就只有张文谦、张易、赵良弼及倾向于汉法派的蒙古贵族安童了。

安童身任右丞相，曾对阿合马进行一些牵制，但至元十二年(1275)受命辅助皇子那木罕出镇阿力麻里，伯颜继任为中书右丞相，阿术任左丞相，伯颜和阿术都是武人，长期率师在外，这样，身为平章政事的阿合马便控制了朝中主要大权。

在汉法派官员体弱多病、纷纷亡故之时，身任御史中丞的张文谦成了汉人儒臣的实际领袖，运用手中的监察权力，事事牵制阿合马。阿合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去之而后快，因此，上奏忽必烈，请求罢黜诸道按察司，既可以排除台谏机关对他的牵制，又可以整治一下张文谦，借以动摇张文谦的地位。

张文谦看出了阿合马的阴谋，向忽必烈极陈利害，得到忽必烈的赞许，诸道按察司才得以保留。虽然如此，张文谦深知为阿合马所忌，无力与之抗争，只好上疏求去，后被改任为昭文馆大学士，领太史院事，领导修历工作。

张易、赵良弼见状，知道一时难与阿合马为敌，遂视“权臣(指阿合马)奸欺，结舌其旁，符无与己然者”,委曲求全，保存权位，一时与阿合马相安无事。

这些汉法派官员看斗不过阿合马，只好站到支持汉法的皇太子真金一边，暗中策动真金，企图利用真金的势力来与阿合马抗衡。

真金是忽必烈皇后察必所生长子，早在忽必烈身居藩邸时，就令年少的真金从姚枢、窦默学习儒家经典，又选王恂、李德辉等人为伴读。姚枢“日以三纲王常、先哲格言熏陶德性”。

中统二年(1261),大儒刘秉忠的弟子王恂被提升为太子赞善，中统三年真金被封为燕王，王恂一直给侍左右，王恂亲手撰成一部二十万言的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教材，供真金学习。在汉儒的影响和熏陶下，直金很快成了儒家的忠实信徒。

至元十年(1273),在汉儒的建议下，忽必烈依据汉制，正式册立真金为皇太子。本来，真金对学习汉文化就很感兴趣，自己所取得的皇太子地位又是汉儒帮助的结果，因此，他对汉儒非常感激，更乐于亲近汉懦和推行汉法了，而汉儒们也以真金为自己的靠山，真金与汉儒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

真金被立为皇太子，兼任中书令和判枢密院事，并不掌握实权，难以参与政事。当时规定，中书省和枢密院所议军国大事都是先向忽必烈奏闻，经忽必烈审批后再报告真金，真金对于忽必烈已经作出的决定，尽管有意见也不好提出来，只好默认和服从。

汉儒们觉得这种状况难以同握有实权的阿合马抗争，便积极策划，想方设法让真金出来参决朝政，以裁抑阿合马的势力。

至元十六年(1279)十月，汉儒在忽必烈年事已高、病足而难以行动的情况下，串通太一道教五祖李居寿，借做醮事之机，向忽必烈提出了“皇太子春秋鼎盛，宜预国政”的建议，接着担任符宝郎的近侍董文忠也建议忽必烈改变皇帝御批之后再报告太子真金的办法，实行先启后闻制度，即中书省和枢密院所议军国大事先报请真金审批，然后再奏闻皇帝，如果真金审批不妥，忽必烈还可以诏敕的形式重新裁断。

这种做法并没有削弱忽必烈的权力，倒减轻了忽必烈不少的负担。

因此，忽必烈欣然同意，立即下诏皇太子真金参决朝政，“凡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百司之事，皆先启后闻”。太子先启后闻制度，虽然没有削弱忽必烈的权力，却极大地扩大了皇太子真金的权力，从此，阿合马奏事，必须先经真金批准方能上奏忽必烈，极大地增加了汉法派同以阿合马为首的色目官僚斗争的实力，汉法派同色目派的斗争开始有了转机。

真金在汉儒的影响下，早就对阿合马恨之入骨。

至元十五年(1278),安童荐用的汉人、湖南行省左丞崔斌入朝，“极言阿合马奸蠹”,并说“江南官冗，委任非人”,“阿合马溺于私爱，一门子弟，并为要官”。

忽必烈听了十分生气，命令御史大夫相威、枢密副使孛罗前往调查。调查情况得实，忽必烈下令，汰其冗员，罢黜阿合马亲党，对阿合马是一次不小的打击。

因而，阿合马对崔斌怀恨在心，想方设法陷害。后来，崔斌调任江淮行省左丞，又废除了阿合马的一些弊政。阿合马遂派人搜罗崔斌细事，诬为犯罪，把崔斌处死。

真金听说此事时，正在吃饭，当即放下筷子，急遣人前往相救，但为时已晚，崔斌的脑袋已经落地。

由于真金公开站出来反对阿合马，汉法派势力出现转机，他们开始密谋采取更大行动，以除掉阿合马。

益都千户王著看到阿合马专权暴敛，引起了朝中内外的普遍不满，一个个恨不得杀掉阿合马，遂秘密铸造了一个大铜锤，发誓要锤杀阿合马，为民除害。

王著虽然胆量过人，有古侠士之风，但光靠他一个人也难以完成锤杀阿合马之重任。王著深知这一点，于是与一个名叫高和尚的人秘密结纳起来。

这位高和尚，原来是一位江湖术士，自称有神术，可以役鬼为兵，打败任何敌人。枢密副使张易听说其事，遂向忽必烈建议，请求高和尚出山，帮助朝廷平定北方诸王的叛乱。

忽必烈听信了张易的话，即派遣高和尚随同和礼霍孙前往漠北出征，以试验其神术，王著也被任为千户同往，两人开始结识。

高和尚靠装神弄鬼，怎能击退敌兵?其结果不用说，人们也会知道。

高和尚神术无验，装病家中，他派人去向朝廷大臣说：“我要死了，过四十天后复活。”朝廷大臣半信半疑。正在这时，又有人来告，说高和尚已经死了。

于是，朝廷大臣派人去调查，据说，高和尚像死人一样僵卧家中，他的孩子们则号啕痛哭。人们以为高和尚真的死了。可过了四十天以后，高和尚又出来了，"并且放出消息说，他复活了”。人们都以为高和尚有神灵，争相传颂并前来投拜。高和尚通过这种办法，聚集了不少人。

就这样，王著与高和尚深相交结，并与朝廷一些人取得联系，等待时机，一举杀死阿合马。

至元十九年(1282)三月，按照惯例，离开大都前往上都巡幸，皇太子真金随同前往，阿合马与汉人张易等留守大都。

王著一看时机已经来到，便与高和尚密谋举事。他们计划在十七日晚聚集众人，找一个貌似皇太子的人假扮成真金模样，诈称太子还京作佛事，出其不意，杀死阿合马。

两人商议已定，分遣一部分人前往控制居庸关，另一部分人簇拥皇太子仪仗乘夜入城。

在此之前，他们先派遣二名西番僧前往中书省，谎称太子真金今晚要与国师回城作佛事，传令中书省备办斋品供物。二位僧人到达中书省，负责皇太子宫中警卫的高解，见二人面孔生疏，怀疑有诈，左盘右问，没有结果，仍然将二位僧人逮捕起来，与尚书忙兀儿、张九思聚集卫士，加强戒备。

将及中午，王著又遣崔总管假传皇太子令旨，命枢密副使张易发兵，于当夜赴东宫门前会集。张易即率领右卫指挥使颜义(或作颜进)领兵至宫外，正巧碰到高觸的警戒部队，高觸问：“果何为?”张易神秘地回答说：“夜后当自见。”

高觸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张易才附耳悄悄地告诉高觸说：“皇太子来诛阿合马也。”从张易的回话分析，张易好像参与了这次诛杀阿合马的活动。

入夜，王著派人先行驰见阿合马，说太子马上就要到了，命中书省官员到宫前迎候。阿合马害怕皇太子，不敢疏忽，即派遣右司郎中脱欢察儿等数骑出健德门，远程迎接并观察动静，很快与王著、高和尚的部众相遇，假扮成真金模样的皇太子大声斥责脱欢察儿等人无礼，下令将其杀死。

随后，王著将铜锤藏入袖中，夺马南入健德门，直至东宫西门外。这时，夜已二鼓，守卫东宫西门的高觸、张九思见烛笼仪仗、人马喧嚣而来，正在紧张和恐怖之际，只听一人来到宫门前大呼开门。

高魑、张九思因为听了张易的话心怦怦直跳，甚不放心，二入商议说：“以前太子殿下还宫，必派完泽、赛羊二人先入报信，然后启关。我们只有见到他们二人才能开门，以防不测。"

于是，高大声呼喊完泽二人，不见回音。高觸疑虑加深，对叫关者说道：“皇太子平日未尝行此门，今何来此也?”王著、高和尚一听，知道走错了门，赶紧循垣转趋南门，大声喊开宫门，在宫前下马。

阿合马不敢怠慢，急忙率领中书省官员来迎。伪太子立马指挥，呼省官至前，大声责问起阿合马来。就在伪太子责问阿合马之际，王著从袖中取出铜锤，突然抓住阿合马，高举铜锤，砸碎了阿合马的脑袋。

继而，他们又把阿合马的死党郝祯叫来，当场杀死。又把右丞张惠抓了起来。其他官员见状，莫測其故，谁也不敢说什么。

守卫西门的高觸、张九思见王著一行转向南门，心中疑惑，遂留下张子政等人守门，也骑上快马赶至南门。

当他们二人赶到南门时，烛影下遥见阿合马及郝祯被杀，知道情况有诈，大声喊道：“此贼也!”急令卫士前往捕杀。留守达鲁花赤博敦闻声持梃直前，一梃将伪太子击落马下，卫士弓矢乱发，起事者顿时溃散，高和尚逃走，王著挺身而出，泰然就擒。

当日黎明，中丞也先帖木儿与高觸等人立即驰往上都奏报。忽必烈自察罕脑儿获得大都暴乱的消息以后大为震怒，急至上都，命枢密副使孛罗、司徒和礼霍孙、参政阿里等驰返大都进行查办，很快在高梁河捕获高和尚。判处王著、高和尚死刑，张易也因受起事者调动兵马而同时被处死。

王著临刑时视死如归，大声说：“我王著为天下除害，今天就要死了，将来必定会有人记述我的事迹。”当时，王著只有二十九岁。

这次参加大都暴动的多达数千人，冒充皇太子仪卫的队伍就达八十余人。

这次暴动的组织也很周密，并能窃用皇太子仪仗、印信，使用关防騙开大都城门，调集官员和军队，就连阿合马本人也没有任何察觉，顺利地达到了铲除阿合马的目的。大都暴动，杀死阿合马、郝祯以后，再未乱杀。

这种精心的组织和安排，绝不是一般的下层平民所能做得到的。很可能这次暴动的幕后组织者就是张易，说不定皇太子真金也曾预闻此事。

此事爆发以后，忽必烈以为非同小可，他曾怀疑事变的背后有更大阴谋，甚至怀疑汉人要推翻他的统治。因此，当有人说张易不仅是应变不审遽以发兵，恐怕是位知情者，应该传旨四方时，曾有意应允其请。

但忽必烈毕竟是位了不起的政治家，没有贸然下旨，而是等到弄清事实真相以后再作处置。为此，他特意召见董文忠荐用的儒臣王思廉，避去左右，问道：“张易反，你知道吗?”王思廉回答说：“不太清楚。”忽必烈说：“造反就是造反，还有什么说不清楚的呢?”王思廉慢慢地回答说：“僭号改元谓之反，亡入他国谓之叛，群聚山林贼害民物谓之乱，张易之事，臣实在弄不清楚属于哪一种。"

王思廉实际上是想方设法为张易辩护，暗中寓有张易即使参与杀死阿合马之事也不是造反，仅仅是反对回回人阿合马而已，绝不是反对大汗忽必烈。果然，忽必烈又问起是否反对他的问题来，忽必烈说：“朕自即位以来，如李壇之臣，岂是因为我也像汉高帝、赵太祖那样，骤然得帝位吗?"王思廉回答说：“陛下神圣天纵，前代之君不足比也。”

忽必烈听了以后，十分感叹地说：“朕往者，有问于窦默，其应如响，盖心口不相违，故不思而得，朕今有问汝，能然乎?"

忽必烈说到这里，看了看王思廉，问道：“张易所为，张文谦知道吗?”张文谦早年与张易是同学，二人关系很好，皆与许衡等汉儒过从甚密，因此，忽必烈也怀疑起张文谦等汉儒了。

王思廉明白忽必烈的意思，一口断定说：“张文谦不知。”忽必烈追问：“你怎能证明张文谦不知道?”王思廉回答说：“二人不和，臣所以知道他不知。”

从忽必烈和王思廉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忽必烈不但认定张易参与了谋杀阿合马之事，而且怀疑汉臣是否要推翻他的统治了。

当时，汉臣极力维护其利益，想方设法为张易开脱。就连事先预闻张易所说，“皇太子来诛阿合马”之语的张九思，也找到皇太子真金说：“张易应变不审，而授贼以兵，死复何辞!若坐以与谋，则过矣，请免传首。”真金将这些话转达忽必烈。

忽必烈在查清这些汉人只是反对阿合马，而不是反对他以后，不失时机地采取了缓和汉人舆情的措施，同意将张易的罪状改为“应变不审”,免于处罚，对一些有牵连的人或家属也不予追究，这种做法无疑是正确的。

王著锤杀阿合马事件，正像忽必烈调查结果那样，不是汉人反对忽必烈的斗争，而是汉人反对阿合马专权暴敛的斗争。

实质是朝中汉法派官员反对以阿合马为首的色目派官员的斗争。当时的汉法派，包括倾向于汉法的蒙古贵族都反对阿合马采用回回法大肆搜刮，是汉法派反对色目法派的斗争，确切地说，是汉法中义理派反对色目功利派的斗争。

王著锤杀阿合马，广大汉人拍手称快，消息传开，大都市民无不喜悦异常，人们在歌颂王著侠士之行的同时，纷纷揭露阿合马贪污受贿和卖官鬻爵等罪行，说阿合马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忽必烈得知此情怒不可遏，下令将阿合马剖棺戮尸，从坟墓中把阿合马的尸体挖出来，“在脚下系上绳，拖到市场的‘广场’上，让大车从他身上驶过”,“纵犬食之”。

忽必烈又下令籍没阿合马家财，在搜查其妾住家藏时，“得二熟人皮于柜中，两耳具存”。

忽必烈听说此事气得要死，下令活剥了阿合马的儿子忽辛、阿散等人的皮，把阿合马“四十个妻子和四百个妾分配了”,把“他的财产和家具都充了公”。

忽必烈又下令，原来因向阿合马献纳妻女姊妹而得官者一律罢黜，将阿合马占据的民田归还原主。阿合马的党徒得到了比较彻底的清算。

汉人张易、王著、高和尚等人在同阿合马斗争中虽然死亡了，但最终的胜利还是属于汉法派及以太子真金为首的倾向于汉法的蒙古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