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机应变罢世侯

忽必烈夺取政权、改行汉法期间，蒙古贵族内部改行汉法派和坚守祖宗旧法派的斗争相当激烈，汉人世侯与蒙古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以及汉法派内部义理派和功利派的斗争亦十分激烈，忽必烈夺取政权不长时间，就暴发了李理的叛乱。

李瓊是金末红袄军领袖李全的儿子。李全是金潍州北海(今山东潍坊)人。

金卫绍王至宁元年(1213),蒙古军队进攻山东，其母、兄弟都为乱兵所杀，加上金朝后期统治腐朽，剥削残酷，无以为生，遂于仲兄李福等聚众起义。

次年，红袄军首领杨安儿兵败被杀，杨安儿的妹妹杨四娘子(名妙真)率众来会，两人结为夫妇，继续与金朝统治者进行英勇斗争。宋嘉定十一年(1218),李全率军进入宋境，投靠了宋朝。

第二年，帮助宋朝击败金军，使金兵不敢再犯宋朝淮东。后来，李全又北上驱走金降将张林，占居益都(今山东益都),遂以益都为中心，发展起个人势力来。

元太祖二十一年(1226),蒙古军队进入山东，包围了益都。李全坚守一年以后，兵败投降。

那时，蒙古统治者实行拉拢汉族军阀的政策，遂任李全为山东淮南楚州行省(又称益都行省),专制山东，随即率军南下攻宋。元太宗二年

(1230),攻占楚州，十月突袭扬州失利，次年正月为宋军袭杀。

李全死后，由其妻杨妙真袭职。不久，杨妙真死，蒙古统治者又以李壇袭领益都行省，继续统治益都等地，发展成为专制一方的世侯。

蒙古统治者为了招纳和利用汉族地主武装，进入中原之初，封任了不少象李瓊这样专制一方的汉人世侯，初步建立了蒙汉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

但在权益分配上，双方仍然存在着矛盾。

从汉人世侯方面来看，他们多数想发展自己的势力，成为独霸一方的地方统治者，个别世侯在自己势力强大之后进而想夺取中央政权，成为全国的统治者，在当时兵荒马乱的年代，他们有这些想法也不算奇怪。

从蒙古统治者方面来看，他们是想利用汉人世侯，以帮助他们打天下，当然希望汉人世侯听命于他们，而不希望汉人世侯搞独立王国。因此，双方的矛盾和斗争逐步向前发展。

李壇就是一个想搞地方独立王国，进而想夺取中央政权的汉人世侯。他在自己势力难以与蒙古抗衡的时候表示臣服蒙古，利用蒙古和南宋的矛盾，积极发展个人势力。

因此，他臣服蒙古并非真心，曾多次拒绝蒙古统治者的征调。

蒙哥去世，李瓊更加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他一面利用南宋虚于防守之机，进犯南宋，取涟水、海州等四城(今江苏东海县以东至涟水沿海一带);一面加修益都城防，储存粮草，截留山东的盐课和赋税等，加紧反叛蒙古的物质准备。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帝位，其幼弟阿里不哥也在漠北自立为帝，两兄弟为了争夺帝位大打出手，争战不休。李瓊乘此机会，屡次伪造边警，“恫疑虚喝，挟敌国以要朝廷，而自为完缮益兵计”。

对于李壇的不轨行为，许多人都有所察觉，并向忽必烈做了密报。忽必烈为了全力对付阿里不哥。对其不轨行为隐而不发，相反用高爵厚赏来安抚稳定李壇，以换取这位汉人世侯对自己的支持。

于是，忽必烈破格加封李壇为江淮大都督。李瓊并不满足，又伪称“宋调兵将攻涟水”,“请缮城堑以备”,忽必烈批准了李瓊的请求，下诏“出金符十、银符五授铤，以赏将士有功者，且赐银三百锭，降诏奖谕”。又规定“蒙古、汉军之在边者，咸听节制”。

中统二年(1261)正月，李瓊又诡称获得涟水大捷，上书朝廷，忽必烈又下诏奖谕。“仍给金符十七、银符二十九，增赐将士”。

继而，李壇又“报宋人来攻涟水”,忽必烈又下诏“遣阿术、哈剌拔都、爱仙不花等悉兵赴之”,李壇遂乘机请求“节制诸道所集兵马，且请给兵器”,中书省商议，准备“与矢三万”,忽必烈下诏“给矢十万”。

经过三番五次的要挟，李瓊取得了节制诸道所集兵马之权，得以大规模修缮城垒，自恃兵精粮足，开始积极进行反叛活动。

为取得成功，李瓊积极与朝中王文统交结，并与山东河北等地汉族军阀书信相通，希望取得他们的支持，以收到里应外合之效。

王文统原来是金朝末年的经义进士，但他为学不局限于儒家，其他各家思想兼收并蓄，特别喜欢读那些权术、谋略之书。

金朝灭亡以后，北方知识分子不是投靠蒙古，就是投靠归附蒙古的汉人军阀，而那些归附蒙古的汉人军阀也需要招揽谋士以加强自己的军事和政治势力。

王文统以自己所学权谋之术游说汉人世侯，开始，没有得到汉人世侯的赏识，后来投奔李壇，李壇与其讨论天下大事，非常高兴，当即留为幕僚。

王文统见自己的才学得到李壇的赏识也很高兴，即教李壇借南宋以自重，乘机扩充军事实力，等待时机，以求称王。

李瓊以为王文统才华出众，令其子李彦简从其学习，王文统亦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李瓊为妻，由是，王文统深得李壇信任，“军旅之事，咸与谘决”。

忽必烈即位之前，大力搜罗人才以为己用，刘秉忠、张易等人曾向忽必烈推荐王文统，称他为才智之士。后来，廉希宪、商挺、赵良弼等人也推荐过王文统。

因此，忽必烈刚一即位，就提拔王文统担任中书省平章政事，行中书省事于燕京，主管中原汉地政务。

王文统执政后，参与国家大政方针之制定，颁布一系列条规，以革除赋税、吏治诸方面的积弊，又建议发行中统元宝交钞等。

可以说，中统初年的各项政治经济制度的建立，他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理财方面，既限制了蒙古、色目贵族的任意搜刮，又使国家财政收入大增，保证了忽必烈进攻阿里不哥的物资供应。因而，深得忽必烈的信任，忽必烈曾有意提拔他为丞相，但因他出身布衣，资望不足而作罢。

王文统虽为儒士，但不像一般儒士那样空谈义理，而是讲究理财，注重功利，这种做法遭到义理派儒士的反对。特别是王文统得到忽必烈的特殊信任，更为这些义理派汉儒所不容。因此，他们不断地向忽必烈说王文统的坏话。忽必烈听了很不高兴，因为他很重视讲究理财的王文统，而不重视空谈义理的许衡。忽必烈又曾与姚枢等人讨论天下人才，当论到王文统时，姚枢说：“此人学术不纯，以游说干诸侯，他日必反。”

王文统对义理派汉儒也不满意，曾将张文谦挤出朝廷，又通过忽必烈，任姚枢为太子太师、窦默为太子太傅、许衡为太子太保，外示优尊，实际是不让这些人在忽必烈身边以备顾问。两派之间的斗争在暗中悄悄地进行。

在这种形势下，李壇通过书信往来，联络王文统一起造反。这时，王文统十分矛盾，若不答应李瓊，关于借重南宋、乘机扩充势力、以求一逞的建策又是自己提出来的，不答应李瓊一起叛乱，有点儿自食前言。如果答应和李壇一起叛乱，又觉得对不起忽必烈对自己的信任。

原来向李瓊建策时，他仅仅是李壇的谋士，只从李瓊的发展考虑问题。如今，他已经成了忽必烈的谋士，需要从整个国家的角度考虑问题。

特别是与忽必烈的几年相处，他发现忽必烈确是一位聪睿豁达的难得的君主，有点儿愿意为他服务了。所以，答应与李瓊一起叛乱，实在是对不起忽必烈。因此，对于李瓊叛乱之事，他一时不知如何处理为好。经过反复思量，他决定先不去向忽必烈告发，也不同意李壇立即叛乱，劝他再等几年，意欲拖一拖时间，看看形势再说。

至于山东河北等地汉人世侯，多数人和王文统的态度差不多，原来都曾经反对过蒙古统治，但和蒙古统治者，特别是忽必烈接触以后，觉得忽必烈改行汉法，实行的一系列政策还可以接受，逐步转变了态度，开始愿意和忽必烈合作了。但他们意欲在和忽必烈合作的同时，仍然保持自己的一定实力，任这一点上，又与忽必烈的中央集权有所矛盾。

这些汉人世侯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中，答应与李瓊一起叛乱的人寥寥无几，多数人取观望态度，或者口头答应，而实际上并不参与行动。

这种形势对李瑾并不利，可他利令智昏，自认为有一支五万多人的军队，兵精粮足；有岳父王文统打入中央内部；又娶了诸王塔察儿之妹以结好于蒙古贵族；还有儿子封为平州总管，可为羽翼；又有山东河北等地汉人世侯原来的计划和许诺，觉得自己的力量足可以与忽必烈抗衡了他不顾王文统暂缓举兵的劝告，执意发动叛乱。

中统三年(1262)正月，李壇通知他在朝中为质的儿子李颜简私自逃回，又遣使于南宋，献涟海三城，请求宋人配合支援。

二月，乘忽必烈全力抗御阿里不哥之机，李壇发布檄文，歼灭蒙古戍兵，正式发动了叛乱。

消息传至北方前线，忽必烈马上筹划对策，他问汉人幕僚姚枢说：“如今，李壇发动叛乱，你看如何?”姚枢回答说：“从李壇来说，此行可以有三策。若乘吾北征之隙，濒海直捣燕京(今北京),控扼居庸关，据我于关外，惊骇人心，使中原波动，那是上策；若是与宋联合，据守益都以为持久之计，经常出兵扰我边地，使我疲于往返奔救，是为中策；如果出兵济南，等待山东等地汉族军阀应援，必将束手就擒，是下策。”

忽必烈又问：“如今这个叛贼将实行何策?”

姚枢说：“李瓊必出下策，只能等着被俘。”

忽必烈听后大喜，即刻派遣诸王哈必赤等率领各路蒙古、汉军从北方前线转师而南，前往山东平叛。又以不只爱不干、赵璧行中书省事于山东，予以配合。还命河北诸县皆籍军守城，兵员不足，则括答失蛮(伊斯兰教徒)、畏兀儿、也里可温(基督教徒)等户为兵。全力讨伐李壇。

不出姚枢所料，李瑾果然没有采用姚枢所说的上策和中策，而是按姚枢所说的下策，率兵进据济南。李壇出兵获胜，比较顺利地占据了济南，似乎取得了重大军事胜利，对其夺取政权割据一方信心十足。

当时，李瓊确也投宋请求宋人配合支援，但李瓊投宋并不是出于真心，宋人对其并不完全相信，等到宋人收复涟海后，才封李瓊为保信宁武军节度使，督视京东河北等路军马、齐郡王，又令知淮安州、兼淮东安抚副使夏贵发兵以为应援。

夏贵并不卖力，只在符离、蕲县等处采取观望之策，根本构不成对忽必烈的牵制和威胁。实际上，宋人和李瑾不过互相利用而已。

至于李瓊进据济南所企盼的山东河北等地汉人世侯纷起响应，望穿秋水，也未见一人。

他叛乱起兵，移檄四方以后，响应者之一是太原总管李颜奴哥与达鲁花赤戴曲薛等，他们“颂李瓊伪檄，传行旁郡”,但还没有来得及行动，就被拘捕。

另一响应者是受封为济南公的军阀张荣的儿子、邳州行军万户张邦直兄弟等人，但张荣的孙子、万户张宏却没有响应，当李瓊率兵逼近济南时，张宏就“偕其祖济南公告变京师”。李壇也曾遣使招德州军民总管刘复亨，也遭到拒绝。又遣使招部民卢广，也不成功。

可见汉族地主武装根本没有起兵响应李壇，相反倒与蒙古军联合在一起，共同参加了平定李瓊叛乱的斗争。实际上，李瑾不过是一支孤军。

忽必烈派遣的哈必赤的军队，很快开到山东前线。

四月，忽必烈又增派史天泽到山东节度各路军队，史天泽听说李瓊进据济南，笑着说：“豕突入芝，无能为也。”到了济南，他对哈必赤说：“李瓊诡计多端，又有精兵，不宜同他硬拼，当以岁月毙之。”哈必赤深以为是，于是，“乃深沟高垒，绝其奔轶”,把济南团团围困起来。

李瓊长期被围，内缺粮草，外无援兵，军心涣散，势穷力蹙，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在这种形势下，蒙古军队的汉人将领董文炳又向哈必赤和史天泽提议，暂缓武力进攻，用计擒破李壇，当即获得史天泽批准。

于是，董文炳单骑驱马进抵城下，向李瓊爱将田都帅等人喊话说：“反将只是李壇，你们都是受蒙骗者，只要投降过来，仍然是我们的人，希望你们不要执迷不悟，自取灭亡。”

这种攻心战术果然奏效，田都帅等立时开城投降，城内顿时大乱，七月二十日，李瓊眼看大势已去，于是投大明湖自尽，哪知湖水太浅，未被淹死。

正在这时，李瓊部众奔上前来，李瓊以为他们来救自己，哪知这些人不由分说就把李瓊五花大绑捆缚起来，推推操操，送到蒙古军前请赏去了。

李瓊被押至史天泽军中，受尽折磨后被斩首示众。

史天泽、严忠济都是汉人世侯。很可能他们曾经与李瓊等约定共同起兵，因此，他们害怕李瓊吐露他们之间过去的关系，立刻把他在军前处死了。但忽必烈对此事并未追究。

李瓊叛乱爆发以后，有人向忽必烈告发，说王文统曾经派遣其子王尧与李瓊互通信息，指使李瓊叛乱。

忽必烈立即把王文统叫到面前，问道：“汝教瓊为逆，积有岁年，举世皆知之。朕今问汝所策云何，其悉以对。”

王文统回答说：“臣亦忘之，容臣悉书以上。”王文统写毕，欲上交忽必烈，忽必烈命其读之，其文有“蝼蚁之命，苟能存全，保为陛下取江南”之语，王文统希望忽必烈不要杀他，他可以帮助蒙古统治者攻灭南宋，统一天下。

正在这时，王文统给李壇的三封书信被查获，送到忽必烈手中，王文统一见书信“惊愕骇汗”。

忽必烈指着信中“期甲子”之语，问王文统曰：“甲子之期云何?”王文统回答说：“李壇久蓄反心，以臣居中，不敢即发，臣欲告陛下缚瓊久矣，第缘陛下加兵北方，犹未靖也。比至甲子，犹可数年，臣为是言，姑迟其反期耳。”

忽必烈非常生气，说：“你不要多说了。朕拔汝布衣，授之政柄，遇汝不薄，何负而为此?"乃命左右斥去，绑缚起来。

随后，忽必烈把窦默、姚枢、王鹗、刘秉忠、张柔等人召来，拿出王文统给李壇的三封书信，向他们问道：“汝等谓文统当得何罪?”文臣皆言：“人臣无将，将而必诛。”张柔则大声喊道：“宜剐!”忽必烈又说：“汝同辞言之。”窦默等人异口同声说道：“当死。”于是，忽必烈就把王文统处死了。

忽必烈对王文统私通李壇之事既有清醒的认识，处理又特别谨慎。他听了回回的话，回答说：“昔姚公茂(姚枢)尝言王文统必反，窦汉卿(窦默)亦屡发其奸，秀才岂尽反耶。”忽必烈虽然这么说，但对曾经推荐过王文统的廉希宪、张易、商挺、赵良弼、刘秉忠等汉族文人仍然有所怀疑。

兴元同知蜀地降人费正寅乘机上告廉希宪是王文统在西南地区的朋党，商挺为王文统的羽翼，又引陕西行省都事赵良弼为辅等。

于是，忽必烈下令将商挺、赵良弼逮捕审讯。经审讯和调查，发觉费正寅完全是以私怨主观臆度和诬告，立即宣布商挺和赵良弼无罪，予以释放。被怀疑的其他幕府旧臣也在查明事实真相后解除了嫌疑，并继续受到重用。

对地方汉人军阀与李壇勾通的追究，忽必烈更表现出极大的理智和宽容大度。

在地方汉人军阀中，虽然只有张邦直等人附叛，但与李壇书信相通的汉人世侯不算少数，特别是在金朝灭亡之初，他们互相往来比较频繁，可能有过相约抗蒙之事，因此，才有史天泽军前擅杀李壇之事。

忽必烈清楚地认识到这批汉人军阀，都有一定的政治军事实力，如果处理不好，就会激起他们的反抗，影响他同阿里不哥的斗争以及同南宋的斗争，弄不好，他这个新生政权就有垮台的危险。

经过认真思考，忽必烈决定对这些汉人军阀进行拉拢和安抚，而不去追究他们与李瑾的关系。

忽必烈在追究李瓊叛乱的问题上处理得如此谨慎和宽容，基本上安定了全部汉人官僚，有效地巩固了蒙汉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

忽必烈虽然没有追究与李瓊有牵连的人，但通过李瓊叛乱，看到了集兵权与民权于一身的汉人世侯的危险。大臣们也纷纷上书，“谓李壇之变，由诸侯(主要指汉人世侯)权太重”。于是，忽必烈开始一步一步地剥夺世侯的权力，加强中央集权。

汉人世侯史天泽在李壇叛乱中是一个重点怀疑对象，忽必烈虽然没有追究他以前和李瓊的关系，但对他的猜忌也有所表露，一些大臣更明确地说出了“李壇之变，由诸侯权重”的话，等于向他敲了警钟。

史天泽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为了取得忽必烈的信任，借李瓊叛乱之事，率先上书说：“兵民之权，不可并于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于是，史氏子侄，即日解兵符者十七人”。张柔诸子中，张弘略、张弘范都交出了兵权，严忠嗣也例解兵权，居于家中。

史天泽在汉人世侯当中不但势力很强，而且颇有影响，他这么一带头，就为忽必烈剥夺世侯权力提供了方便。于是，忽必烈开始大幅度地削弱汉人世侯的权力，改革地方政治。

中统三年(1262)十二月，忽必烈下令在各路实行军民分治。原来的世侯之家，集地方军、政、财权于一身，任免属下官吏、生杀予夺，都由世侯说了算，实际上成了地方的小独立王国，这是李壇能够拥军叛乱的主要原因。

有鉴于此，忽必烈规定“各路总管兼万户者，止理民事，军政勿预。其州县官兼千户、百户者仍其旧”,“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军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统摄”。

又规定，“诸路管民总管子弟，有分管州、府、司、县及鹰坊、人匠诸色事务者，罢之”。将世侯大部分管民权及部分管军权收归中央，有效地抑制了世侯的势力。

中统四年(1263)正月，忽必烈为了进一步限制私人的权力，规定诸奥鲁官(奥鲁，意为“老小营”,指征戍军人的家属所在，为管理军需后勤的组织)不再隶属于万户，成立了专领在籍军士家属并负责军需后勤的奥鲁总管，凡奥鲁官内有各万户子弟及私人者，一律罢免。

至元元年(1264)十二月，鉴于李瓊叛乱，廉希宪又上奏说：“国家自开创以来，凡纳土及始命之臣，咸令世守，至今将六十年，子孙皆奴视部下，都邑长吏，皆其皂隶僮使，前古所无，宜更张之，使考课黜陟。”

忽必烈认为廉希宪说得很有道理，立即宣布取消世侯的世袭制，行迁转法。无论是地方的都邑，还是世侯封地，都要通过考核选拔和罢黜官吏，再也不允许世侯自选了。

继而，忽必烈又下令取消汉人世侯的封邑。史天泽将卫州封地主动归还朝廷，张柔、严忠济等汉人世侯的封户也全部改为民籍，归属有关机构管辖。

通过以上措施，忽必烈有效地限制了地方军阀的势力，使汉人世侯威风扫地。地方军阀的势力再也没有能力对抗中央了，忽必烈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

忽必烈在李瓊叛乱期间始终镇定自若，大有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之势，运筹帷幄，指挥有方，短期内平定了叛乱。叛乱以后的善后处理，也表现出极高的聪明和才智，即使蒙汉地主阶级的联合保持下来，亦削弱了汉人世侯的势力，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自己的新生政权。忽必烈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既明智又果断，充分体现了一位政治家风度。历史证明，他当时的做法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