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八达设驿站

大蒙古国时期，烽火不息征战频繁，为传达紧急军事情报，开始设置驿站。

忽必烈统一全国后，为了“通达边情，布宣号令”,把这一制度推行到全国各地，分布区域之广、组织之严密、制度之完整，皆为前所未有。

忽必烈确立的驿站制度，以首都大都为中心，遍布全国各地，四通八达，东北可以通到黑龙江口的奴儿干地区，北方通到叶尼塞河上游吉利吉思部落，西南通到今西藏地区的乌思藏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辖境。

具体做法是在大约每隔五六十里或百数十里的驿路上设置一个驿站，每个驿站由若干站户管理，繁忙的驿站多至二三千户，一般为百余户。驿站备有马匹、车辆、船只、床铺以及各种饮食等。

忽必烈确立的驿站分陆站和水站两种，陆站主要有马站、牛站、车站、轿站、步站等，使用马、牛、驴、车等交通工具，东北地区还有狗站，用狗拉雪橇奔驰在冰封雪盖的大地上，往来运载使者及各种的货物。

水站主要设置在南方沿海地区，以舟船为主要交通工具。

传达紧急军事情报等公事，使者要有圆牌作为乘驿凭证。圆牌也称圆符，专为传递军情等紧急事务而做，由朝廷铸造和掌管。诸王公主驸马以及出征守边将帅和地方官府，亦视其地位或需要颁给若干面圆牌，以备随时差遣，但与朝廷颁发圆牌有所区别。朝廷所遣使者佩金字圆牌，诸王公主和地方官府所遣使者佩银字圆牌。

起初，圆牌上铸有海东青图像，称海青牌或海青符。

至元七年(1270),忽必烈重新改换牌面，不用海东青，改铸忽必烈任用八思巴所创造的蒙古新字，汉语意为“长生天气力里皇帝圣旨：违者治罪”。

如果遇有紧急军事情报，使者包头束腰，带上圆牌，腰系小铃，乘上快马，用最快的速度奔向下一个驿站。

下一个驿站的站户，听到铃声，马上穿戴整齐，扎好铜铃，备好良马，等到使者飞驰而来，立即接过文书和圆牌，打马飞驰至下一站。

路上行人和车辆见到圆牌或听到铃声，应立即让路。

使者如果遇到所乘马匹疲乏或其他障碍时，可以在路上夺取马匹，所有人不得抗拒。这样，使者就可以经常得到良马以供奔驰。如果此辗转传递，军情战报等紧急公事就可以惊人的速度传到指定地点。

一般公事差遣人员，不持圆牌，主要持“铺马圣旨”,或“札子”作为凭证，各驿站也必须供给马匹和饮食等。

同驿站相辅而行的，还有急递铺，每隔三里、十里、十五里或二十五里设置一铺，每铺置铺卒五人，用徒步奔跑的形式传递朝廷及州县的军政机要文书和其他紧急文书。

凡传递省、台、院及边关紧要文书，用木匣封锁，用黑釉红字书写号码并标明发送承受衙门及入递时刻，随到随送。

一般公文则按所投下处分类装封，每件系一牌，用绿釉黄字书写号码。

在传递紧急文书时，铺卒腰系革带，上悬铜铃，用最快的速度跑向下一铺，下铺的铺卒听到铃声，马上扎好腰带和铜铃，在铺前等候，等到上铺铺卒来到铺前，立即接过文书奔向下一铺，下一铺亦如此接递。

铺卒经过之处，车马行人都要让路。夜间要手持火炬，照常奔跑。按照此种方式传递，每昼夜需行程四百里或五百里，紧急文书，一昼夜要行十日之程，“百日路程之文书消息，十日可以递至”。

元世祖忽必烈通过四通八达的驿站，及时传递了军政机要文书，了解了边疆情况，迅速传递中央的号令等。

后来，驿站又发展成为运送货物的重要交通运输线，对促进中央和地方的联系以及经济文化交流等，起到了重要作用。

忽必烈完善的这种驿站制度，对当时的俄罗斯、波斯、埃及等中亚、西亚诸国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俄罗斯竟沿用了数百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