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特权立新法

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之时，曾依据蒙古习惯法，将他历年颁布的法令、训言等整理成为《大札撒》,被蒙古后人奉为祖宗大法。

蒙古入主中原以后，并未颁布过正式法律。官吏断理狱讼，在金朝旧地汉人和女真人中间仍然沿用金朝的《泰和律》,并结合一些蒙古法进行比附和变换；在蒙古人中间，仍然沿用成吉思汗时期制定的《大札撒》。

忽必烈即位之后，力图短期内改变法律混乱的状况，于中统二年(1261)八月，令杨果草拟了条格。史天泽、刘肃、耶律铸等人都参加了制律工作，史天泽曾上《省规十条》,耶律铸于至元元年(1264)“奏定法令三十七条”,同时又发布了一系列条格、条画等。

这期间的立法活动，重点在制定官典和官规方面，主要比附金朝《泰和律》而行。

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国号为元，为示政权处于正统地位，下诏禁行金《泰和律》。

随后，令伯颜、和礼霍孙等依据姚枢、史天泽等人所定条格，重新修律，至至元二十九年(1292),由中书右丞何荣祖等人修成《至元新格》,颁行天下。

自此，蒙元初期无法可检、无法可守的情况有了改变。

根据后来颁行的《大元通制》及《元典章》等法律文件，再结合其他史料分析，可以看出忽必烈的一些立法思想及其法律规定的。其中,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忽必烈主张使用刑法要谨慎，不能出现差错，并标榜轻刑，以示自己的宽容态度。其二，忽必烈时期立法，因民族而异，蒙汉不同，具有民族歧视性质。

蒙古族是一个发展比较晚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以至风俗习惯等都与汉族有很大区别。他们进入中原地区以后，还想保持本民族的风俗习惯，想以统治民族高人一等的姿态出现，因此，在元初立法时，“南不能从北，北不能从南”,无法制定出一部全国统一的法律。

在这种情况下，忽必烈采取因民族而异的政策去立法和执法，这就出现了蒙汉异制的法律，具有一定的民族不平等及民族歧视性质。

在法律权利方面，南人与汉人享受不到蒙古人所具有的政治权利，连起码的人身权利也得不到保障。

当时规定，蒙古人和汉人犯法分属于不同机构审理，蒙古人犯法归大宗正府审治，汉人犯法则归刑部。

在量刑上也不平等，法律规定，如果汉人与蒙古人发生冲突，蒙古人打了汉人，汉人不得还手，只能指出见证人，告官审理。

蒙古人若因争吵或乘醉打死汉人，只罚凶手出征并付给死者家属烧埋银(埋葬费)就算了事。

如果汉人杀伤蒙古人，虽有理，也要处以死刑，并照赔烧埋银。

如果蒙古人犯盗案不必在臂上刺字。而汉人犯盗案则要在臂上刺字，等等。

忽必烈时期的法律，允许蒙古贵族占有大量奴婢，并肯定他们掠占奴婢的合法性，规定奴婢的子女永为奴隶。

蒙古贵族在军事征服期间，大量掠夺汉人，变成个人私有奴仆，称为“驱口”。法律规定，驱口与钱物相同，属于主人。后来规定，罪犯家属也要没为官奴婢，使奴婢数量不断增加。

元初法制未定时，如果奴婢有罪，主人可以随便杀死。后来制定了法律，也规定了奴婢犯罪交官审理，主人不得擅杀，但同时又规定，奴婢殴打谩骂主人，主人打伤奴婢并致死，免罪。就是故意打死奴婢者，也不过杖八十七下而已。主人还可以随意**女奴及奴妻，要是奴婢、驱口对主人怒骂、控告主人(除谋反外),也要处死刑。

这些都是为了维护蒙古族特权利益而制定的，或是受其影响而残留下来的不平等的、落后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