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鼎新政治重汉化 权衡利弊行汉法

蒙古大军三次西征，灭金取宋，经略区域不断扩大。忽必烈在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期间，为取得诸王的支持，承认了别儿哥对钦察汗国、旭烈兀对伊利汗国地区的统治权。

这样，忽必烈所直接统治地区就限于蒙古草原和原来夏金宋统治地区了。

尽管如此，疆域仍然十分辽阔，超过汉唐。

在这样辽阔的统治区域之内，生活着蒙古族、西域各族、汉族等民族人。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风俗习惯及生活方式不尽相同。

蒙古草原地区有蒙古的统治制度和方法，西域和中亚地区有色目人的统治制度和方法，金宋地区有汉人的统治制度和方法。

忽必烈夺取政权以后，应该采取何种统治制度和方法，以巩固其统治，这是摆在忽必烈及其谋士们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并且十分紧迫的问题。

郝经认为，在忽必烈统治区域之内，不管地域大小，还是经济文化的先进程度，汉地都占据中心和主导地位。所以，统治制度和思想都必须从草原本位向汉地本位转化，必须采用汉法。

中统元年(1260),郝经曾上书忽必烈，建议忽必烈树雄心，立壮志，大有作为于天下，应该“为人之所不能为，立人之所不能立，变人之所不能变”。

郝经说，蒙古灭金以后，占据大量汉地，把汉地原来的统治制度都打破了，但新的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出现一片混乱。

“于是，法度废则纲纪亡，官制废则政事亡，都邑废则宫室亡，学校废则人材亡，廉耻废则风俗亡，纪律废则军政亡，守令废则民政亡，财赋废则国用亡，天下之器虽存而其实则无有。”

为今之计，应该“大为振澡，与天下更始”,尽快确立统治制度和政策。

郝经认为，应该“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立政安民，成一王法”。郝经说：

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参用汉法，至孝文迁都洛阳，一以汉法为政，典章文物，灿然与前代比隆，天下至今称为贤君；王通修《元经》,即与为正统，是可以为鉴也。

金源氏起东北小夷，部曲数百人，渡鸭绿，取黄龙，便建位号，一用辽宋制度，取二国名士置之近要，使藻饰王化，号十学士。

至世宗与宋定盟。内外无事，天下晏然，法制修明，风俗完厚，真德秀谓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天下亦至今称为贤君，燕都故老，语及先皇者，必为流涕，其德泽在人之深如此，是又可以为鉴也。

今有汉唐之地而加大，有汉唐之民而加多，虽不能便如汉唐，为元魏、金源之治亦可也。

郝经认为，北魏和金人能够确立中原统治，就是因为他们“以汉法为政”“用辽宋制度”,所以建议忽必烈以北魏和金朝为楷模，采用汉法以确立其统治制度和政策。

郝经这里所谈的采用汉法，主要指“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对于唐宋和辽金制度并非全盘照搬，而应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有所选择地择优吸收。

同时，对于蒙古旧制也不全盘排除，“国朝之成法”中的有益成分也应该保留，但在蒙古成法和汉法中，应该以汉法为主。郝经的这种思想应该是正确的。

对于采用汉法问题，当时是一场深刻变革，阻力很大，因此，郝经要求忽必烈下大决心，“断然有为”,“奋扬乾纲，应天革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

许衡在至元三年(1266)上《时务五事》,指出“国朝土宇旷远，诸民相杂，俗既不同，论难遽定”,但“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耆，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其他不能实用汉法旨，“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昭可见也”。

如今，“国家仍处远漠，我事论此，必如今日形势，非用汉法不宜也”。许衡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认为忽必烈必须采用汉法，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许衡也知道要那些守旧的蒙古贵族“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他建议忽必烈不要采取骤变的方法，而要采取渐变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加以改变。

许衡举例说：“寒之与暑，因为不同。在寒之变暑也，始于微温，温而热，热而暑，积百有八十二日而寒气始尽。暑之变寒，其势亦然。山木之根力可破石，是亦积之之验也。”主张采用汉法也要像寒之易暑一样，“渐之摩之，待以岁月，心坚而确，事易而常，未有不可变者”。计划用三十年的时间，完成汉化改革。

至元元年(1264),徐世隆上奏，“陛下帝中国，当行中国事”,亦建议忽必烈采用汉法。

忽必烈早年在漠北藩邸时就开始接触汉族士人，并通过这些汉族士人了解一些汉法，至他主管漠南汉地军国庶事时，便开始采用汉法试治邢州、关陇和河南地区，几年的实践，卓有成效，使他进一步认识到汉法的优越性，曾暗暗下定决心，等将来夺取汗位，一定采用汉法。

如今，忽必烈真的当上了整个中国的大皇帝，郝经、徐世隆、许衡等人纷纷向他建议采用汉法，君臣们不谋而合，忽必烈非常高兴，更加坚定了采用汉法的决心。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在开平即位，发布了由王鹗起草的即位诏书，明确表达了他准备采用汉法的思想。

忽必烈在即位诏书中讲述了群臣拥戴以及他应该即位的理由，还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路线。

他认为，蒙古自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以来，“武功迭兴，文治多缺”,其武功确实是前无古人的，但是，以马上取天下，而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缺少文治对巩固统治是相当不利的。

因此，忽必烈表示要“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就是要改革当时政治，采用汉法，确立一代之规。

忽必烈在这里表示的采用汉法，并不是全盘汉法，而是对汉法有选择地吸收。

同时，对于自己的祖宗之法，也不一概排斥，而是有选择地保留，这就是他所谈的“祖述”之意。

应该说，忽必烈这种在“祖述”基础上采用汉法的思想，基本上与郝经等人的思想相一致。

毫无疑问，在学习他人经验之时不应该不加选择地全部吸收，而应该学习那些先进的东西。

对本民族的东西也不应该全部抛弃，只能抛弃那些落后的东西，而对一些代表本民族的优秀的东西予以保留，这才是正确的。

因此，忽必烈的“祖述变通”思想不应该否定，只是他在后来的实践中，对本民族中有一些该保留的优秀东西没有保留，有一些该抛弃的东西没有抛弃，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些遗憾。

蒙古最初纪年没有使用年号，成吉思汗时，用十二生肖纪年，如鼠儿年、羊儿年，等等。

窝阔台以后，虽然进入中原地区，也没有采用汉法使用年号纪年。

1260年，忽必烈继承汗位以后，学习中原王朝传统的年号纪年方法，正式建元“中统”。“中统”是“中朝正统”的意思，表明忽必烈要继承中原王朝的正统，是忽必烈采用汉法的重要一步。

忽必烈在《中统建元》诏书里，再次表示，要“稽列圣(指蒙古历代大汗)之洪规，讲前代(指汉族封建王朝)之定制”,重申了他的“祖述变通”的改革思想。

同年十二月，忽必烈再次颁布诏书，说“祖宗以武功创业，文化未修”,宣布他要“鼎新革故，务一万方”,要积极进行汉化改革。

1264年，忽必烈又取汉族儒家经典《易经》“至哉坤元”之义，改年号为“至元”。

1271年，又取《易经》中“大哉乾元”的意义，将原来“大蒙古”国号改为“大元”,用汉族儒家思想表示国家极其广大。

忽必烈在《建国号诏》中说：“我太祖圣武皇帝(指成吉思汗),掌握了天符崛起于北方，以其神武而成帝业，他的威名震天动地，帝国范围之广，自古以来未曾有过。最近，耆老们纷纷奏章申请说：‘大业既成，宜早定鸿名’。我想这从制度上来说是当然的。故决定建国号曰‘大元’,这是取《易经》‘乾元’的意思。”

忽必烈在这个诏书里进一步重申了他建立元朝，是历史上中原王朝的继承，并采用汉法建立了他的国号和年号。

忽必烈在建立年号和国号之时，又将都城移至汉地。

中统四年(1263),忽必烈将开平升为都城，定名为上都。

至元元年(1264)又升燕京为中都。

至元四年(1267)始于中都旧城东北建造新城。

至元九年(1272)将正在修建中的新城，包括中都，改名为大都，定为正式首都。

忽必烈定都汉地，是他采用汉法的表现，亦方便了对全国的统治。在礼仪制度方面，忽必烈开始学习中原的风俗习惯。

至元三年(1266)开始在中都设立太庙，祭祀祖宗。至元八年

(1271),忽必烈又“命刘秉忠、许衡始制朝仪。自是皇帝即位、元正、天寿节，及诸王、外国来朝，册立皇后、皇太子，群臣上尊号，进太皇太后、皇太后册宝，暨郊庙礼成、群臣朝贺，皆如朝会之仪。而大飨宗亲、锡(赐)宴大臣，犹用本俗之礼为多”。

忽必烈所定礼仪，保留有部分蒙古族旧礼，但大部分已采纳中原汉人的礼仪制度，可以说这是一项重大改革和进步。

忽必烈在汉族儒士的帮助下通过自己的多年实践，明白了“必行汉法，乃可长久”的道理，因此，他刚刚即位，就大刀阔斧地改革蒙古旧制，全面采用汉法。

这种做法与蒙古旧制大相径庭，激起了蒙古守旧贵族的强烈不满，他们遣使入朝，指责忽必烈说：“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

面对蒙古守旧贵族的诘难，忽必烈毫不动摇，他一边派出使者进行解释，争取各方面的舆论支持，一边置之不理，继续进行他的汉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