敛锋退居藩邸

志向宏伟、胸怀天下的忽必烈，在汉族谋士的帮助下意识到汉地雄厚富庶的政治经济力量，在整个蒙古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因此，他及时改革蒙古旧俗，学习汉法，把自己的统治中心移到汉地，用汉法治理汉地，保证了自己的经济实力，也赢得了汉人的广泛支持，声望日隆。

随着忽必烈势力和声望的提高，尤其是忽必烈采用汉法，使那些习惯于随意勒索的蒙古、色目贵族难遂其愿，堵塞了他们的财路，因此，他们对忽必烈极度仇视。

1256年，有人在蒙哥汗面前告发忽必烈及其幕府人员。

有人对蒙哥汗说：“忽必烈的‘王府碍中土心’,他们抛弃了蒙古祖宗之法，采用汉法，深得中原汉地知识分子的拥护。汉地人们把忽必烈称为‘贤王’,把他看成是‘中国之主’,并愿意为他效力。”

这些人带有煽动性地挑拨说：“他们把忽必烈看成是中国之主，那么，大汗您应该往哪儿摆呢?不是根本没把您放在眼里吗!"

蒙哥汗对于忽必烈势力的发展及其得到汉地人们的拥护早有耳闻，但没有想到自己的亲弟弟会威胁自己的汗位。今天听了这些人添枝加叶的谗言，心里为之一动，随着谗言的恶毒和深化，他的心灵有些震颤了，有点儿不敢往下想了。

就在蒙哥思绪不定的时候，又听有人说：“忽必烈‘王府诸臣多擅权为奸利事’,总是同大汗争夺财权，他们收买了您手下服务的侍臣塞坚旃，偷偷把大汗国库里的钱财供应忽必烈。他们在掌管陕西、河南、邢州等地期间，也把应该归属大汗的一些税收擅自送往忽必烈幕府。”

这些告发忽必烈及其幕府人员的人，一类是蒙哥的“宗亲”;一类是掌握天下财赋的“奸臣”。

他们嫉妒忽必烈的声望，也痛恨忽必烈堵住了他们乱收赋税的财路，喋喋不休地向蒙哥告状。

最初，蒙哥没太在意，后来听到这些人说忽必烈声望日高会夺去他的汗位时，心已被震动，又听说忽必烈及其幕府人员随便截留他的税赋，愤怒之情再也按捺不住，立即叫来亲信大臣阿兰答儿、刘太平、囊加台、

脱因等人，让他们前往陕西、河南等处忽必烈治地理算(检查核算)钱谷。蒙哥特任阿兰答儿为行省丞相、刘太平为参加政事，授予生杀大权，要对忽必烈幕府人员严厉打击。

阿兰答儿等人到达河南、陕西以后，搜罗酷吏组成钩考局，大行钩考(检查考核)。受审查的主要是忽必烈所创设的陕西宣抚司、河南经略司等机构的大小官员。

阿兰答儿等人把这些官吏召集起来，宣布一百四十二条条例，然后对他们逐一进行审查。

同时，大开告讦之风，对忽必烈任用的官员，罗织罪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宣称，除了处罚史天泽、刘黑马需要上奏大汗以外，其他官员都可以不经请示大汗，立即处死。

阿兰答儿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们“恣为威酷，盛署械人炽日中，顷刻即死”,随意罗织罪名，严刑拷打，当时，陕西宣抚司官吏死于酷刑者就达二十余人。

阿兰答儿等人秉承蒙哥旨意设钩考局的主要目的是夺回忽必烈控制的河南、陕西地区的民政和财赋大权，迫害幕府人员，打击忽必烈的势力。当时，幕府人员都看到了这一点，心知凶多吉少，人心惶惶。

忽必烈见蒙哥设置钩考局，以检查财赋为名，打击幕府人员，知道矛头指向自己。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忽必烈身为藩王，权力有限，调动军马及粮饷的大权都在蒙哥汗手里，因此，断难和蒙哥进行直接较量。忽必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非常忧惧，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谋士姚枢见阿兰答儿拷打忽必烈派出去的幕府官员，并分别予以治罪，知道蒙哥对忽必烈不放心，害怕忽必烈夺去他的帝位，于是向忽必烈建议：“大王长期居住漠南，远离蒙古本土，与蒙古本土的亲人见面时间少，难免疏远，有人离间，会引起大汗疑忌。大汗是君、是兄，大王是臣、是弟，我们不可能同他计较是非。况且，我们远离在外，时间长了必将受祸。为今之计，莫如将家口送往汗廷，做在那里久居的打算，实质是留为人质。然后，您再亲自去朝觐蒙哥汗，向大汗请安。这样，就可以稍稍密切您和大汗的关系，消释大汗对您的猜疑。”

忽必烈正愁无计可施，听了姚枢的话恍然大悟，立即依计带着妻子女儿亲自去朝觐蒙哥。

这时，蒙哥正准备亲自伐宋，已经渡漠而南，来到河西之地。忽必烈先派使臣请示蒙哥，表明朝觐之意。

蒙哥听到这一消息极为紧张，以为忽必烈居心叵测，此来必有阴谋，所以没敢答应。忽必烈见兄长对自己猜忌很深，又一次派遣使臣前往致意。蒙哥汗还是放心不下，命他将家属辎重留下来，单身入觐。

于是，忽必烈派人先行把妻子女儿送到蒙哥处，然后，于当年十一月亲自去朝觐蒙哥。

兄弟二人相见，一时相当尴尬。蒙哥见忽必烈诚心诚意，并无异图，终于动了手足之情，相拥流泪。

忽必烈哽咽着想表明自己的心迹，蒙哥“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兄弟见面之后，蒙哥的疑心略释，决定对忽必烈不予以追究，下令停止对河南和陕西地区的钩考，对忽必烈表示宽大。

忽必烈则表示让步，交出了河南、陕西、邢州等地的全部权力，调回自己派出的藩府人员，撤销了邢州安抚司、河南经略司、京兆宣抚司及其所属机构。

其时，又有一位“宗亲”建议说忽必烈刚刚完成平定大理的任务，又得了脚病，应该让忽必烈回家休息。蒙哥虽然和忽必烈见面，表示谅解，消除了一点疑心，但疑心的阴影仍然存在。

蒙哥听了这位“宗亲”的话，顺水推舟，对忽必烈表示关心爱护，让他居家休息。实际上，是为了收回他的兵权。

对于兄长的关心和爱护，忽必烈别无选择，只好以疗养足疾为由，回到家中闲居。

忽必烈身在藩邸，心思天下，与大汗的权威发生了抵触和矛盾，最后，忽必烈以其谦恭忍让保全了自己，避免了一场不测之祸。

从表面上看，忽必烈在这场斗争中处于下风。然而，忽必烈经营汉地多年，势力雄厚，所以他没有放弃控制中原汉地的远大志向，正像他对郝经所说的那样，“时未可也”,“可行之时，尔自知之”。忽必烈正是以退为进，等待时机，以求东山再起。不久，机会便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