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治汉策略

1251年，蒙哥汗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委托给忽必烈掌管，忽必烈在姚枢的提醒下辞去管民权，只掌兵权。

但答剌罕昔里吉后裔请求忽必烈帮助他管理封地邢州(今河北邢州),忽必烈不好推辞，接管了邢州地区民政事务。

第二年，蒙哥汗又把河南地区交给他试治。1253年，蒙哥大封同姓，让忽必烈在南京、关中两地之中择取其一作为封地，忽必烈根据谋士姚枢的意见，挑选了“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陆海”的关中地区。

蒙哥汗以关中地区人户较少，又将怀孟地区加赐给他。于是，忽必烈取得了这三个地区的治民权。

当时，“汉地不治”的现象十分严重。蒙古民族是一个以游牧经济为主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较晚，比中原汉地落后。

他们初入中原之时，只知游牧经济重要，不懂得对农业经济进行利用和保护。因此，兵锋所至，见人就杀，见物就抢，动不动就“屠城”,要把汉族人民抢尽杀光，军队所到之处，吏卒“以杀为嬉”,“不问老幼妍丑贫富逆顺皆诛之”。

他们这样做并不奇怪，他们把中原地区弄得一片荒凉，是为了便于放牧。

至窝阔台继位时，大臣别迭仍然向窝阔台建议说：“尽管我们征服了汉人，却毫无所获，汉人对国家没有用处，不如把他们去掉，让土地上长起繁茂的青草，好让我们放牧。”主张继续实行杀掠和变农田为牧场的政策。

这种做法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汉化了的契丹人耶律楚材坚决反对，他对窝阔台说：“陛下要大举南伐金朝，必须要有军费供应。如果把汉人保留下来，让他们进行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政府向他们征收地税、商税、盐税、酒税和铁冶税等，每年可收入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粮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军事需要，怎能说汉人对国家没用呢?"

窝阔台听了耶律楚材的话，将信将疑地说：“那就请你替我试着去办吧。”于是，委任他管理中原汉地并征收中原地区的赋税。

耶律楚材受命之后设立了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依中原地区生产方式经营管理，大见成效。

后来，窝阔台到云中(今山西大同),耶律楚材把各路征收到的银子和记录各地仓库收藏粮食的帐簿摆到窝阔台面前。窝阔台见到这么多白花花的银子，高兴地对耶律楚材说：“你每天都在我的身边，怎么弄来这么多银子和谷物呢?"

没等耶律楚材回答，又问道：“南国是不是还有你这样的人才?”耶律楚材回答说：“有许多比我还强的人才。”窝阔台很赞赏耶律楚材的谦逊，当天就把中书省的大印交给了他，让其负责中原汉地之事。

耶律楚材管理中原汉地，颁行税法，初见成效。然而，要蒙古贵族“下从臣虏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岂是易事!他们对蒙古旧俗旧制因袭已久，对汉法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百般抵制，所以耶律楚材“欲行其所学，戛戛乎其难哉”,其建策“见于设施者，十不能二三”,他的改革计划很难推行。

元太宗六年(1234),窝阔台灭金以后，以失吉忽秃忽为中州断事官，在燕京设立官署，总领中原汉地行政、法律和赋税等。从此，耶律楚材失去了主管汉地都邑财赋的实权。

1239年，回回大商人奥都剌合蛮扑买中原汉地课税，以银四十四锭为额，加倍搜刮。窝阔台以其搜刮有道，命他担任提领诸路课税所之官，控制了汉地财赋大权，耶律楚材所定税制全被破坏。奥都剌合蛮总领财赋，实际上是大肆搜刮，随意“增办”课税，不仅将扑买所增税额完全转嫁到人民头上，而且额外多取，从中牟利。

元太宗十三年(1241),窝阔台又任花剌子模商人牙老瓦赤为中州断事官，赋予更大权力。

脱列哥那称制时期，牙老瓦赤被排斥去职。奥都刺合蛮以贡献金帛博得脱列哥那的欢心，取代了牙老瓦赤中州断事官的位置。

脱列哥那甚至授予御宝空纸，使之任意填写，随意敲诈汉地人民。贵由即位后，杀奥都剌合蛮，仍然任用牙老瓦赤主管中原汉地政刑财赋。贵由死后，政局更加混乱不堪，诸王后妃贵族等乘机大肆搜刮，他们“遣使于燕京迤南诸郡，征求货财、弓矢、鞍辔之物，或于西域回鹘索取珠玑，或于海东楼取鹰鹘，马日骑络绎，昼夜不绝，民力益困”。中原汉地很大程度上遭受到极大破坏。

忽必烈在这种形势下，受蒙哥汗之任管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的。在金莲川幕府谋士的帮助下忽必烈决心采用“汉法”治理汉地，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效果显著改变了邢州、河南和关中三个地区的面貌。

邢州是答剌罕昔里吉后裔的封地，地当驿路要冲，其地官府征敛无度，使臣往来也随意勒索，人民不堪欺辱和饥饿，相继逃往外地谋生，由原来的一万户很快下降到五七百户。

答罕剌面对这种形势，一筹莫展。

1251年，听说忽必烈来漠南汉地主持军国庶事，赶忙派遣使者央求忽必烈选任良吏进行抚治。

忽必烈立即奏准设立邢州安抚司，以脱兀脱和张耕为邢州安抚使、刘肃为邢州商榷使，前往治理。

张耕和刘肃主张用“汉法”治理邢州，脱兀脱则勾结被罢黜的旧臣，阻挠新政，安抚司长官赵良弼将此事驰告忽必烈，忽必烈当机立断，罢免了脱兀脱。

于是，张耕、刘肃、赵良弼等人同心协力，兴办铁冶以足公用，造行纸币以加强商品流通。

又整顿驿站，修造官舍，申严法禁，使文书钱谷奉行严谨，无所奸欺。

不久，流亡者复归。户口因此增加十倍，“邢乃大治”。邢州行用汉法取得明显效果，坚定了忽必烈任用儒生、行用汉法的信心和决心。

河南地区是金末迁都汴京(今河南开封)以后蒙金争夺的主要地区，破坏尤为严重。蒙古灭金以后，旧的制度被打乱，新的制度没有建立起来，人们无章可循，所谓“河南民无依恃，差役急迫，流离者多，军无纪律，暴掠平民，莫敢谁何”。

当时，燕京行省断事官牙老瓦赤和不只儿总领中原财赋，不但不加管理，相反，横征暴敛，比起刘福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这些官员得到蒙哥信任，控制河南地区的行政和财赋大权，忽必烈也无法进行干预和纠正。

于是，忽必烈特意朝觐蒙哥，请求试治河南地区，并且不许牙老瓦赤等人干预河南事务。蒙哥稍稍迟疑之后答应了。忽必烈取得河南地区治理权以后，立即在汴京设置河南经略司，以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使，陈纪、杨果为参议，代表他治理河南。

史天泽是燕京永清人，世为当地豪族，后投降蒙古，以真定为基地，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地方武装。史天泽既有文韬又有武略，在当时很有影响。

杨惟中为弘州人，少侍太宗窝阔台，后随蒙古军攻宋，得名士数十人及大量图书，于燕京建立太极书院，与儒士赵复、王粹等讲授程朱理学，汉文化水平很高。

1256年，蒙哥又将怀孟之地补赐给忽必烈，忽必烈令商挺兼治怀孟，打击豪强，发展生产。

1260年，忽必烈又派幕僚覃澄为怀孟路总管。覃澄在当地开渠，引沁水溉田，讲求农桑种植之利，促进了当地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关于邢州、河南、关中三地的治理，姚枢有一段总结性论述，他说：

“陛下(忽必烈)天资仁圣，自昔在潜，听圣典，访老成，日讲治道。如刑州、河南、陕西皆不治之甚者，为置安抚、经略、宣抚三使司。其法，选人以居职，颁俸以养廉，去污滥以清政，劝农桑以富民。不及三年，号称大治。诸路之民望陛下之拯己，如赤子之求母。”

忽必烈使用汉法治理汉地取得了一定成效，他不但取得了统治汉地人民的经验，也树立了自己的威望，其“爱民之誉，好贤之名”迅速在汉地传播开来，汉族儒士纷纷奔放忽必烈。忽必烈得到了北方汉族地主阶级的拥护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