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师征服大理

元宪宗二年(1252),大汗蒙哥命令忽必烈率兵远征大理。这是忽必烈总领漠南后承担的第一次重大军事征伐。

按照总领漠南军国重事的使命，忽必烈负责经略征伐的目标是整个南部中国。但是，十余年来蒙古军对南宋的进攻，因在江淮和四川遭到顽强地抵抗而举步维艰。

阔端大王对吐蕃的用兵却频频告捷，乌思藏已开始划入蒙古军队的控制范围。

远征大理，从西南包抄夹攻南宋控制区长江中游，于是成为经略南部中国战略计划的一部分，而且是与征服吐蕃相辅相成的部分。另一方面，雄踞西南三百余年的段氏大理国，此时由于国君段兴智孱弱，大臣高氏专权，国势业已衰落。这也是蒙古军发动远征的天赐良机。

忽必烈是夏六月时授钺专征的。

当晚，忽必烈宴请部属侍从，姚枢趁机给他讲起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未尝杀一人的故事。

翌日清晨上路，忽必烈兴奋地在马鞍上向着姚枢大声道：“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吾能为之!"

七月，远征大军从漠北裆牙祭旗出发。遵照蒙哥汗的旨意，全军军事由速不台子、大将兀良合台节制管领，皇弟忽必烈负责居上统辖。

征云南大军有十万之众，大致由兀良合台的蒙古千户军、诸王抄合、也只烈所部军、汉军及王府侍从组成。

随同忽必烈远征的侍从主要有刘秉忠、姚枢、张文谦、廉希宪、贺仁杰、董文用、董文忠、许国祯、赵秉温、郑鼎、解诚、贾丑妮子、孛儿速等。董文用、董文忠兄弟负责督办粮草，赞襄军务。

其兄长董文炳则自率义士四十六人，尾随其后，受到忽必烈的慰劳和褒奖。

忽必烈不让姚枢等侍臣离其左右，临行前还特意把原先姚枢教授皇子真金的任务，转交给留在北方的窦默。

冬十二月，大军浩浩****渡黄河。翌年春，经原西夏盐、夏二州。夏四月，出萧关，驻军六盘山。

京兆雩那县人贺贲修建房屋时从毁坏墙垣中获得白金七千五百两，于是以“殿下新封秦，金出秦地，此天以授殿下”为由，持其中五千两呈献忽必烈以助军。

某军帅怨贺贲不先禀白金而直接献银，将贺贲逮系下狱。忽必烈得知，非常恼怒，下令捕捉该军帅欲杀之，后念其勋旧家世而饶其不死。由此可见，忽必烈对远征大军将帅的生杀予夺权力，却是显而易见的。而主动呈献白金的贺贲，后受到忽必烈擢用，其子贺仁杰也应召进入了忽必烈宿卫。

二十年后的一天，忽必烈把贺仁杰召至御榻前，拿出五千两白银，对他说：“此汝父六盘山所献者，闻汝母来，可持以归养。”

贺仁杰推辞不收，忽必烈不允许。足见忽必烈念念不忘臣下旧日的贡献，且能予以适当报偿，体现了较高的信誉和十足的人情味。

元宪宗三年(1253)八月，忽必烈率大军至临兆。九月，抵忒刺。

随后，兵分三路，兀良合台率西路军，诸王抄合、也只烈率东路军，忽必烈亲自率领中路军。

四川中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仍然被南宋控制，三路蒙古军队只能取道吐蕃东部等人迹罕至的地区，艰难跋涉，部队推进缓慢。

经雪山时，山路盘旋曲折，包括忽必烈在内，都必须“舍骑徒步”。因忽必烈患有足疾，不得不由随从郑鼎等人背负而行。遇敌军据险扼守，郑鼎等人又奋不顾身，力战而败之，受到忽必烈赐马三匹的奖赏。

十月，蒙军过大渡河，又在山谷中行进二千余里，忽必烈率领的劲骑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进入大理境后，行至金沙江畔，忽必烈无限感慨地立马江边巨石之上，俯视波涛汹涌的江水。许久之后经随从提醒，才乘马回归军队。

蒙古军队乘革囊和木筏渡金沙江，逐次攻下了负固自守的许多砦栅。

十二月，忽必烈所率中路军先行包围大理城。兀良合台的西路军亦在攻取龙首关后，抵达大理城下。

大理城倚点苍山，傍洱海，依仗得天独厚的天然条件，相当坚固极难攻克。起初，忽必烈曾派玉律术、王君候、王鉴三人为使者，谕说大理归降，却有去无还，杳无音信。

大理国王段兴智和权臣高祥背城出战，被蒙古军打败。忽必烈下令攻城，还亲自登上点苍山临视城中战况。

是夜，大理守军溃败，段兴智和高祥率众逃遁。忽必烈命令大将也古领兵追击将高祥擒杀于姚州。

蒙古军入城后，忽必烈言：“城破而我使不出，计必死矣。”于是命令姚枢等搜访大理国图籍，搜访之际发现了三使者的尸体。

掩埋三使者尸体时，忽必烈又命令姚枢撰文致祭，以表哀思。另赐民户数十，抚恤死者家属。

见到使者被杀，忽必烈大怒，一度想屠城泄怒。侍从张文谦、刘秉忠、姚枢劝谏说：“杀使拒命者，其国主尔，非民之罪。”忽必烈接受他们的意见，特免杀掠。

还让姚枢尽裂所携之帛为帜，书写止杀之令，分插公布于街衢。这样，蒙古军士一概不敢进城抢掠，大理城民众的身家性命及官民财产才赖以保全。

1244年春，忽必烈班师北返，留兀良合台统兵戍守，又以刘时中为宣抚使，继续经略抚治云南。

随后不久，被俘归降的大理国王段兴智面觐蒙哥汗。在他的协助下，蒙古军队较快地征服了云南全境。

忽必烈远征大理的成功，使蒙古国疆域向西南扩展了一大块，称得上蒙古征服南部中国的一个不小胜利。

它完成了对南宋的战略性迂回包抄，也打开了向南亚、东南亚扩展的通道。

远征大理的成功，使云南“衣被皇朝，同于方夏”,纳入蒙元王朝的直接统治，加强了云南“新民”与蒙、汉等民族的联系，促进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壮大。

远征大理的成功，使忽必烈成为蒙古东方征服的赢家。它不仅让忽必烈在艰苦的征战中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也向黄金家族乃至整个大蒙古国显示了他的军事征服才能。

这对忽必烈在后来的汗位争夺中能赢得相当多蒙古诸王贵族的拥戴，是颇有意义的。

二十余年后，忽必烈本人对征大理之行，一直记忆犹新，非常重视。忽必烈感慨万千说：“昔从太祖饮水黑河(班朱尼河)者，至今泽及其子若孙。其从征大理者，亦朕之黑河也，安可不录其劳?"忽必烈对当年随从征大理的旧臣，一概厚加赏赐。

1304年，元廷还命令在忽必烈曾经登临俯视大理城中激战的点苍山崖上镌刻“平云南碑”,以纪念半个世纪以前元世祖远征大理的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