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藩叛乱

清朝在正式开始撤藩之前，已经逐步削减“三藩”权势，限制其不法行为。

首先，收缴吴三桂的大将军印。按清制规定，大将军权势颇重，系临时性差遣，事毕即解除职务，将军印缴回。可是，吴三桂驻镇云南数载，竟拒而不缴。康熙二年(1663),清廷遣内大臣对住在京师的吴三桂之子额驸吴应熊说：“他日永历在缅，边方多故，故予若父将印，重事权也。今天下大定矣，据之不还何为者?”吴应熊将朝廷之意转达其父，吴三桂不得已，具疏上缴大将军印，但内心对此却很不平静。

其次，裁兵裕饷。早在顺治十七年(1660),有人建议裁减云南绿营兵五分之二，以节约兵饷。吴三桂借口边事未以自固，兵力难减；康熙六年(1667),左都御史王熙又奏请裁响，省额饷百余万。

第三，解除藩王总管云贵两省事务职务。康熙六年(1667)五月，吴三桂以目疾辞云贵两省事务。朝廷立即批准，决定“将该藩所管各项事务，照各省例，责令该督抚管理”。其大小文官亦照各省例，由吏部题授。同年九月，吴三桂党人云贵总督卞三元及云南提督张国柱、贵州提督李本深共同上疏请求云贵两省事务仍交吴三桂管辖，并以“目前边疆叵测可虑”威胁朝廷“收回成命”。朝廷态度非常坚定，并规定，藩王下属人员不得任督抚。翌年冬，卞三元见吴三桂与朝廷矛盾日益尖锐，欲求脱身之计，遂托言母病乞休，朝廷准其离任“回旗养母”,另派汉军正蓝旗人甘文焜继任云贵总督。甘文焜驻贵阳，精练标下官兵，察访山川形势，试图牵制并逐步取代吴三桂。

康熙智擒鳌拜之后，认真学习经史典籍，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三藩”不能与宋初的开国功臣相比，而是属于唐末藩镇一类，势在必除。因此，便加紧进行撤藩的准备工作，如整顿财政，筹措经费；扩编佐领，加强训练，提高八旗兵的战斗力；采取缓和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措施，以争取民心；等等。此外，他还关心因反对吴三桂而遭到处罚的官员。康熙九年(1670),将因揭发吴三桂“阴谋不轨”而被判死刑的原甘肃庆阳府知府博宏烈免死遣戍广西梧州；康熙十年(1671),康熙皇帝东巡至奉天(今沈阳),亲自诏见因劾奏吴三桂而被流徙尚阳堡的郝浴。郝浴向康熙皇帝详细披露三藩为害的始末，康熙皇帝听后为之动容。不久，又有南明遗臣查如龙窜至云南，煽动吴三桂反叛朝廷。此事泄露之后，查如龙被解京处死。从此朝廷对吴三桂的怀疑更深。三藩必撤之势已成，只待有利时机。

真正意义上的撤藩，起自平南王尚可喜奏请告老还乡。尚可喜早在顺治十年(1653)即奏请回京。两年后，再次奏请北迁，请“以山东兖州故明鲁王虚悬地亩拨给耕作，或于辽东旧地筑居安插”。当时因“奥东尚未宁谧”“难以独议迁移”,顺治皇帝未允所请，但答应等天下安定之后再议。康熙十二年(1673)二月，尚可喜年届七十，再次疏请，要求带两佐领官兵作为护随，并藩下闲丁孤寡老弱计男妇两万四千余口，归老辽东；同时，请令其子尚之信袭封王爵，带官兵家口继续镇守广东。显然，这时已与顺治年间不同。康熙皇帝见撤藩时机已到，便于三月二十日降旨，肯定尚可喜欲归辽东，情词恳切，具见恭谨，很知大体的同时，以“广东已经敲定”为由，提出是否撤退全部“王下官兵家口”,即全藩撤离问题，令议政王大臣等会同户部、兵部二部“确议具奏”。议政王大臣等体会皇帝意图，认为应该同意平南王尚可喜的奏请，复归辽东，并未允其子尚之信袭爵镇守广东的请求。尚藩所属左右两营绿旗官兵，经兵部议复，“应仍留广州府，令广东提督管辖”。准尚可喜全藩撤离的诏书，由钦差专程于五月初三送到广州。尚可喜即缮书称谢，陆续题报起程日期。

尚藩撤离，对吴三桂、耿继茂震动很大。他们闻讯之后，立即分别于是年七月三日、九日将撤藩申请送往北京，意在试探朝廷的态度，解除朝廷对他们的怀疑。吴三桂上疏前曾与谋士刘玄初发生一场争论。刘玄初劝阻说：“上久思调王，特难启口，王疏朝上而夕调矣”。吴三桂不听，扬言：“予疏即上，上必不敢调予，具疏所以释其疑也”。然而事情出乎吴三桂所料，康熙皇帝于是年七月初接到奏疏后，即称赞二王“请撤安插，恭谨可嘉”,并以云南、福建“已经敲定”,同意将两藩撤离，令议政王大臣会议。议政王大臣等对迁移耿藩意见一致，认为“福建今已底定。地方有防守官兵，靖南王既请自福建迁移，应将王本身并标下十五佐领官兵家口均行迁移”,但对是否迁移吴三桂却产生了分歧。刑部尚书莫洛、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及苏拜、塞克德等人，同意将吴三桂本身并所属官兵家口均行迁移，在山海关外酌量安插。为保持云南的防御力量，建议暂遣满洲官兵戍守，“俟戍守官兵到日，该藩起程”;大学士索额图等人则认为：“吴三桂镇守云南以来，地方平定，总无乱萌。今若将王迁移，不得不遣兵镇守。兵丁往返，与王之移，沿途地方民驿苦累。且戍守之兵，系暂居住，骚扰地方，亦未可定。应仍令吴三桂镇守云南。”康熙皇帝斟酌再三，仍坚持三藩并撤。满人大学士索额图等人反对吴三桂撤藩，或同意撤而又主张派满兵驻防者，主要是防备他造反。康熙对此已有所考虑，曾说“三桂等蓄谋已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因此，他断然决定撤藩。

同年八月，康熙皇帝分别派遣礼部右侍郎折尔肯、翰林院学士傅达礼去云南，户部尚书梁清标赴广东，吏部右侍郎陈一炳往福建，会同总督、巡抚、提督，“经理各藩撤兵起行事宜”。康熙皇帝深知云南之行多有风险，于折尔肯、傅达礼起程之日，特遣侍卫赐御用佩刀一口，良马各二匹，以示关怀，并壮其势。

康熙十一年(1672)下半年，吴三桂乘云贵总督甘文焜回京葬母之机，已将督标官兵从贵阳调往云南，“而以利啖之，冀为己用”。现在，见世守云南的幻想已经破灭，便决心以武力反抗清廷。折尔肯、傅达礼于康熙十二年九月至滇。吴三桂表面恭顺，答应十一月二十四日起程，背后却加紧谋反进程，“阴与左都统吴应麟、右都统吴国贵、副都统高得捷、婿夏国相、吴国柱谋乱，部署腹心扼关隘，入者听，出者有禁。”是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他集合藩下官兵，当场杀害拒绝从叛的云南巡抚朱国治等人，扣留朝廷使臣折尔肯、傅达礼，自称天下都诏讨兵马大元帅，蓄发易衣冠，帜色用白，以明年为周王元年，标榜兴复明室，起兵反清。

吴三桂在《反清檄文》中宣称：

原镇守山海关总兵官，今奉旨总统天下水陆大师兴明讨虏大将军吴，檄告天下文武官吏军人民等知悉，本镇深叨明朝世爵，统镇山海关。一时李逆倡乱，聚贼百万，横行天下，旋寇京师。……本镇独居关外，矢尽兵穷，泪干有血，心痛无声。不得已歃血订盟，许虏藩封，暂借夷兵十万，身为前驱，斩将入关。不意狡虏遂再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据燕都……本镇刺心呕血，追悔无及，将欲反戈北逐，扫**腥气，适值周、田二皇亲，密会太监王奉，抱先皇三太子，年甫三岁，刺股为记，寄命托孤，宗社是赖。姑饮泣隐忍，未敢轻举，以故避居穷壤，养晦待时，选将练兵，密图恢复。枕戈听漏，束马瞻星，磨砺兢惕者，盖三十年矣。兹彼夷君无道，奸邪高张，道义之儒，悉处下僚，斗管之辈，咸居显职，君昏臣暗，吏酷官贪。……本镇仰观俯察，正当伐暴救民，顺天应人之日也。爰率文武臣工，共勃义举，卜取甲寅年(1674),康熙十三年正月元旦寅刻，推奉三太子，郊天祭地，恭登大宝，建元周启，檄示动布闻，告庙兴师，刻期并发。

这是一篇典型的色厉内荏、期世盗名的伪作，构成其中心内容的所谓“寄命托孤”纯属子虚乌有。其实，吴三桂身旁从来就未曾有过什么朱三太子，翌年元旦亦未“恭登大宝”,而数年之后登基称帝的却是他自己。因此，所谓借兵复仇、兴复明室等谎言不攻自破。尤其不能自圆其说的是他绞杀永历皇帝父子一事。起兵之前，谋士方光琛提起此事，认为“出关乞师，力不足也，此可解。至明永历已窜蛮夷中，必擒而杀之，此不可解矣”。吴三桂在昆明所铸太和宫金殿“三桂听之悚然”,檄文中遂将此事彻底回避。但此事尽人皆知。清廷在发布的《讨吴檄文》中揭露说：“王籍言兴复明室,则曩者大兵入关，奚不闻王请立明裔?且天下大定，犹为我计除后患，剪灭明宗，安在其为故主效忠哉?……为人臣仆，迭事两国，而未尝全忠于一主，可谓义乎?”吴三桂出尔反尔之丑行为天下人所不齿。因此，尽管他在檄文中的“道义之儒”大鸣不平，而道义之儒却无人响应。吴兵进湖南、下衡阳，几次派人往请著名思想家王夫子。王夫子虽然坚决不与清廷合作，亦曾在南明永历政权任职，却坚决反对三桂谋反之举，最后逃往山中躲避。

吴三桂所仗恃的是军事实力。不过，这个充满谎言的檄文也有一定的迷惑力量。吴三桂在起兵前后致书平南、靖南二藩、台湾郑经及贵州、四川、湖广、陕西等地“官吏旧相识者，要约党附发兵”。于是，明朝降清的武将构成了这次叛乱的主力。据统计，参与叛乱的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地方大员共二十六名，其中明朝降清之武将即达二十名。此外煽惑征集云、贵土司苗彝各族兵数万。同时清廷自入关以来忙于征战，尚未顾及吏治之整饬，某些地区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比较尖锐，为叛乱者所利用，从而壮大了反清势力。因此，吴三桂兴兵之后来势甚猛，滇、黔、湘、蜀纷纷响应，“东南西北，在在鼎沸”。吴军主力东侵黔湘，很快便集结十四万兵力；侧翼北攻川陕，亦不下数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