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运筹帷幄，平定“三藩” “三藩”隐患

康熙自亲政以来，除掉鳌拜集团，消除了朝廷内部侵夺皇权的势力，但国内仍然存在着不安定的因素。他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柱上。其中又将解决“三藩”问题看成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

所谓“三藩”,即顺治年间清廷派驻云南、广东和福建三地的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后由其子耿精忠袭爵)。当时，他们奉命南征，击败南明政权及农民军余部，曾为统一中原做过贡献。与此同时，他们的权势也随之恶性膨胀，至康熙初年，已发展为新的地方割据势力，对清廷统治构成严重威胁。

诸藩势力的发展，与清初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当时清朝统治者需要以高爵厚禄招降汉族将领，为其统一中原服务。孔有德、耿仲明(耿继茂之父)、尚可喜，原为辽东人，于天命六年(1621)三月清太祖努尔哈赤攻占辽东后，陆续去皮岛，往依明总兵毛文龙。天聪二年(1628)六月，明蓟辽总督袁崇焕擅杀毛文龙，东江大乱，自相残杀，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辗转流徙，最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先后归降后金。清太宗皇太极出城相迎，重接待，并破例，授孔有德为都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命率所驻辽阳，号“天祐兵”;授尚可喜为总兵官，命率所部驻海洲(今辽宁海城),号“天助兵”。崇德元年(1636)六月，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封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尚可喜为智顺王。这时，直属清廷的三位汉人藩王，不仅于中央集权无害，反而有利于抵制满洲诸王，维护满清皇帝的地位和权势。崇德七年(1642)八月，皇太极命汉军四旗为八旗，令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分隶正红、正黄、镶蓝旗。

吴三桂在明清兴亡中是推波助澜的人物。他原籍江苏高邮人，后入籍辽东中后所，明原任锦州总兵吴襄之子、后任锦州总兵祖大寿的外甥，曾任游击、副将等职。吴襄因罪下狱，明晋升吴三桂为总兵官，令其率兵守宁远(今辽宁兴城)。明崇祯十五年(1642)二月，松锦会战结束，明十三万军队大部死伤、瓦解，蓟辽总督洪承畴降清，吴三桂逃回，收集逃兵，力守宁远，为明廷所倚重，清占关外各城，唯宁远未下。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初六，李自成农民军已入山西，昌平兵变，京师戒严，明崇祯皇帝封三桂为平西伯，令弃宁远，火速率兵入援京师，并起用吴襄提督京营。于是，吴三桂奉诏率军起程，但是其行动迟缓，每日行数十里。宁远至山海关仅两日的行程，结果是三月十六日才赶到，二十日到达丰润，吴三桂得知农民军已于前一日入京，便率部返回山海关。清廷曾多次下诏书招降吴三桂，正欲率兵入关的摄政王多尔衮更许诺“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爵藩王”。与此同时，李自成也曾派人招降吴三桂，但因农民军的“割富济贫”“追赃助饷”政策使地主官僚不寒而栗，所以吴三桂最终还是归降于清廷。同年四月，山海关一战，清吴联军大败李自成农民军，多尔衮即日封吴三桂为平西王。至此，清廷封汉人藩王，已有四名。

清廷入关后，主要是在汉人居住地区与汉人交战，所以很注意发挥汉人藩王的作用。顺治二年(1645)攻取南京，消灭南明福王政权，及追击李自成等战役，均有他们参加。

顺治三年(1646)八月，清廷授孔有德平南大将军，率耿仲明、尚可喜等征湖广。至顺治五年(1648)春，湖南诸郡县方定，并旁取贵州、广西部分地区，桂王转徙广西桂林，孔有德等奉命班师。顺治六年(1649)五月，清廷改封孔有德定南王，命其率兵二万征广西；改耿仲明为靖南王，尚可喜为平南王，各自率兵一万征广东。不久，耿仲明以隐匿逃罪自杀，其子耿继茂代领其众，袭封王爵，南进之师最为顺利，孔有德在是年冬即进占桂林，尚可喜等于次年冬攻克广州，桂王败走梧州。但张献忠大西军余部李定国、白文选等人与南明桂王合作，使南明力量大增,由于李定国进攻四川北部，清廷于顺治八年(1651)命镇守汉中的吴三桂进征四川。吴军力量强大，降清时即号称五万，征战过程又收降、扩员，大约已达七万。李定国等未能在四川立足后又转而争夺广西，于顺治九年七月攻克四川立足后，又转而争夺广西，于顺治九年七月攻克桂林，孔有德阵亡，其子亦被害，部下由其女婿广西将军孙延龄及其女孔四贞统领。因孔有德爵除，“四藩”成为“三藩”。顺治十年(1653)五月，顺治皇帝为协调西南五省力量，采取巢抚兼施的政策，消灭吴三桂王政权，令洪承畴经略五省，兼领江西，授“经略大学士”之印。顺治十四年(1657)十二月，顺治皇帝部署三路进兵方案，诏授吴三桂为平西大将军，与定西将军墨尔根侍卫李国翰从四川入贵州，另有宁南靖寇大将军罗托与经略大学士洪承畴从湖南、征南将军赵布泰与提督线张国安从广西入贵州。

顺治十五年(1658)正月，清军攻克贵州，顺治皇命多军宗室罗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将大军，代替宁南寇大将军宗室罗托，与其他两路乘胜进取云南。顺治十六年(1659)正月，三路大军俱入云南省城，南明永历皇帝等败走永昌府(今云南保山),后避入缅甸，两广、云贵基本平定。同年三月，顺治皇帝根据洪承畴建议，命平西王驻镇云南，平南王驻镇广镇，曾取得显著效果。吴三桂于顺治十八年(1661)十二月率兵入缅、强行引渡永历皇帝及其眷属、随行官员，并另遣总兵追击、招降巩昌王白文选，不久晋王李定国亦死，云南方定。耿继茂、尚可喜两藩分守闽、奥，亦曾有效地抵御了郑成功的进扰。

而后“三藩”拥兵自重，权势日张。最初耿继茂、尚可喜所属各有十五佐领，绿旗兵各六七千，丁口各二万。吴藩所属有五十三万佐领，绿旗兵一万二千，丁口数万。清廷为支付三藩军费，消耗很大，仅云南每年耗饷最多达九百余万，平时亦不下数百万。而且三藩分别专制一方，严重侵犯中央集权。吴三桂以功晋封亲王，总管云南、贵州二省文武军民一切事务，内外各衙门不得掣肘。顺治皇帝又应吴三桂之请，在授予云贵督抚的敕书时，竟写上“听王节制”四字。不仅如此，吴三桂委派部下亲信到他省任职，称为“西选”,一时间西选之官几满天下。吴三桂凭借强大的财力及“西选”任官权，极力笼络四方豪杰之士。他专制滇中十余年，日练士马，利器械。水陆冲要，遍置私人，各省提镇，多其心腹。其子为额驸，朝政纤悉，旦夕飞报。经常挟边防以自重。耿、尚两藩虽然不如吴三桂跋扈，然而也垄断地方大权，各为一方之患。

“三藩”各自把持驻地财源，鱼肉人民。吴三桂的王府原是南明永历皇帝所居五华山故宫，他在此基础上大肆兴建。吴三桂不仅占据沐氏全部庄田，又圈占明代卫所军田，将耕种这些土地的各族农民变为吴三桂的官佃户，恢复明末各种苛重的租税和徭役，此外还以放牧、狩猎等各种借口，强征人民土地，霸占其产业。

尚可喜、耿继茂早在顺治七年(1650)十一月便攻占广州。最初是两藩同驻一城，所以广州受害尤甚。他们创设“总店”,征收苛捐杂税。凡巧立名目不入正赋，或虽入正赋又加私抽的税目，均由“总店”征收。“总店”爪牙尽情搜刮，所得数额极为庞大，藩下所属私市私税,每年所获银两不下数百万，百姓是敢怒而不敢言。尚藩垄断对外贸易，不仅外商洋货全部控制，并乘朝廷厉行海禁之时，指使藩府参将沈上达大搞走私贸易。他们还侵夺民田，设立王庄、官庄，人民苦不堪言。

对于藩王之害，早已有人上奏朝廷。顺治十六年(1659)正月，曾任广东高要县的兵科给事中杨雍建，上疏反映了广东人民的苦难。然而，顺治皇帝为避免触怒藩王，并没有解决藩王问题，只是将耿藩撤走，改镇福建。

藩王不法贪虐不仅引起地方人民的不满，而且与清廷其他官员也矛盾重重。但凡直接与藩王齣静者必遭严惩。巡按四川的湖广道御史郝浴，因劾奏吴三桂拥兵观望、骄横跋扈罪行，遭吴三桂忌恨，被反诬为“欺妄冒功”流徙尚阳堡(今辽宁开原)。

顺治十七年(1660)十一月，四川道御史杨素蕴，发现吴三桂擅自以胡允等十人题补云南各道，并奉差部员亦在其内，因而上疏论劾，认为吴三桂未经吏部而擅自补授官员，是“轻名器而亵国体”主张“防微杜渐”“一切威福大权，俱宜禀自朝廷”。这样一般性奏疏竟也激怒了吴三桂。他摘引其中“防微杜渐”一语，谓意含隐射，语伏危机，上疏质问。当时正值吴三桂欲用兵缅甸、追剿桂王之时，朝廷不敢开罪于他，只好处罚杨素蕴。杨素蕴从此回陕西宜君老家，“闭门不出者十余年”,吴三桂反叛后才被重新起用。

清廷之所以如此百般迁就“三藩”,主要是因为需要依靠“三藩”平定和守卫西南、东南边疆地区。其结果，固然达到了消灭南明、稳定西南与东南局势的目的，但也酿成“三藩”隐患。顺治十八年以后，清廷与“三藩”的矛盾日益尖锐。康熙皇帝亲政以来，日夜悬念，不得不考虑有关撤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