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对危局

康熙十二年(1673)十二月二十一日，差往贵州备办吴三桂撤藩事务的兵部待郎党务礼、户部员外郎萨穆哈，奏报了吴三桂的反叛详情。消息传来，举朝上下为之震惊。尽管反叛并非一时一事酿成，但撤藩是导火索，人们的视线不可免避免地集中在撤藩之议，因而责怪倡义者是理所当然的。大学士索额图力主将“前议三藩当迁者，皆宜正以国法”。康熙皇帝十分冷静，断然否定索额图的意见，自己承担了全部责任，他说“朕自少时，以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岂因吴三桂返叛遂诿过于人耶”,他力保主张撤藩者，诸臣对此“莫不感激涕零，心悦诚服”。

康熙皇帝意欲派遣八旗劲旅平定叛乱，但朝内出现分歧意见。汉官左佥都御吏魏象枢反对自京发兵，说“圣人舞干羽而有苗格,何必劳师于远?贼至，我逸待劳，即可息弭矣。”满族朝臣虽然在撤藩问题上意见分歧，但在派兵平叛上意见却一致。他们当面反驳说“贼逼城下始出兵御敌，有是理乎”。汉大臣反对自京派兵，主要是担心“军需浩繁”,不胜负担，所以建议“就近调兵御守”。户部尚书米思翰答道“贼势猖獗，非绿营兵所能克制，宜以八旗劲旅会剿。军需内外协济，足支十年，可无他虑。”最后，康熙皇帝决定出兵平叛。

康熙皇帝力图将战事控制在云南、贵州、湖广(今湖南、湖北)三省之内。派前锋统领硕岱率每佐领前锋一名，兼程前往咽喉要地荆州(今湖北江陵)防守，以固军民之心，并进据常德(今湖南常德),以遏制叛军北进。接着，命西安将军瓦尔喀率副都统一员，悉领骑士，选拔将领，星驰开赴四川，坚守自滇入川险隘之地，待大军进剿云南时与提督配合，相机进讨。因广西近邻贵州，授孙延龄为抚蛮将军，以线国安为都统，令统兵固守。为了集中力量打击吴三桂，及时下令停撤耿、尚二藩，召回梁清标和陈一炳。

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命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总领诸将驻守荆州。多罗贝勒察尼、都统觉罗朱满等八人参赞军务，都统范达礼、王国诏、副都统鲁西巴图鲁等十四员大将同往。因叛军已进湖南，荆州居民十分恐慌，为了大军早至荆州，安定兵民，康熙皇帝命大将军勒尔锦于所领兵内，又陆续派出三批先遣军，继硕岱之后，日夜兼程，开赴荆州。荆州位居天下之中，自古即为兵家必争之地，康熙皇帝派重兵据江固守，遏制叛军北进之路，是稳定战局的重大决策。此外，又曾派都统赫业为安两将军，率京城所发官兵同将军瓦尔喀等由汉中入蜀，护军统领胡礼布为副将军，偕署前锋统领穆占、副都统颜布同往。两路大军出发之日，康熙皇帝亲赐敕印，谐堂子行礼，祭旗纛，亲出西长安门送行，可见对其寄予厚望。

康熙皇帝考虑到大兵进征楚蜀，援兵自京发遣，难以及时赶到，而且会导致士马疲劳。于是，以山东兖州地近江南、江西、湖广，山西太原地近陕西、四川，均属东西孔道，故令副都统马哈达领兵驻兖州，扩尔坤领兵驻太原，“秣马以待，所在有警，便即时调遣”。又于“距潼关、郧襄皆近”的河南府(府治洛阳)设立新的中转站，命副都统塞格等率兵驻守。康熙皇帝为了及时掌握前线军情，命兵部于原有的驿站之外，每四百里置笔帖式、拨什库各一名以快速转递前方的军报，保证及时了解和掌握各路战况，尽快采取对策。吴三桂最初轻视了康熙皇帝，以为年方二十，怎会指挥打仗?

军事部署就绪后，康熙皇帝即于十二月二十七日颁发了一个声讨吴三桂背恩反叛罪行的诏书，宣布削其亲王爵位，表示以武力平定叛乱的决心。诏书训谕云、贵两省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各宜安分自保，无听诱胁。即或误从贼党，但能悔过归城，悉赦已往，不复究治。至尔等父兄子弟亲族人等，现在直隶各省出仕居住者，已有谕旨，俱令各安职业，并不株连，尔等勿怀疑。其有能擒斩吴三桂头献军者，即以其爵爵之；有能诛缚其下渠魁，及以兵马城池归命自效者，论功从优叙录。联不食言”。

康熙皇帝为保护东南财富之区，注意到长江下游重镇安庆(今安徽安庆)的防务。于康熙十三年(1674)正月，除命两江总督阿席熙调集官兵“于封疆扼要之处，加意侦探严防”之外，又命德州(今山东德州)、沧州(今河北沧州)及顺义(今北京顺义)等十处驻防满兵会于德州，以都统尼雅翰为镇南将军率领往兖州，会同驻防副都统马哈达，分兵防守各要塞。

然而，由于统领清军各路兵马的勒尔锦等满族将领，久未经战阵，又惧怕吴三桂，因此领兵不前，致使有利的战机丧失。加之康熙十三年(1674)正月，四川巡抚罗森、提督郑蛟麟、总兵谭弘、吴之茂等投降吴三桂，致使四川失守，还危及陕西和湖北。在湖广战场，吴三桂遣总兵杨宝荫、将军夏国相、张国柱、吴应麟等，分别攻陷常德、澧县(湖南澧县)、衡州(湖南衡阳)、岳州(湖南岳阳)等地，致使长沙副将黄子聊以城相献。至此，整个战局对清廷十分不利。

康熙皇帝为防止四川叛军东出夔州(四川奉节),命彝陵总兵官徐治都仍回彝陵(今湖北宜昌)防守，派副都统佟国瑶为提督总兵官驻防湖北郧阳。但荆州仍然岌岌可危。恰在这时，康熙皇帝所派以硕岱为首的第一批先遣队及其后三批先遣队，陆续于是年正月二十四日，二月初、初二、初六抵达荆州。不久，大将军勒尔锦亦率兵到达。进驻常德、长沙及争取湖南的愿望虽未达到，但荆州确实得以保固，并兼顾武昌、彝陵、襄阳、郧阳等地。此举对阻止吴军北上、东进，稳定湖北形势，乃至扭转整个战局，意义十分重大。

吴三桂驻兵湖北松滋，三月不进。刘玄初上启催促说：“愚计此时当在搏黄龙而痛饮矣。乃阻兵不进，河上消遥，坐失机宜以待四方之兵集，愚不知其为何说也。……夫弱者与强者图，弱者利于乘捷，而强者利于角力；富者与贫者讼，贫者乐于速结，而富者乐于持久。今云南一隅之地，不足当东南一郡，而吴越之财货、山陕之武勇，皆云翔婿集于荆襄江汉之间，乃按兵不举思与之持，是何异弱者与强者角力，贫者与富者竞财也!”吴三桂用兵几十年，老谋深算，不会不明此理，怎奈荆州兵力实在强大,几次进攻，均未得逞。由此可见，派强兵，守荆州，确实是康熙皇帝的英明部署。

在康熙加强荆襄防务的同时，还部署增兵陕西。他命都统席卜臣为镇西将军，与副都统巴喀、德业产同往保守西安，接应进川大军。康熙十三年(1674)二月二十七日，他又派武英殿大学士、以刑部尚书管兵部尚书事。莫洛经略陕西，率领满兵驻守西安府，会同将军总督而行，巡抚提镇以下皆听其节制，兵马钱粮归其调发。这样，在陕南、荆襄一线与敌处于相持状态。

是年三月中旬，反叛形势进一步恶化。耿精忠受吴三桂煽惑，据福建反叛。因而浙江顿时紧张，温州府所属营兵降贼，黄岩总兵官所属太平营叛乱，平阳兵变，耿藩悍将曾养性乘机北上，占领渐江南部。耿精忠于吴三桂约定合攻江西；另致信台湾郑经，请于沿海登陆。在这之前，是年二月下旬，广西将军孙延龄反叛。潮州总兵官刘进忠暗通逆贼耿精忠，于四月也拥兵叛。仍忠于朝廷的广东尚可喜，处于腹背受敌状态。江西巡抚董卫国虽然忠实可靠，但亦处在湖南、福建夹攻之中，而且民心不稳，康熙皇帝事后回顾当时江西情况说：“贼未到之先，地方奸徒辄行倡乱，广信、南康、饶州、奉新、宁州、宜黄、安仁、永新、永丰、彭泽、湖口、泸溪、玉山、铅山等处，所在背叛，忠义全无。绅衿兵民人等，或附和啸聚抗拒官兵，或运送粮米助张贼势，或布散伪札煽诱良民，或窝藏奸细潜通消息，轻负国恩相率从逆，以致寇氛益炽兵力多分”。

江西是广东唯一通道，江西吃紧，进一步危及广东。康熙皇帝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及时加强江南各地的军事力量，除原有的江宁将军额楚、杭州将军图喇、镇海将军王之鼎等之外，又新任命一批将军，分别率兵镇守各地。安南将军额驸华善守京口，定南将军希尔根赴江西，扬威将军阿密达镇江宁(南京),平南将军都统赖哈塔去杭州，平寇将军根特巴图鲁援广东，镇东将军喇哈达驻江南，以保护东南财赋重地，并防止叛贼吴三桂与耿精忠会师江西。

康熙十三年(1674)四月初，吴三桂放还朝廷使臣礼部待郎折尔肯、翰林院学士傅达礼，并携来“词语乖戾，妄行乞请”的奏章。此后不久，达赖喇嘛出面，建议朝廷“莫若裂土罢兵”。吴三桂欲以平等身份与朝廷对话，迫使康熙承认既成事实。康熙皇帝义无反顾，认为对背恩反叛之徒，或征剿或招降，必消灭为止，不能退让，为彻底粉碎吴三桂的幻想，康熙皇帝采纳诸王大臣建议，于同年四月十三日决定将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及孙世霖处绞。将吴应熊正法，确实起到了“以寒老贼之胆，以绝群奸之望，以激励三军之心”的作用。最初吴三桂自恃已占半壁江山，儿子又是皇帝懿亲，朝廷必不杀以为之招抚，当他闻及吴应熊被绞死，“惊悖气夺，遂底于亡”。

康熙皇帝认为，不仅在政治上和心理上克敌制胜，更重要的是要在军事上压倒叛军。他纵观全局，深感各个战场目前兵力仍较单弱，仅能与敌对峙，难以进攻取胜；除荆州有大将军勒尔锦统辖外，其他各地将军之间互不统属，容易贻误战机；吴三桂于岳州屯集重兵，随时可以北上、东进，荆州兼顾岳州，亦力不胜任。于是，康熙皇帝从是年六月至九月，又陆续于岳州、浙江、四川、江南、广州各路增派大将军。他先后共派出六名大将军，其中有三名投入江浙地区战场，而且全是亲王。由此可见，交战双方为争夺江西、浙江、江南已成当时的焦点。正如康熙诗所云“临轩重简亲藩出，军威万里风雷疾”。各路大将军的任命和出征，使讨吴阵容大为改观。大将军不仅携带八旗前锋、护军、骁骑等劲旅，并王、贝勒、贝子、公下包衣佐领甲士及所部人众披甲者，而且可以统一指挥、“相机调动”其辖区将军、都统、总督、提镇等所领满洲、蒙古、汉军及绿营兵丁。康熙同时昭示：“所以遣王等者，非谓诸将才能不足，念诸王贝勒皆朕懿亲，指挥调度无可牵掣，守御征剿足增威重。”这一部署，为稳定战局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并为主动进攻、收复失地创造了条件。

吴三桂叛乱，不仅使前线各省形势紧张，而且引起后方事件接二连三。康熙十二年年底吴三桂反叛消息传来，杨起龙假称“朱三太子”,串联旗下家奴，酝酿起事；康熙十三年(1674),八旗禁旅大量派出之后，于四年春爆发了察哈尔蒙古和硕亲王布尔尼的叛乱。这些事件虽然很快被平定下去，但是康熙此时的心情极为沉重。前线胜负未卜，使他时刻悬念，加之军务繁忙，日夜不得安闲。然而他自知身为皇帝必须稳重沉着，“持心坚定”,不能慌乱。为了安定人心，他在生活起居的安排上尽可能缓解紧张气氛，“外则视以暇豫，每日出游景山骑射”。“经筵”“日讲”暂停数月之后，亦照常进行，从无间断。康熙皇帝此举，果然对稳定民心有益。事后他才说明此中用意，“当时朕若稍有疑惧之意，则人心摇动，或致意外，未可知也”。